土城失利
遵義會議的召開，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是擺在紅軍面前的局面依然困難重重。
會議上，毛澤東分析了當前敵我態勢，湘軍在湘黔交界處布以重兵，黨沒有在貴州的工作基礎，紅軍處在兩江（烏江、長江）之間，迴旋餘地不足，在黎平會議上原定以遵義為中心，在川黔邊創建新根據地的計劃很難實現。
最後，會議接受了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渡江入川，開闢新的根據地。
1月20日,下達《渡江作戰計劃》，經川南渡江後轉入川西北,協同四方面軍實行總的反攻,爭取在四川站穩腳跟。
1月23日,潘文華令郭勛祺率領兩個旅向土城前進,於赤水河東岸地區阻截住紅軍,不讓其入川。
郭勛祺四川華陽人,自幼家庭生活十分困難,在藥店當過夥計，出身寒微，此人與四川籍共產黨人楊暗公（楊尚昆之兄）、劉伯承、陳毅等人有很深的交往。
1月25日,紅一軍團進占土城,並向赤水城推進。但赤水城卻已被川軍先於紅軍占領。赤水城地處川黔交界,東南部山大坡陡,西北部河谷開闊,公路毗連附近的川黔各縣,更是中央紅軍北上入川必須通過的要點。
這個要點是中革軍委《渡江作戰計劃》規定必須奪占之地。保有此地,是實現北渡長江、進而赤化四川的關鍵。紅軍先於川軍占領了土城,取得西渡的有利地位。川軍占領了赤水城阻礙了紅軍的北上。雙方雖各有得失,但紅軍渡江北上的作戰計劃,被打了折扣。
表面上，劉湘決定再派兩個旅入黔,但這兩個旅要既能在表面上積極行動以應付蔣介石,又能暗中保存自己,不主動攻擊紅軍;如果紅軍果真要渡江入川,則又要能打硬仗以阻止之。
劉湘選定了郭勛祺，郭對自己忠實,同時又同情共產黨，在重慶李子垻劉湘的私邸,劉湘與郭勛祺密談交底。讓他去執行「剿共」又「存共」的任務，相機行事。
1月26日,毛澤東到達土城。郭勛祺也尾追紅軍進至土城以東
地區。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研究後,決心在土城以東青槓坡地區圍殲郭部。
六天前,中革軍委在《渡江作戰計劃》中已指出:「必要時在赤水以東地域,與追擊和截擊的敵人一路進行決戰。」
現在,毛澤東認為時機成熟。
1月27日,林彪一軍團在赤水城南陷人與川軍的激戰。李聚
奎的一師在黃皮洞被川軍三面包圍,傷亡較大，陳光的二師在復興場戰鬥也不順利。
郭勛祺尾追董振堂的五軍團,至下午搶占了土城東面青槓坡和石恙嘴,截斷了五軍團與三軍團四師的聯絡。與郭部決戰尚未展開,總的形勢已呈現不妙。
1月28日,紅軍三軍團、五軍團按預定計劃,在土城東青槓坡地
區與川軍郭勛祺展開決戰,從南北兩面向郭部發動猛烈進攻。三軍團擔任主攻。彭德懷親臨前沿陣地指揮,與川軍反覆爭奪陣地,雙方傷亡很大,戰鬥極其艱苦。
這一仗,對川軍的戰鬥力,紅軍各級指揮員思想準備是不足的。長征之前,當川軍田頌堯部對紅四方面軍的三路圍攻失敗後,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中就稱川軍「全部瓦解」、「戰鬥力全無」甚至一支婦女赤衛隊也"繳了一個團白軍的槍」。
對川軍極其輕視。長徵到貴州後,又認為川軍與不堪一擊的黔軍差不多,內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鴉片,紀律渙散。
然而，對川軍裝備優良、注重訓練、各級均設軍官教導團、教導隊的情況,以及劉湘部幾乎無役不與,作戰經驗相當豐富的情況,中革軍委的主要領導者卻不甚了解。
要北上入川,不但對川軍素質估計過低,也對川軍參戰實力偵察不準確,認為紅四方面軍在川北牽制了四川軍閥的大部,川軍「不可能及時地以優勢兵力在沿岸備處封鎖長江」。
由於情報有誤，青槓坡的川軍郭勛祺部,不是紅軍原先估計的四個團六七千人,而是六個團一萬餘人，不是「戰鬥力全無」,而是戰鬥力甚強。原想圍殲郭部,但郭勛祺不但沒有被消滅、被打退,反而在優勢火力的掩護下,步步進逼土城,紅軍局勢呈現危急。
土城之戰是遵義會議後的第一仗,成敗關係全軍士氣。在此緊
急時刻,朱德提出親自上前線指揮作戰，毛澤東連吸幾口煙,沒有答應。朱德把帽子一脫,大聲說:「只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足惜!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劉伯承上了前線。毛澤東急令奔襲赤水城的紅一軍團火
速回援,同時命令陳賡、宋任窮率軍委幹部團急赴前線,發起衝鋒。
紅軍與川軍在土城以東展開惡戰。衝鋒與反衝鋒犬牙交錯,險象環生。川軍一直攻到白馬山中革軍委指揮部前沿。連董必武、林伯渠、鄧穎超、賀子珍等同志組成的軍委幹部休養連也還沒有撤離,陷入險境。
幸好陳賡率紅軍最後的老底子軍委幹部團衝上來奮力救援,才使休養連脫離敵人的火力攔截,撤出險境。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也是在一個排的掩護下,倉促地撤出陣地。
總的不利趨勢難以遏制。紅軍的總攻變成了川軍的反攻。進
攻作戰變成背水作戰。時任三軍團四師政委的黃克誠回憶說:「當
時張宗遜師長已進了衛生所,我又趕上害病,躺在擔架上指揮部隊。適逢朱總司令前來督戰,看到部隊疲憊不堪的樣子,朱總司令非常惱火,對我一通大罵。」
向來以寬厚著稱的總司令,對躺在擔架上帶病指揮部隊的指揮員發火,可見當時局面之緊張危急。
1月29日拂曉前,紅軍停止戰鬥,研究決定，渡過赤水河。
這是緊急情況下臨時決定，成為紅軍著名的四渡赤水作戰的開始。
一渡赤水是在敵情嚴重、戰鬥失利的情況下進行的。為迅速擺
脫追敵,部隊再次輕裝。一些笨重的物資、機器被拋進河中。當時三軍團還有全軍最後一門山炮,是1930年打長沙前繳獲的。繳獲時只有彭德懷和一個朝鮮同志李武亭會用炮,他們兩人變作炮手,自己瞄準,自己調整,自己發炮射擊,紅軍自此算是有了自己的炮兵。
這門連湘江封鎖線都闖過來的山炮,也被迫投入赤水河。這是從中央蘇區出髮長征以來,中央紅軍被迫第二次大輕裝。
1月30日,郭勛祺率部進入土城。得知紅軍主力進入雲南,並未北上入川後,郭便藉口休整部隊,停止了前進、此後郭勛祺根據劉湘、潘文華的命令,保持一天行程尾隨紅軍，由東向西,再由西向東,由川人黔,又由黔入川,跟隨紅軍四渡赤水,但沒有再與紅軍作戰。
遵義會議設想了赤化四川,卻沒有設想要四渡赤水。
但那不是歷史，歷史從來是在挫折中隆隆前進。
雖然「輕敵」、「情報出錯」是土城失利的主要原因，但如果能及時調整戰場指揮的話，紅軍並不一定會出現如此大的傷亡。
如青槓坡之戰，我軍前期兵力部署不到位，前線部隊並沒有全部投入，我軍將紅一軍團分兵出去。攻擊赤水的決定，也使我紅軍沒有形成一個整體，缺乏聯繫和支援。
1956年,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
四次敗仗,兩次發生在四渡赤水之間。
《長征組歌》中「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四渡赤水兩次打了敗仗與用兵如神之不是很矛盾嗎，說得通嗎？
遵義會議把博古、李德「轟下台」，大家都希望毛澤東協助周恩來，打一兩個勝仗，扭轉被動局面。
可是遵義會議後第一仗土城就失利，北渡長江的戰略計劃未能實現，這對毛澤東的威信無疑也是一個打擊。
許多回憶四渡赤水的文章,對一渡赤水前後遵義會議確定的戰略方向被迫改變一事略而不提，提了,似乎便會影響遵義會議的偉大，影響偉人的光輝，影響用兵如神。恰恰是這種「好心好意」的迴避,把共產黨人的最富生機的靈魂給抽掉了。
其實沒有神。中國工農紅軍從領袖到戰士,都是—個個鮮活的個人，人最不能免的就是失誤,偉人最可貴的就是能迅速改正失誤。
應該說，土城失利給紅軍領導人很大的教訓，遵義會議一結束就提反攻,就提決戰,是不明智的,敵人內線作戰,力量雄厚，紅軍外線作戰,人員裝備嚴重不足，川軍以逸待勞、人地兩熟，紅軍則長途轉戰,人地生疏。
在這種情況下動輒「反攻」、」決戰」,以為解決了錯誤的軍事領導，把定了正確的軍事路線就無往而不勝的思想，被土城失利所警醒，長征本身就是戰略退卻，為保存實利以圖發展，尋求決戰正是蔣介石求之不得的。
土城戰役是毛澤東形成機動靈活、避實就虛、變被動為主動軍事思想的又一次實踐戰，因此遵義會議後的土城戰役意義極其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