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9年，年僅39歲的後周世宗柴榮離世，次年身為殿前都點檢的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北宋建立。新朝伊始，除一系列典章服飾需要變更以外，最緊要的事情便是確立都城的位置。
面對長安洛陽等此前已擔任過都城，並自帶山川護甲的險要之地，北宋君臣卻選擇了位於平原地帶的開封，這一決定直接導致166年後，金兵長驅直入攻破汴梁，釀成兩宋難以啟齒的「靖康之亂」。
後人習慣用結果導向思維評判趙匡胤當時的決定，但事實卻是在北宋初年，帝國境內確實找不到比開封更為合適的選項。從盛唐衰敗到五代十國，長安洛陽經過安史之亂、黃巢起兵、藩鎮混戰和朱溫叛唐，不知被攻陷過多少次，而每一次兵災對長安洛陽來說都是一場劫難，史載東西兩都「十焚六七」。換句話說此時的長安洛陽與漢唐時候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就算趙匡胤有心將都城設在這裡，飽受兵災破壞的兩地也承擔不起作為首都的職能。
其次是氣候的變化和大運河的開通，導致中國的經濟中心整體向東南移動，關中優渥的農業環境基礎不復存在。在很多先秦時期的文獻資料里，我們多少能夠從隻言片語中了解到彼時關中的樣貌，沃野千里且植被繁茂，與今天光禿禿的西北高原相比宛如兩個世界。這是因為西周秦漢時期，關中氣候整體濕潤，北方雨量充沛，故而從渭河平原到河西走廊都是一片水草肥美之態，黃土高坡上更是森林密布，鳥獸成群。
這樣的狀態從東漢末年開始就走向下坡，隨著氣候逐漸變冷，西北的農業環境遭到破壞，土地荒漠化加劇，許多半耕半牧的少數民族竟也向關中滲透。至隋唐時期，僅靠渭河平原上的土地已養活不了長安龐大的人口，朝廷要麼前往東都洛陽就食，要麼靡費財力人力從東部向關中運糧。而經過戰亂破壞之後，長安洛陽的狀況進一步惡化，至北宋建立之初，即便是條件尚好的洛陽也不過殘存兩萬人口，與盛唐時期那種動輒百十萬人的大都市相比實在不值一提。
至於大運河的開通，則對削弱長安洛陽的經濟地位起到了釜底抽薪之效，儘管隋朝因運河而亡，但東部卻因運河而盛，尤其是江南地區，自此貢獻天下一半的財賦。而開封居於運河之側，不僅維繫著南北經濟，更可控制天下財政，宋代《清明上河圖》中展現的東京汴梁便是當時開封的繁華寫照。當然上述原因多是客觀方面的考慮，從主觀上講，以趙光義為首的群臣更是極力反對遷都之事。
唐宋之間，中原地區先後出現梁、唐、晉、漢、周五個王朝，其中除了後唐定都洛陽之外，其餘四個朝代均定都開封，這使得官僚集團們的利益在開封城內盤根錯節。北宋通過和平過渡取代後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對前朝皇族和官僚群體做出妥協，而這部分人又都是定都開封的堅定支持者。其中北宋二號人物趙光義更是公開反對遷都事宜，原因就在於趙光義時任開封府尹，其所有的勢力均盤踞在汴梁，一旦遷往別處，其影響力必然大打折扣。
最後一點就是來自正北方向的威脅，我們常常樂道於明朝「天子守國門」的氣概，但反觀宋朝豈不是另一版本的「天子守國門」？彼時幽雲十六州已盡數落入契丹之手，華北平原門戶大開，如果選擇定都關中，朝廷倒是頗為安全，但整個中原都要面臨遼國騎兵的掃蕩。趙氏兄弟對國家的前景有一整套的設計，他們不會也不允許這種情況出現，所以寧願囤駐重兵於開封周圍，也要死死守住帝國的北部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