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風面（ID：FengmianMedia），作者：南無哀（王保國）
拍攝中國是一門大生意
——久保田博二拍攝中國的背後
為撰寫《東方照相記——近代以來西方重要攝影家在中國》一書，我認真梳理了1980年代拍攝中國的外國攝影家，一度為收入伊芙·阿諾德（Eve Arnold，1912—2012，美國）還是久保田博二（Hiroji Kubota，1939-，日本，下稱久保田）有所躊躇。最後收入了阿諾德，這並不意味著久保田不重要：恰恰相反，久保田乃是1980年代最轟動的拍中國的外國攝影師之一，頗具傳奇。
久保田的老師艾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1928- ，美國）曾說瑪格南攝影師是一群旅行家，久保田是其中的跑路冠軍。其實還有一點他沒說：久保田是這群旅行家中最出色的生意人，也是其中唯一的攝影禪師。
■ 三個國家，三個師傅，三堂課
久保田生於東京，是家中次子，所以名中有「二」。老爸經營一家魚店，日子小康。當時日本傳統是老大繼承家業，老二讀書謀生，久保田得以入讀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系。1960年，他選了「偏遠地區人們的憲法意識」為題目做畢業論文，不同季節去了三次羅臼（Rausu，日本小島，位於沖繩略北），調查了那裡人們的憲法意識和憲法實施情況，還拍了很多照片回來。
他拿著照片去向當時享有盛譽的日本攝影家濱谷浩（Hiroshi Hamaya，1915-1999）請教，後者推薦到《文藝春秋》（Bungei-shunju）雜誌發了16頁。此後成為濱谷浩的助手：開著老爸的車拉著濱谷浩外出拍攝。
濱谷浩
濱谷浩算是久保田的第一位師傅，久保田羞羞答答不承認。一方面因為濱谷浩主要是帶久保田旅行，攝影方面指導不多，雖然他們夫婦對久保田非常好，他們沒有孩子，母愛泛濫的濱谷浩夫人視久保田為養子，未經同意就為他找了個媳婦兒，嚇得久保田落荒而逃。另一點是，當時濱谷浩主要拍報紙雜誌委派的活兒，久保田不喜歡。
但久保田攝影生涯的第一個關鍵機會正來自於濱谷浩。
1961年是日本—美國新安保條約簽訂一周年，日本各地舉行了眾多抗議活動，東京各高校示威尤烈，瑪格南攝影師勒內·布里（Rene Burri，1933-2014，瑞士）、艾略特·厄威特和伯特·格林（Burt Glinn，1925-2008，美國）前來採訪報導。
濱谷浩（當時他的照片由瑪格南代理）將久保田介紹給他們做嚮導和司機：三人對社會的評論、對攝影的理解、他們的輕鬆幽默和極端好奇心，讓久保田一見傾情。
告別時，勒內·布里將用了多年的一台徠卡M3機身送給久保田作紀念；厄威特回紐約後寄來了第二副攝影毒藥：卡蒂埃-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久保田被徹底洗腦：攝影師居然能拍出如此不可思議的照片！這才叫照相啊！
切·格瓦拉，攝影©勒內·布里
攝影©艾略特·厄威特
攝影©伯特·格林
半年後，拿著厄威特的擔保信、家裡湊的500美元現金、一張單程機票，久保田飛往紐約。
那時的日本和1970年代的中國差不多，申請護照和換美元非常困難，出國只是外交人員和外貿公司的事兒，和老百姓沒關係。而久保田居然要跑到美國去玩照相，太不靠譜了！可是，那些不可思議的照片在招手，怎能不去呢？
紐約的攝影課堂很精彩，但久保田首先要吃飯。他的瑪格南師傅們照片拍得好，做人更是槓槓滴。伯特·格林雇久保田當司機（平時他是自己開），每天給他25美元；科奈爾·卡帕（Cornell Capa，1918-2008，美國）喜歡日本菜，每當有重要客人來訪，他就喊：「久保田，弄點兒有趣的吃吃！」時不時地給他50美元；其他瑪格南攝影師也經常派零活兒給他。
結果是：久保田不是瑪格南雇員，卻天天都在瑪格南辦公室準時出現。有時間他就細讀《決定性瞬間》，找出卡蒂埃-布列松、布魯斯·戴維遜（Bruce Davidson，1933-，美國，那時正拍《紐約東100街》）等人的印片小樣認真琢磨，看出了秘密：攝影師在不接受委託任務、拍攝自己內心想拍的東西時，照片更出色。久保田將之視為攝影信條，後來他說「從未要求瑪格南任何一個辦公室給我尋找委託拍攝任務，但如果有，哪怕只付一便士，也不拒絕」。
1960年代初的美國社會正經歷變革時刻，民權運動、搖滾樂、嬉皮士、性解放、反戰示威等一浪接一浪。厄威特告訴久保田到紐約之外走走，結果是他有機會拍攝了黑人爭取民權的遊行、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1929-1968）在華盛頓的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還在芝加哥開了一段時間照相館：第一單是給史密斯太太拍肖像，拍完之後人家付了250美元；照片衝出來，久保田羞愧難當，拍得太差了！他說一直在打聽史密斯太太的地址，好把那250美元退回去。
攝影©久保田博二
1967年，久保田發現同居女友（美國白人）另有所愛，轉身回了日本。次年，在東京籌集20000美元，將科奈爾·卡帕在紐約辦的《關心人的攝影師》（Concerned Photographer）展覽請到了東京，展覽結束贏利3000美元。「怎麼感謝你呢？」科奈爾·卡帕電話里問，「我想要一張環球旅行機票」，久保田說。那時一張環球機票1000美元，這張機票讓久保田認識到「世界」遠遠不是美國，更不是日本。
那時的世界不是今天的世界，那時還沒「全球化」，世界也沒變成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說的「平的」，很多地方還看不到麥當勞玻璃牆摩天大樓，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區、每一座島嶼、每一個民族都有獨特的傳統和風情——這種源自歷史地理的差異，讓世界有一種自然而然的整體感，而不是今天表面上全球化，實際上卻碎片化、虛擬化、空心化、美國化。久保田們生逢其時，在世界消失之前，他們看到了，拍過了！
攝影©科奈爾·卡帕
1972年，他在繼東京、紐約之後，在越南西貢上了第三堂攝影課：這是一堂戰地攝影課，師傅是當時已享大名的瑪格南攝影師唐·麥卡林（Don McCullin,1935-）。
久保田和麥卡林住在西貢法國人開的一家小旅店。
「你到過前線嗎？」麥卡林問。
「沒有，」久保田說，「對戰地攝影，我是菜鳥。」
攝影©堂·麥卡林
一個月中，久保田跟著麥卡林採訪了兩處前線陣地。「一定要相信直覺」，麥卡林一再告誡久保田，「直覺到有危險，就一定有危險，這時候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跳進最近的散兵坑，不管裡面擠了多少人。」
對戰地拍攝，久保田根本找不著北，而麥卡林卻對所有事情都門兒清，該拍的時候拍，該躲的時候躲，聽聲音就知道是炮彈出膛還是即將砸到頭上——「當時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嚮導了」，久保田感嘆。
戰地攝影課久保田沒交出像樣的作業，卻釐清了自己的未來：當時戰地攝影很熱，很容易出名，但那不是自己的菜。他不喜歡戰爭。
攝影©久保田博二
三年之後，西貢即將落入越共之手，瑪格南攝影師格里菲斯（Philip Jones Griffiths, 1936-2008，英國）、麥卡林等都被南越政府列上黑名單無法入境，時在緬甸的久保田受瑪格南派遣再次到西貢，拍攝了《西貢的陷落》（Fall of Saigon），攝影署名：久保田博二/瑪格南圖片社。
■ 拍攝中國，最厲害的介紹信：
西園寺公一與周恩來的交情
久保田將自己55年攝影生涯的三個節點稱為ABC，A是美國（America），B是緬甸（Burma），C是中國（China）；拍攝中國，讓久保田聲名鵲起，由一名普通攝影師一躍成為國際知名攝影家，並成為瑪格南的正式會員。
久保田拍攝中國，有一個大背景。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1972年9月，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實現邦交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中民間外交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是西園寺公一（1906-1993）先生。
西園寺公一
西園寺公一生於日本名門望族，祖父西園寺公望（1849-1940）曾輔弼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被稱為「最後一位元老」（「元老」是天皇的最高顧問，有向天皇提名內閣總理人選之權力）；父親西園寺八郎任職宮內省，與裕仁天皇關係密切。西園寺公一青年時留學英國，畢業於牛津大學並遊歷歐美，受到當時流行的左翼思潮影響。
戰後當選日本國會議員，作為有遠見的政治家，致力於推動中日關係正常化。1958年秘密加入日本共產黨，並率全家從日本移居北京12年，推動中日政治、外交、貿易和文化交流，是毛澤東的座上客，被周恩來總理譽為中日關係的「民間大使」，與陳毅、郭沫若、廖承志等交情深厚，在中國高層人脈極廣，是1960年代最著名的國際友好人士之一。
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之際，西園寺公一要將留居中國的照片精心製作成禮品贈送，有人推薦了久保田，就此久保田與西園寺公一相識，與西園寺公一的助手南村志郎成為好友。1978年9月，南村志郎打電話給久保田：「你不是一直想拍中國嗎？現在是時候了！」
南村志郎所謂的「是時候了！」是指當年10月份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將訪問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換文儀式，標誌著中日關係將進入新階段。這時候，西園寺公一先生向中國有關方面推薦日本著名攝影家久保田，受到中方高度重視，因為推薦人面子極大，久保田某種程度上享受了「周恩來總理的客人」一般的隆重接待。
此後到1985年底，久保田造訪中國47次，拍攝時間共計1050天，拍攝底片超過20萬幅(少數用寬畫幅相機和配200mm鏡頭的尼康相機拍攝，絕大多數用配35mm鏡頭的同一台徠卡相機完成)，中方提供的便利之多、配合程度之高，前無古人，也可能後無來者。
■ 把拍攝中國做成了一樁大生意
初次造訪北京的久保田並沒急著去拍照，他想先交一批朋友。中方接待之隆重，讓他意識到即使提出額外要求也不會被拒絕。「我想再呆一個禮拜，好好拍攝北京」，原定一周的訪問結束時，久保田提出了要求；中方爽快同意。
有關方面安排新華社攝影部接待久保田。到新華社時，場面之大讓他瞠目：新華社各級領導整整60人等著和他握手。剛上任的攝影部主任孫振將久保田介紹給每一位領導，然後詳細詢問了久保田的拍攝計劃。這樣的場面讓久保田更加自信，他進一步提出要求，表示自己想把中國拍一遍，拍攝每一個省，一個省呆一個月。
這回輪到孫振瞠目了：「從沒聽說過這樣的拍攝！您不能快點嗎？」
「不能」，久保田說，「我幹活很慢，非常慢。」
對於「周恩來總理的客人」，新華社全力配合。
當然，久保田對新華社也投桃報李，他知道這個機構在中國的影響力。當時新華社有進口照材的特權，但與器材生產商不熟。久保田通過關係讓柯達膠片公司邀請新華社相關負責人造訪了美國總部，回程在東京停留時，又讓富士膠片公司負責接待。
此後這兩家膠片公司有了進入中國市場的最便捷通道，久保田在中國的拍攝更是左右逢源，得到新華社以及各地攝影家協會的大力支持，在廣西拍攝時兩次租用飛機航拍桂林，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外國攝影師獲准包機航拍的第一人。
△1979年，上海，豬頭。豬肉是人餐桌上的主要肉製品。攝影©久保田博二
1985年底，《中國》（On China，直譯是《中國之上》）大型展覽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開幕，同名攝影集以七種語言出版，轟動一時。當時小有名氣的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1936-）為攝影集寫了序。坦率地說，與其說是史景遷為久保田寫序，倒不如說是亟需中國經驗的他將久保田的中國照片當成中國現實的替代物，抒寫和印證自己的某些想像、推論。
那時候史景遷還沒有形成20年以後對中國的概念，也基本沒有個人化的中國經驗，後來他將去中國的西方人分成兩種，一種是想改變中國的人，比如丁韙良（W. A. P. Martin，1827-1916，美國，曾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等職）等，另一種是去探尋中國的人，久保田屬於後者。
△ 公園中玩牌的老人，中國廣東廣州，1993 年。攝影©久保田博二
△ 中國河南鞏縣（1991 年改為鞏義市）宋永定陵，1982 年。攝影©久保田博二
△ 縫紉機廠的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中國新疆喀什，1980 年。攝影©久保田博二
從拍攝到展覽、畫冊，七年間久保田花了約50萬美元，這次展覽一次性地賺了回來。當時有機會拍中國的西方攝影師寥寥無幾，世界急著了解宣稱要改革開放的中國，現在有了久保田這條大魚豈肯輕易放過？
於是國際媒體爭相高價購買他的各類專題的首發權；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買一張桂林航拍照片做廣告，一幅就賣了20000美元。更大的賺頭還在後邊。美孚公司作為贊助商出席了展覽開幕式。久保田想把這個展覽辦到中國去，並想讓美孚公司贊助，於是想了一個主意：邀請中國駐美大使出席開幕式，這樣美孚公司高層就有機會和中國大使拉上關係，他們就有可能贊助在北京的展覽。
科奈爾·卡帕幫他搞定了一切。1987年3月3日，《中國》大型展覽作為中日友好的重要文化交流項目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很多高官出席了開幕式，美孚公司高管則全體到場。期間中國總理會見了美孚公司董事長，科奈爾·卡帕和久保田都在座，美孚公司提出想在北京設立聯絡處，並在上海建一座潤滑油煉油廠，當場獲許，美孚公司順利進入中國。
會見結束後，科奈爾·卡帕悄悄對久保田說：「久保田啊，我們對美孚公司要的錢太少了！」
但久保田賺大了。此後20年，美孚公司對久保田有求必應，幾乎贊助了他所有的拍攝項目、畫冊出版和展覽，多達數百萬美元，其他則有富士公司贊助，久保田成為瑪格南獲得商業贊助最多的攝影師。
■ 瑪格南攝影師 VS 日本的攝影禪師
《中國》大型展覽的舉辦和同名攝影集的出版，立刻改變了久保田在瑪格南的地位。
展覽開幕式上，人們翻著《中國》攝影集，紛紛問久保田你怎麼還不是瑪格南的正式成員（full member，也可譯為全權會員）？
這讓久保田很鬱悶。
早在1965年，瑪格南攝影師不感興趣的小活兒就常派久保田去拍；他為瑪格南拍的第一單任務是去紐約長島給倫敦《泰晤士報》雜誌拍攝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美國畫家）的墓。1970年他被批准為「提名會員」（nominee），不久升為「準會員」（associate member）。
1972年馬克·呂布擔任瑪格南圖片社副主席，給時在東京的久保田寫了封信，莫名其妙地將他從「準會員」降為「提名會員」；這還不夠，格里菲斯還專為久保田造了一個稱呼，稱他為「通訊員」（correspondent），這有點說他連「提名會員」資格都不夠的意思。
久保田安之若素，因為「通訊員」照樣可以與瑪格南一起工作——當時他還沒認識到瑪格南與任何機構一樣，同樣有各種算計、各種歧視、各種勾心鬥角，法國人排斥英國佬，英國佬看不上比利時人，三撥人又以歐洲人的名義聯合起來與美國人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江湖。
所以，1987年的年會上，時任瑪格南圖片社主席伯特·格林問久保田是否想成為正式成員，久保田小心翼翼地回答：「我可不想從提名會員做起。」格林馬上保證：「如果你同意，立即就是正式成員。」
這次久保田的東方智慧起了作用，他沒有馬上答應，而是用兩年時間拜訪了一圈瑪格南的各位大腕，塞巴斯蒂奧·薩爾加多、布魯諾·巴貝等，與他們深入交談，看看他們對自己是否友好，然後再決定入伙兒。1989年，久保田成為瑪格南正式成員。
談起今天的瑪格南，久保田有些失落；他覺得年輕攝影師對老一代不夠尊重，以前那種成員之間相互關照的人情味兒淡多了。
△ 中國廣西桂林，1981 年。 攝影©久保田博二
在談到久保田的攝影時，厄威特有個評價：久保田的照片對拍攝對象不做評判，清白如水，不需解釋。與瑪格南那些鋒芒畢露、思想左傾、舉起相機就想對世界發表演講的隊友來說，久保田的照片溫和、內斂、優美，顯得不夠大氣。
他不喜歡戰爭，也不喜歡用刺耳的語調和世界對話，他偏向卡蒂埃-布列松的路子，習慣用35mm鏡頭儘量靠近拍攝（布列松習慣用50mm鏡頭），有張力但不打擾。
瑪格南大牌攝影師的標誌性照片常有強大的敘事性、明確的態度、極具張力的構圖，對拍攝對象有一種征服感，什麼樣的大場面都hold 住；久保田的標誌性照片則是航拍的中國桂林，優美如中國傳統山水畫，濃淡渲染，如夢似幻（他有桂林航拍的專門影展，就叫《夢幻桂林》）。
2004年完成的《日本》，更將這種風格進一步延伸，將日本呈現為一個櫻花一般溫和柔美的國度——「我喜歡美的東西」，久保田夫子自道。
攝影©久保田博二
攝影©久保田博二
攝影©久保田博二
與飽受讚譽的《中國》不同，久保田1988年完成的《朝鮮：三八線的上空》（Korea：Above the 38th Parallel）廣受批評：他被認為是通過與金氏政權妥協來換取拍攝機會，拍的都是政府指定的東西，實際是對北韓政府的美化，而且還接受了金日成頒發的獎章。
久保田的回應是，只有與北韓政府合作才會有拍攝機會，拍的確實是政府希望他拍的場景，但場景只是那個國家的「修辭」，大量的修辭堆積在一起，真相（真實）就會自動呈現出來。
這樣的拍攝乃是以遮蔽真實的方式來呈現真實，在西方人看來近乎於「謊言說多了就講出真理」，很不靠譜，他們不好理解，但的確很合於日本文化之道，就像策展人、評論家艾里遜·諾斯拉姆（Alison Nordstrom）在《久保田博二攝影集》「導言」中所說：久保田的攝影與日本的箭術禪（kyudo）相通，心、手、技渾然一體，箭未射出，已在靶上。
參閱文獻：
1、Hiroji Kubota Photographer, 光圈（Aperture）出版社, ISBN: 9781-159711-285-7，2015。
2、Magnum Stories，edited by Chris Boot, Phaidon Press, 2004.
3、Magnum Contact Sheets, edited by Kristen Lubben, Thames & Hudson, 2014.
4、《China》， W. W. NORTON& COMPANY，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