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懷宇在德國柏林馬普科技史研究所。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訪談+撰稿 _ 燕舞（《社會科學論壇》編委），作者授權發布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哲學、宗教學院與國際語言文化學院的合聘副教授陳懷宇，是國際學界十餘年來談及亞洲宗教與動物的研究時會優先想到的一位華人學者。2022年7月，他受邀主編的「動物與人」叢書推出了其中第一部譯著、「人文主義地理學之父」段義孚先生的《製造寵物：支配與感情》（以下簡寫作《製造寵物》）；他本人的兩部英文新著Animals and Plants in Chinese Religions and Science（《中國宗教和科學中的動植物》）和In the Land of Tigers and Snakes—Living with Animals in Medieval Chinese Religions（《虎蛇之地：在中國中古宗教中與動物共生》，以下簡寫作《虎蛇之地》）已於2023年春出版。
2020年夏，陳懷宇修訂再版了代表作之一《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2012年初版）。幾乎同期，台灣《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58期推出「動物史學」專號，陳懷宇受邀撰寫《亞洲虎人傳說之文化史比較研究》，次年又主持了上海《世界歷史評論》秋季號專輯「歐亞歷史上的動物與人類」，這與他在2020年第四期《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主持的「動物研究」專號一併成為中文學界三年來最令人矚目的動物研究前沿成果。
歐美啟蒙運動以降，自然史在18、19世紀興起並在20世紀逐漸被科學史取代，「動物史」（Animal History）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一門新興學問。1991年至2005年間，陳懷宇在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分別完成本碩博階段的學術訓練並轉益多師。北師大的本科四年讓他「深知文獻學和目錄學的重要性」；在北大歷史系師從榮新江教授的碩士三年，他得以熟悉國際學界的敦煌吐魯番文獻與中亞研究以及國際學術規則，當時北大西域研究的跨學科氣氛非常濃郁；1998年「歪打正著」考入普林斯頓大學後，為了開闢新的學術領地，陳懷宇從敦煌研究轉向佛教研究，師從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斯通（Jackie I. Stone）、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諸先生，博士論文選擇研究唐代高僧道宣（596—667）。
2022年12月14日，陳懷宇在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線下演講《慧炬：中古石燈之源流與演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由於道宣注重對佛教制度、典章文物的改革，陳懷宇對宗教儀式與物質文化研究逐漸生發出興趣。當時學界對佛教「六道眾生」中「畜生道」（動物道）的研究還很欠缺，而新文化史代表人物戴維斯（Natalie Davis）教授提示的20世紀歐美史學的變革浪潮讓陳懷宇深受啟發。2005年，他以論文The Revival of Buddhist Monasticism in Medieval China（《中國中世寺院主義之復興》）獲得博士學位。同年，受高田時雄教授邀請去京都大學訪學時，陳懷宇報告了學術生涯中第一篇動物研究主題的論文——《初唐時代的佛教動植物分類》。
陳懷宇在中國宗教史與思想史、絲綢之路文化史和近代思想與學術史三大領域都有廣泛的興趣和豐碩成果，《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清華與「一戰」：美籍教授的中國經驗》等著作成為動物研究之外其廣為東亞學界熟悉的著述成果。去國24年，陳懷宇近些年來幾乎每年都回國探親訪友，他一直堅持用中英雙語寫作和發表，與包括兩岸暨港澳地區、日韓在內的東亞學界保持著密切聯繫。
2022年聖誕節前夕，筆者對身在亞利桑那的陳懷宇進行了書面專訪，我們談及諸多議題，包括動物研究的「亞洲轉向」，跨學科交流中「動物外交」與政治史、冷戰史等的結合，植物（人文）研究與動物研究的異同，以及動物研究的新動向等。
Animals and Plants in Chinese Religions and Science
Huaiyu ChenAnthem Press，2023
2012年，您的早期代表作《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在國內首次出版，《世界宗教研究》雜誌2015年第四期的專題介紹稱您的「主要研究傾向是從宗教史與宗教文獻學轉向比較宗教學並逐漸進入物質文化和動物研究」。中國宗教史與思想史、絲綢之路文化史、近代思想與學術，您的主要學術興趣如此廣泛，統攝這些興趣的一以貫之的關懷是什麼？
陳懷宇：本來以為在1998年北大歷史系碩士畢業後自己會去賓大讀敦煌研究，到普大念書有點歪打正著。我當時的想法是既來之則安之，所以不想讓導師覺得我會繼續國內的研究做敦煌吐魯番文書，而且聽說做佛教研究更容易找工作，所以博士論文選了一個純佛教研究的題目，也是想讓自己重新進入一個新領域，逐漸熟悉歐美的佛教研究理論與方法，開闢未來十年的新園地。我的博士論文是寫唐代高僧道宣，我將他看成一位中古時代偉大的佛教改革家，他出身南方陳朝的世家大族，晉王楊廣滅陳朝後，將他帶到長安。隋唐之際，群雄逐鹿，他隱居在終南山，重新思考佛教的危機與前景，晚年重新回到長安，入皇家大寺西明寺任上座，一生起起伏伏，經歷了在朝、在野、在朝的過程。
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比較密集地關注物質文化史和動物研究的興起的？
陳懷宇：在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自然了解到一些處理佛教材料的新思路和學界傳統上注重思想、教義、文獻不同，我比較關注道宣對佛教制度、典章文物的改革，特別是儀式與物質文化方面。我這次在史語所講的「慧炬：中古石燈之源流與演變」實際上也是從博士論文研究中得到啟發而開始的。我認為，中國中古寺院不斷發明一些新的「物質產品」以適應僧人和信徒的修行和儀式需要，有些「產品」在中國佛教中衰落了，卻在日本、韓國得到發揚光大，石燈即是一例，可算桃李之花盛於隔牆鄰院。當然，儘管思路幾乎完全轉向佛教史，但我一直沒放下在國內跟榮老師做過的景教和中亞研究，特別是寫本研究，所以我在十多年前也曾寫過《英國圖書館藏三件于闐文文書的比定》這樣的文章。
因為進入普大後讀宗教系，我也很關注宗教學的近代傳統以及在歐美、東亞的不同命運。宗教學研究在國內的發展是不成熟的，可以說「妾身未明」。而日本在19世紀末就派出僧人去歐洲留學，近代佛學家楊文會（1837—1911）就是受日本留學僧刺激，開始注意日本的漢文佛教文獻的。我在進入英文學界後，意識到自己雖對中國乾嘉以來的學術傳統略有了解，卻對歐美近百年來的學術史不熟。所以，讀博時花了很多時間閱讀19世紀以來的歐美學術史（漢學史、東方學史、歐美史學史、人文學史等）及其時代思想背景。陳寅恪先生的研究（清華校史上，麥可羅伊、沃爾科特、譚唐、麻倫四位美國教授的研究是陳寅恪研究的副產品），就是試圖將他放在歐美近代學術史的脈絡里來重新「批判地」理解，重新定位他的學術。其實，也是為了自己，自己的學術將來在歐美學術史上會處於怎樣的地位，值得深思。
我不想局限於成為一位傳統意義上的佛學家，所以轉向動物史也是一個很自然而然的過程。一是受佛教史研究啟發，我注意到在佛教所謂的「六道眾生」裡面，學術界對六道之一的「畜生道」（動物道）的研究是不夠的；二是我逐漸了解到20世紀歐美史學的發展（正如戴維斯教授提示的），經歷了從二戰前政治史、軍事史主導到五六十年代經濟史、社會史崛起，再到六七十年代女性／性別／家庭史、新文化史興起的過程，而近20年來動物史在歐美方興未艾，我應該積極參與進去。我的第一篇研究動物史的文章，還是2005年高田時雄先生請我去京都大學訪問時講的，也是出自道宣研究。經過十多年耕耘，如果說現在談到有關亞洲宗教與動物的研究，國際學界一般會想到我，對我來說，這就算是很大的收穫了。
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
陳懷宇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2020年的修訂版增加了四篇附錄文章：《動物史的起源與目標》《歷史學的動物轉向與後人類史學》《動物與宗教：爭論與反思》《傳統與現代的交織：從亞洲視角重訪虎人傳說》。這些增補應該可以代表您在該書初版推出8年以來在動物研究領域研究的深化？
陳懷宇：這得益於很多師友推動。一些理論、方法以及學術史回顧的文章是受師友多次詢問之後才決定寫的，目的是讓更多學者了解這一新興學術領域的發展線索及其在歐美學術史脈絡中的地位。
從《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到《中國宗教和科學中的動植物》和《虎蛇之地》，以及接下來這個主題的研究，您試圖構築一個怎樣的關於動物研究的系統性論述體系？
陳懷宇：一方面，我寫這幾本書是試圖讓「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學界了解「動物研究」（Animal Studies）學界，讓「動物研究」學界了解「中國研究」學界。我個人認為，現在國際上存在一種可以稱為「亞洲學界的動物轉向」和「動物研究學界的亞洲轉向」的趨勢，這在我的書里稍微有一點提示。就是說，研究亞洲的學者開始關注動物，做動物研究的學者開始關注亞洲。
另一方面，我的研究也試圖提出一個新範式，即研究中國或亞洲甚至其他地區的動物，可以從這樣一個思路來看：動物和人之間的關係本質上可以看成是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s），其構建藉助了文獻、儀式、科學、文化等條件和媒介，要解決的問題則是人與動物、中心和邊緣、不同宗教傳統之間的衝突。具體到我在哥大要出版的書，我討論的是動物與朝廷、地方社區、宗教之間的關係，即人類的朝廷、地方、宗教勢力如何認知、處理動物。儘管都是政治力量，朝廷和地方、民間的訴求不同，看待動物的知識和處理方法也就不一樣。宗教也是如此，而且宗教社會內部存在不同傳統，比如佛道之間的競爭，並且是佛教和道教互相學習使用文獻和儀式的競爭。我認為，這套研究方法應該也適用於研究中國以外的地區。
In the Land of Tigers and Snakes
Huaiyu Che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您主編的「動物與人」叢書的名稱特意用了「動物與人」而不是「人與動物」，出版方的另一套叢書使用的名稱還是「人與環境」，而沒有顛倒成「環境與人」，是因為「環境」不及「動物」那麼有能動性嗎？
陳懷宇：是的，其實我們比較想強調動物的重要意義，也是因為過去的書太以人為中心，決定要平衡一下。動物沒有留下文字和視覺材料，我們現在的認知基本上都基於人對動物的態度、描寫、觀察、再現。
您在「動物與人」叢書總序中專門提及21世紀以來國際學界出現「動物轉向」（Animal Turn）。「轉向」就意味著研究範式和方法論的重大變革或創新，其他人文社會學科或領域也動輒宣稱出現了「語言轉向」「空間轉向」「身體轉向」「全球轉向」等，「動物轉向」是否足以成立？
陳懷宇：在2022年9月浙江大學那場線上演講中我也講到過，動物史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應運而生，成為一門新興學問。不同學者受不同具體理論思潮的影響，其思考角度亦不同，導致他們對於動物史研究的認識也有一定差異，除一般性表述「動物史」外，還有「歷史動物研究」（Studies on Historical Animal）、「動物研究」（Animal Studies）、「人與動物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批判動物研究」（Critical Animal Studies）、「人類動物學」（Anthrozoology）、「環境人文學」（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等。
動物史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勃然興起，其標誌便是基恩（Hilda Kean）的Animal Rights: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ince 1800（《動物權利：自1800年以來英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化》）和瑞特沃（Harriet Ritvo）的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動物產業：維多利亞時代英格蘭的英格蘭人與其他眾生》）的出版。2000年以 後相繼出現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著作，如2002年由學者柯林斯（Billie Jean Collins）主編的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古代近東動物史》），2006年由動物倫理學家瓦爾多（Paul Waldau）和基督教神學研究學者帕頓（Kimberley Patton）合編的A Communion of Subjects: Animals in Religion, Science and Ethics（《主體之交融：宗教、科學與倫理中的動物》）等。
A History of the Animal Worl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ollins, Billie JeanBrill Academic Pub, 2001
最近20年來，關於動物史研究的思路更加成熟、完善。英國學者法吉（Erica Fudge）將主要研究思路總結為三條路徑：智識史（Intellectual History），側重探討人類如何理解和書寫動物，並用之來建構中世紀人類的自然觀和宗教秩序；人文史（Humane History），側重從動物的角度來討論人的生存處境和狀況；整體史（Holistic History），在討論人與動物的傳統研究理路基礎上，又從動物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人與動物的關係，從而分析動物如何參與並塑造人類的社會、文化生活，並幫助人類重新定義自己。隨著此階段各種語言的相關論著層出不窮，學者們開始對這些動物史研究進行自覺的總結和反思。
動物史的崛起受環境史的影響很大，但更側重於動物史，因為最近20年來人類意識到物種消失的速度在加劇，我們的後代能親身接觸的動物可能越來越少。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我們小時候家鄉的荷塘、山林里其實遍布各種動物，隨著地球人口的迅猛增長和活動範圍的擴大，這樣的動物氛圍從我們的下一代身邊快速消失了。傳統的動物學（zoology）缺乏人文的層面，基本上以人類為主體來看待動物，特別是缺乏倫理的面向。我們反思傳統動物學，應該重視人與動物的相互客體化傳統動物學作為生物學的一部分，完全將動物當成客體進行科學的解剖和認識，比如大量動物在被用於實驗室科學後，會被處理掉。「動物轉向」仍然處於一個發展的過程之中，是否成立，可能還需要時間檢驗，將來的學者再進行學術史反思的時候應該會再總結，學術史也總在不斷反思和重述之中。
「全球史」的熱潮能為動物研究帶來哪些挑戰與可能性？
陳懷宇：全球史的熱潮讓大家更為重視人類不同社區之間發展的相互聯繫和依存，這很重要。但同時全球史應該被視為一種跨學科、跨語言的學術研究，這就帶來很多挑戰，需要學者給自己更長的時間訓練，用多方面的語言、學術訓練、知識積累裝備自己。
2017年，陳懷宇赴以色列參加亞洲動物與文化會議期間參觀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動物標本實驗室。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動物與人」叢書其他十位編委以中青年學者為主，在我有限的目力所及範圍內，姜鴻和劉曉晨等史壇新秀在民國以降的動物史特別是「動物外交」領域也都有嶄露頭角的成果，冷戰史、外交史近年在國內似乎亦有復興之勢。「動物外交」「熊貓外交」這類更細分的研究如何才能做得更深入細緻？
陳懷宇：動物外交很重要，在古代就很流行。我前面提到過，我自己的動物研究是試圖關注人和動物、中心（朝廷）與邊緣（地方）、不同宗教/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動物外交亦可作如是觀，即我們首先要注意人和動物的關係，動物為何對於我們人類如此重要？為何用於外交？其次是注意中央政府與地方社區對待同一件事的不同態度和處理方式，以史料來說，中央的檔案文件和地方檔案之間肯定既有聯繫，也有區別。其三，不同國家的文化是不一樣的，老百姓看待動物的立場和態度也不一樣，如果去看不同國家的媒體報導和藝術再現，就可以了解這種巨大的文化差異。因此，研究需要搜集不同國家和地區產生的各種文獻和視覺資料，只有這樣才能多層面、多角度地對動物外交形成的巨大影響在不同層面的體現產生全面和豐富的認識。這對研究者的語言能力、思考能力都是挑戰。
《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和您新近的浙江大學演講，都在反覆闡明「動物研究本身，實則是研究人與動物之間的權力關係，這也是一種政治史」，政治史在國內似乎也有復興的勢頭，它的結構性優勢在「動物研究」中如何重獲新生和激發活力？
陳懷宇：當我說動物史是一種政治史時，我指的是，動物史和性別史一樣都圍繞「權力關係」進行討論。誰有權力體現動物、為動物說話？動物是否可以又如何為自己「說話」或留下「史料」（當它們不能使用語言和文字時）？等等。性別史也有類似的問題，歷史上女性留下的文字和視覺史料遠遠少於男性留下的史料。可能目前國內的政治史學者還沒太注意動物史，雖然大家關注的重點不同，但希望今後有一些互動。
「植物（人文）研究」（Plant Humanities）是歐美學界目前的熱點之一，您修訂再版的《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第一章第三節就是寫「佛教植物分類學」。2021年您又受邀為六卷本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Plants（《植物文化史》）的第二卷撰寫了其中的一章「Plant Technology and Science Medieva」（中古中國的植物科技史），能簡要介紹一下這套叢書和您這一章的核心觀點嗎？
陳懷宇：是的，現在植物（人文）研究也是方興未艾，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敦巴頓橡樹園（依託於哈佛大學，其研究重點是美洲、拜占庭、花園景觀三大領域）就有梅隆基金會資助的植物（人文）研究項目。A Cultural History of Plants（《植物文化史》）是英國Bloomsbury出版社的「文化史」（Cultural Histories）叢書的一種，這套書實際上是專家為普通讀者撰寫的體現最前沿研究的讀物，類似「劍橋史」系列叢書，但更為簡明扼要。以前也出版過A Cultural History of Animals（《動物文化史》）。《植物文化史》按古代、後古典時代、早期現代、17至18世紀、19世紀、現代等分為六捲來出版，每卷又以八大主題分為八章，有來自世界各國48位以上的學者撰寫各自擅長的領域（有些章節是兩三位學者合撰的），比如我參與的第二卷即包括植物作為食物、植物作為奢侈品、貿易與探險、科技、醫藥、文化意義、自然裝飾、身心調劑品等八大主題。我負責寫中國植物的科技史問題，主要探討了中古時期中國人對植物的認知、植物作為食物、植物作為香料和調料、植物作為織物、花卉、木製品等的科技應用。
A Cultural History of Plants
Annette Giesecke & David Mabberley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2
「植物研究」與「動物研究」可以怎樣互相啟發和助益對方？
陳懷宇：植物研究和動物研究有相似之處。就現實而言，二者都受到生態危機的刺激。另外，植物研究也為傳統植物學增加了人文思考的面向。
《製造寵物》的封底勒口預告了「動物與人」叢書中其他六本即出書稿，包括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和該校環境史與發展研究中心助理主任張雷博士的《駱駝之城：北京駱駝的城市化（1800—1950）》，能否簡述一下您這套叢書的遴選標準？
陳懷宇：除了段先生的名作打頭陣，「動物與人」叢書目前主要收入比較新的、較為前沿的作品，對於國外的作品一般會選最近幾年出版的新著——體現出最近20年一些動物史、動物研究特點的作品，希望引發不同學科學者的興趣。其次，我們希望更多引入歐洲以外地區特別是亞非拉地區動物史的研究，美洲地區也有考慮，因為國內可能對亞非拉地區、美洲地區的相關研究成果了解不多，這些地區其實目前在北美引發了很多關注。海外動物研究現在發展很快，雖然沒有專門的學會，但是有一些學術網絡，定期舉行的學術會議、工作坊（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都有小型學會或學術團體定期聚會），也有若干種專業期刊。海內，這方面則還在起步階段。
製造寵物：支配與感情
段義孚光啟書局, 2022
華人學者特別是中國大陸學者，怎樣才能寫出理想的中國題材的動物研究專著？
陳懷宇：華人學者特別是大陸學者，可以多看一些海外的專著、論文集和期刊，了解近十年國際學界的發展狀況。多學一些語言非常重要，即便是研究中國，也應該掌握日語和一兩種歐洲語言，這樣可以廣泛吸收各種學術信息。我經常介紹國內學者關注H-Animal這一網絡，可以經常收到有關會議、新書、期刊的信息，跟蹤動物研究的最新發展。
作為河南大學的特聘教授，2019年6月您曾在該校發起和舉辦「生態與文明：跨學科動物研究工作坊」，並在次年第四期《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推出「動物研究」專號，當時您就「從生物倫理到物種倫理」角度進行了一些反思，能否分享些疫情兩年多來您在這個議題上的新思考？
陳懷宇：這個問題很好，很及時。就像我在那期專號的「主持人語」中所說的，2020年將會是人類歷史乃至地球歷史上值得銘記的一年，新冠病毒不僅威脅世界各國人民的健康，因疫情控制帶來社會的停頓和生產活動的暫停，社交距離也持續強化，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人類的身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病毒的起源及其與人類行為、動物活動乃至自然環境問題之關係，尚需科學家與衛生專家進行深入研究。無論如何，病毒擴散和傳播導致的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加上極地冰川加速融化引發的生態惡化，讓我們不能不再次將目光投向近年來日益受到重視的人與動物關係之研究。公共衛生關係到人類福祉，人類、動物、環境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在那次工作坊上，我提交的論文主要結合近年的科技發展，提示了基因工程和人工智慧技術對動物研究的影響，特別是其中涉及的動物倫理問題。我認為，科技發展及其對食品和環境的介入已經重塑了人類和動物的形態以及成長過程，將人類和動物推離了以前自然進化的軌道，也將對人類和動物的未來產生新的挑戰。
實際上，我們平時說動物，主要討論的對象是大型動物，特別是哺乳動物，以和人類關係密切且肉眼可見的動物為主。現在，有些學者轉向關心微生物、細菌、無脊椎野生動物等，因為它們可能帶來人畜共患病，影響哺乳動物和人類的健康。我想，今後對於這些動物的研究會更引人注目。（本專訪經受訪人審訂，謹致謝忱）
（原載於《信睿周報》第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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