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傳統的官僚主義，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為「聖旨」，則實際上徵兵抽稅的權力毫無限制。《宋史》「食貨志」里說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錢較絹，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就表現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稅收權力無限制，其成算純靠上端向下端加壓力。政府經商，財政部門的商業化，更無從合法合理。「食貨志」又雲:「自熙寧以來(神宗用王安石的時代)，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
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統，全根據一時一地的需要，甚至其立法權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軍人掌握之中，宋朝開國時用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征弓箭手(當日「弓箭社」是華北民間自衛的組織)，責義勇上番，已兼用徵兵。「兵志」里也說及甚至神宗趙頊自己就覺得不妥。他曾提出府兵應與租庸調「相須」。亦即是要徵兵，則要堅持小自耕農的經濟體制，計戶口抽稅，以低稅率實物征取(這也是當初遼及金的原則)。所以司馬光就說:「今既賦斂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借其身以為軍，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論調。以後迫於需要，只好重複並用。連皇帝也妥協地說出:「須豫立定條法，不要宣布，以漸推行可也。」這也是兵員與稅額即民間義務由上級提示增加，其下層組織，更缺乏條理的明證。
官僚主義的辦法，既無客觀的條件考成，只有向下級一體追究責任，於是強迫臣僚謊報掩飾。一般情形向軍政機構報兵少，以減輕責任，向財政機構報兵多，以爭取糧餉，校閱時則請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賞，於是東路憲司前後論列，誕謾滋甚」。甚至「兵數十萬者，虛數也」。「食貨志」里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諫官范鎮已上疏，揭露「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
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如「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顯然沒有這樣多的官位，容納如許的人員。但是軍隊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閭里惡少為奇兵，正軍反擔任後勤的工作，更無法追究。「靖康恥」之前夕，山東的臣僚指出梁揚祖在山東所報民兵「所奏二十四萬與十一萬，殆虛有名」。童貫手下的「河北將兵，十無一二，往往多招闕額，以其封樁(預算下的節省)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時造成一種離奇的現象;各府庫所蓄皆為「聚斂」，民間反有「錢荒」。
政府鑄錢造幣原為信用的籌碼，其稅收既無限制，行政效率又專恃政治壓力，則整個地違反了金融經濟的原則，只逼著自己的信用籌碼，回到自己的府庫，既通貨膨脹又通貨緊縮。全漢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業，一般進多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員的放債收租以及政府的隨從(hangers-on)如生員術士遊客的生活費抵償，嚴格說來，也是用稅收支持一個大規模的消費市場，在物價高漲的情形下，對全般的經濟害多利少。
因之軍隊的兵員素質、士氣及戰鬥力都只有每下愈況。宋太祖曾以「樣兵」作標準，責成各鎮供給中央的禁軍，後來代以木棍。至1035年發餉還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級。以後就缺乏這樣的選擇性，以難民為兵，以囚徒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發生。其人員的素質既如是，器械也是濫竽充數。1073年神宗設軍器監，原望提高並標準化兵器質量。其所制「神臂弓」，實為強弩(Cross-bow)，以兩種木材併合製成，弩弦也用絲麻兼用，據說對付騎兵有實效。但是各方請樣件，軍器監就說運輸不便只以樣圖交付算數。
我們不能說宋朝的軍威不振全是官僚主義作祟，如宋都汴京，對山西的山地沒有有效的控制，北方的防禦失去地利之效。遼以兩元統制，金以猛安戶及謀克戶(女真人之地方首長)與漢人雜居，兼有遊牧民族及農業生產之長，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無。《遼史·食貨志》稱「馬羊不許入宋」，雖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張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即畫出汴京的大車以水牛駢拉。
顯然的宋軍馬匹之供用，已受限制。並且趙宋強迫作戰區域的人民南遷，放棄的地帶則為「禁地」，南方的稅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臘宋江的反叛。這也都是不能鼓舞士氣，籠絡人心，無法發揚民族精神的原因。然則綜合各種因素，我們仍認為政府組織與作風最妨礙軍事機構發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況混亂，各處盜賊與獨立自主的軍隊不可區分，倒出現了能戰的將領如岳飛及韓世忠。他們不受官僚主義的羈絆，以戰養戰，才徹底發生力量。也因為如此他們終為秦檜所不能容。
這種官僚主義為一種歷史的產生，簡單說來，也是一種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政治組織，缺乏適應性去掌握一種多元的而經常成長改變的城市經濟。不僅趙宋如是，以後契丹與女真也蹈此覆轍。陳述研究前者，盛稱遼之「封建因素成長」。陶晉生研究後者，則稱金南進之後女真民族腐化其衰弱的情形與北宋相似。其實兩者之間最顯明的趨勢則是一種極單簡的中央極權體制無法支配一個逐漸帶近代型的經濟。怪不得《遼史·食貨志》說及「及至末年經費浩穰，鼓鑄如舊，國用不及」。而金的記錄更低一籌。彭信威的研究，其通貨膨脹達六千萬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