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唐初，朝鮮半島上是高麗、百濟和新羅三國的鼎立局面，他們都遣使和唐朝往來。王氏高麗自中原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太祖王建取代高氏高麗始建王氏高麗，唐明宗封建為高麗國王。高麗與中國五代時期的諸王朝都保持了良好的關係，接受他們的冊封。
但高麗並不甘心就此屈服，994 年便遣使至宋要求與宋共同討伐遼 1004 年，北宋與遼簽訂「澶淵之盟」，雙方約為兄弟之國，宋每年向遼交納歲幣，以金錢換取和平，宋確立對遼的基本國策後，也以此來指導宋麗關係，即與高麗可發展為友好關係，但不針對遼。
但隨著 1010 年遼開始不斷對高麗發起戰爭，高麗重新恢復與宋貢使關係。在遼朝後期，遼宋麗之間已經建立起和平友好的關係，而金的崛起破壞了這種均勢。在宋遼和宋金的較量中，都十分重視高麗的作用。宋朝試圖結好高麗，用以在戰略上牽制遼金；因此，宋與高麗的邦交時斷時續。
其後由於金朝勢力強大，高麗斷絕了與宋的正式外交關係。遣使朝貢，克盡臣節，接受中原王朝的招賜和指令。而蒙元和高麗的關係在歷史上是比較特殊的，雙方朝貢關係維繫百餘年。從 1231 年蒙古汗國以「著古歟事件」挑起了對高麗的征伐，雖然蒙古大軍一次又一次的入侵高麗，高麗朝廷抵抗蒙古的立場卻一直很堅定，但還是在這種嚴峻的軍事高壓下，高麗被迫於 1232 年主動遣使入蒙古請和，並「上表稱臣」。
這種關係一直在蒙元強制性向高麗索要貢物的形式下進行，同時高麗王族嫡親子弟入質蒙古也成為與蒙古講和的條件之一，並在高麗的各京、府縣留下了 72 名達魯花赤，對高麗朝廷統治。聯姻之後元麗關係非常密切，這種關係的建立，直接影響到了兩國的朝貢關係，也使元對高麗產生婚俗同化。
高麗王室與蒙古貴族通婚和世子做為質子在元大都居住，頗受蒙古文化影響，以至於被其蒙古習俗同化。與此同時貢女制度使得大量高麗女性流入元朝，絕大多數最終都融入了元朝社會，同化為元帝國多民族社會結構中的一員。在元麗雙方互市、聯姻等方式進行頻繁交往，進行更為廣泛的經濟文化交流。
其結果是高麗在潛移默化中，漸染蒙古習俗，加速了蒙化，同時眾多在元生活的高麗人口對元朝社會也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產生二者互為同化的現象。此時高麗對元的同化就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彼此交融、彼此接受的過程中。怯薛，則內服執役者之譯語也。」
而建立在武力統治下的元朝對高麗則是純粹的強制同化，如高麗世子入質，貢女制度都是元政治、軍事強權的產物。強制同化是一個民族利用暴力或特權強制別的民族放棄自己的特徵而成為它的一部分。首先受到衝擊的就是高麗中央機構。
高麗建國初，官制明顯特點，從設官分職到官階、差遣、檢校官、職名、勛階、食邑、章服等諸多範疇，都從中國之制，並隨中原王朝更替、官制變動而予以調整。二年，立三省、六尚書、九寺、六衛，略仿唐制。」國初略仿唐制，很多官名與中原王朝相同。
在我國唐代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因唐沿隋制，仍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三師是天子的訓導之官，三公是論道之官，常以資高德崇者為。執掌中央大權的是宰相。
《新唐書·百官志》說：「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唐代三省是中央行政的主幹，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之長官即中書令、侍中、尚書令為宰相。其間中書省決策，門下省審議，尚書省執行，因此，尚書省才是中央政務的實際總匯。
高麗在效仿中原王朝官制的過程中也根據本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有所變通與更改，使之適合於本國國情，更便於推行和管理。官制上高麗初期中央機構設三省（內議、廣評、內奉）、六尚書（選官、兵官、民官、刑官、禮官、工官）、九寺等，後期設三省（內史門下省、尚書都省、三司省）、六部（吏、兵、戶、刑、禮、工部）、中樞院、御史台、國子監、大理寺、藝文館等。
高麗建國初為官制草創階段，其後始自成宗（981 年～997 年） 「改官號」才奠定了官制改革的基礎，後又經文宗、睿宗調整，一代之制，於是大備。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真相之任，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掌印）。
以丞、郞以上至三師為之。」簡單地講，宋初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並列於外，別置中書于禁中為政事堂，是為宰相辦公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宰相，參知政事為束副宰相。
中書省掌政務，天下財政又歸三司，是宋代主管經濟、財政的重要部門，可以說軍、政、財是分統的。由於唐、五代皆已成為歷史，而與現存宋朝密切通使往來，勢必受宋朝官制之影響。成宗改官制，兼采唐末、宋初之官制。
最為典型的是「成宗十年（宋太宗淳化二年，991 年），兵官侍郞韓恭使宋還，奏宋樞密院即我朝直宿員吏之職，於是始置中樞院」。
《東史綱目》也記載了高麗仿宋設置樞密院的經過：「（成宗）辛卯十年置中樞院，韓彥恭奏：宋樞密院即我朝直宿員吏之職。於是始置中樞院，掌軍機出納、宿衛及國國重事，與省參決。」
宋制，樞密與中書對峙文、武二柄，號『兩府』。高麗樞密院、中書省的建立可以說明高麗自成宗後，於中央政府已逐漸形成分割宰相之權的「兩府」體制，其性質、職能與北宋前期相同。之後，「兩府」成為高麗中央最高政、軍機構。
宰相與樞密院並稱，「兩府會議」為中央最高層朝政議事之所。 1232 年 6 月，高麗高宗遷都江華島，並在北界諸城沒收達魯花赤的兵器，西京等地的達魯花赤還被當地官員殺死。蒙古聞訊捲土重來，1235 年春窩闊台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在高麗軍民的頑強抵抗下，戰爭持續了 4 年
高麗終因國力弱小再次求和，這次蒙古提出的條件之一就是「出禿魯花」，即由高麗王族嫡親子弟入質蒙古。1257 年，高宗殺主戰派崔瀣，王及世子出江華島投降。今世子自來此，天意也。」17對其大加褒獎，並讓王倎與自己一起北行，四月，王入朝。這為忽必烈以後的麗元關係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正是在這種關係下從高麗世子入質開始，大大促進了兩國人員的往來，蒙古習俗也開始對高麗王室產生影響。 首先採用這種服裝的趙武靈王，是中國服飾史上最早一位改革者。元的強權統治下，高麗開始對元的態度逐漸轉變，更多的高麗國人接受元廷，在高麗社會領域的方方面面由元起初的強迫同化漸變為一種自然的同化。
前人在此領域的研究僅有個別點的簡要綜述，本文旨在以高麗的中央職官變化、高麗世子入質元朝，元對高麗的婚俗同化、高麗人辮髮胡服幾個典型問題為切入點對元對高麗同化問題進行以點帶面的考證，從而理清同化的脈落。 不能否認的是，高麗作為元朝的「東藩」，與元朝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元朝在對高麗的某些政策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強權的色彩至使產生強制同化，自忠烈王與元朝聯姻後，極大地改善了雙方的關係。元朝皇帝、使臣及達魯花赤一改之前對高麗國王傲慢輕視的態度，對忠烈王尤為尊重。
高麗自太祖王建（918－943 年）建國以來歷來保持與中原王朝的隸屬關係，遣使朝貢，克盡臣節，接受中原王朝的招賜和指令。而蒙元和高麗的關係在歷史上是比較特殊的，雙方朝貢關係維繫百餘年。
從 1231 年蒙古汗國以「著古歟事件」挑起了對高麗的征伐，雖然蒙古大軍一次又一次的入侵高麗，高麗朝廷抵抗蒙古的立場卻一直很堅定，但還是在這種嚴峻的軍事高壓下，高麗被迫於 1232 年主動遣使如蒙古請和，並「上表稱臣」。
這種關係一直在蒙元強制性向高麗索要貢物的形式下進行，同時高麗王族嫡親子弟入質蒙古也成為與蒙古講和的條件之一，並在高麗的各京、府縣留下了 72 名達魯花赤，對高麗朝廷統治。
多年來研究視野不斷開闊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研究方法不斷創新研究成果不斷出現。很多有重要影響的語法學家都在代詞研究領域卓有建樹許多具有里程碑性質的名著和一批有重要影響的專著、論文相繼問世。
從所研究漢語的時代先後來看上古漢語時期有張玉金的《西周漢語代詞研究》中古漢語時期有台灣學者魏培泉的《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近代漢語時期則有呂叔湘的《近代漢語指代詞》專論代詞的著作有周法高的《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等。
此外不少學者在各自著作中列有專章論及不同時期的代詞。從代詞研究的具體領域和課題看目前所見有關代詞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對代詞詞項的語源進行考證包括與代詞有關的語法成分的考源不少語法學家都對此頗感興趣且用力甚勤。
經過幾代語法學家的努力有些代詞的來源問題已基本搞清有些問題雖然還沒有完全解決但研究己相當深入形成了一些比較成熟的意見。例如雖然「這」、「那」、「什麼」及「怎麼」這些詞的語源還沒有最後結論但這些詞在近代漢語時期的發展脈絡己基本廓清對它們的語源己形成了幾種意見這些意見都經過深思熟慮各有一定道理。
呂叔湘、王力、高名凱、江藍生、梅祖麟、馮春田諸位先生都對此作出過重要貢獻。呂叔湘對近代漢語時期眾多代詞的源流演變及使用情況作了全面詳細的考察分析是一本研究近代漢語指代詞的重要著作王力、高名凱、馮春田都在相應章節中對某些代詞的語源進行了探討、提出了重要意見。
綜合同一時期的語言資料對近代漢語的各個時期的語法分別作出綜合性的、比較全面的研究和描寫。這是比專書語法研究更進一步的工作這個工作做好了可以使我們對近代漢語語法的面貌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
他們還就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範圍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如下兩個問題「應當研究」。另外元代蒙古人政權的建立使得元代漢語必然地要受到蒙古語的影響在語法、詞彙和語音上都會反映出有別於其他時期的特點。
對元代及其之後有代表性的語料作細緻的考察、研究也可以揭示語言接觸對元代語言面貌所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