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高通脹就成了歐洲國家繞不開的話題，由此引發的罷工和抗議集會也是一輪接著一輪。
就拿號稱「歐盟領頭羊」的法德來說，法國巴黎街頭的垃圾已經堆到了5400噸，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抗議者們生產製造的。現場臭氣熏天，是垃圾焚燒爐火力全開也燒不動的程度，堪稱環衛工人的噩夢，蒼蠅老鼠的福音。
德國也沒好到哪去，從上月初開始，機場工作人員已經舉行了三次24小時罷工行動，值機沒人辦理，飛機沒人開，數百趟航班被迫取消，最嚴重的一次影響了近30萬名乘客出行。
歐洲大國尚且如此，更別說那些彈丸之地的小國了。然而，就在高通脹這股泥石流席捲整個歐盟之際，有一個國家卻成了其中的一股清流，那就是緊鄰德國的奧地利。
和其他歐盟國家的抗議者要求升職加薪不同，奧地利爆發的抗議大多是因為反對北約和歐盟向烏克蘭運送武器，並要求本國政府保持中立。
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9年這段時間裡，奧地利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在歐盟成員國中是最少的，排在他們之後的是瑞典。
具體來說，奧地利每1000名工作人員平均每年損失2.1個工作日，而法國卻高達128個。那句話怎麼說的來著？法國人全年有一半的時間在休假，另一半的時間在抗議為什麼不休假，「革命老區」果真名不虛傳。
奧地利上一次與勞資糾紛相關的罷工，發生在去年11月。當時國有鐵路的工作人員舉行了24小時「警告性」罷工，結束後沒多久，勞資雙方就達成協議，同意將工資水平提高8%，根本不需要再來一輪。
這倒不是說奧地利的資本家有多爽快大方，而是社會制度和組織模式使然。奧地利雖然是資本主義國家，但該國自二戰結束後，一直採取高福利制度和親勞工的社會制度，專業術語稱之為「社會合作主義」。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常見的勞資談判形式是「三方夥伴主義」，分別指工會代表、資方和政府。三方都代表著各自的利益，唯獨漏掉了最關鍵的勞動者，尤其是那些處於勞動力邊緣的少數族裔、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等弱勢群體。
但在高度發達的福利國家中，充分就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指標。如果能通過某種社會契約讓失業率保持在較低水平，那些老無所依、居無定所的人就能通過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需求，也算是變相的社會福利了。
在瑞典，這一目標是通過「工資一致」來實現的，也就是縮小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工資差距，對高收入者徵收重稅，把全民收入扁平化，告別內卷，利於躺平。
比如，上世紀60年代，瑞典的藍領工人中，青年人的工資只有成年人的56%。可到了80年代，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75%。
奧地利的社會民族力量沒有瑞典那麼強大，所以沒辦法通過縮小工資差距來實現共同富裕和平等，他們採取的是另一種辦法——集體合同。
在奧地利，沒有所謂的最低和最高工資標準，但各個部門擁有高度的自主決策權，集體合同的覆蓋率達到了98%，而且是強制執行的。
簡單來說就是，整個部門一榮俱榮，打工人可以團結起來，作為一個整體和資方談判，而且談判的對象是部門，而不是公司。這樣一來，勞動者就擁有了更大的談判話語權。
對於資方來說，如果招不夠人，整個部門幾乎都處於癱瘓狀態，增加工資有利於提高該職業的競爭力，吸引更多人才前來應聘，對公司來說也是好事。
勞資雙方和睦相處，政府當然樂得自在。不用每天夾在中間費力調解，社會和諧政局穩定，反過來又幫政府節約了不少行政資源。
這也就是為什麼，不管是社會民主黨還是保守黨執政，奧地利的社會合作主義模式一直沒有出現過重大分裂，因為他們真正做到了三方共贏。
當然，這種模式僅限於人少又有錢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是各國都實現共同富裕，地球早就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