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英國議會派系間，關於北美殖民地自由權利的不同爭議——虔誠派代表伯克在英國議會辯論上列舉了威爾斯的舊例，他講到威爾斯居民被給予了同英格蘭市民同等的政治權力後，「政治秩序得以建立，軍事防範讓位於文明交往，軍隊駐地變成了城鎮。」伯克表示只有先保障了自由權力所依賴的基礎，即個人私有財產，威爾斯具有政治投票權的自治市鎮由議會通過決議設立，然後才能換得殖民地對「英國政府的順從」以及「（帝國各地的）和平、秩序和文明開化風氣才伴隨著『自由』而生。」

虔誠派中主張對殖民地緩和的聲音

伯克認為愛國者為代表的北美殖民地居民有關自由民權的要求不過分，只要能有效地控制在和平請願的方式內，英國政府就應看在北美殖民地對不列顛商業殖民體系的貢獻上，給予適當滿足。然而，北美虔誠派儘管同包括愛國者在內的殖民地居民在自由權力思想上一脈相承，但在保障自由人權的方式方法上又有不同理解。

北美虔誠派認為自由反抗權威的清教徒自由精神在北美殖民地的本土化應該掌握在占殖民地居民中少數的上層統治貴族手中。伯克意識到一定要將北美殖民地對英國議會的請願活動限制在和平請願的範疇內，應該讓殖民地愛國者們明白只有在「貴族的、無限的統治權威」下才能有效地「保障（他們的）自由意識」，他們追求的「自由」深藏在一個地跨大西洋的統治集團的「絕對少數派的保護之下」。

可惜的是，在虔誠派竭力勸說愛國者放棄獨立英國尋求北美殖民地的自主發展的主張的同時，激進的愛國者已經在嘗試通過分享公民權的交換條件，吸引殖民地中下層民眾參與到他們領導的反英獨立運動中來。

愛國者與虔誠派的爭議

伯克的政論文單行本中摘抄了《議會通訊》中記載的北美愛國者代表的一些有關平息英屬北美殖民地怒火的解決案。其中有愛國者代表出設立一個「民眾大會或公眾法庭的自由民權決議機構，用以搜集和集中管理北美殖民地的稅收」，將殖民地稅收用作公共服務基金。

然而，伯克卻擔心這樣的民選稅收監管機構會像英國殖民當局的稅收監管法官或執行官員一樣，將北美殖民地人民民權運動的勝利果實據為己有。而且他認為如果真如上述議執行的話，稅收收入的支配權會轉移到殖民地統治集團以外的政治勢力乃至其他社會階層手中，屆時必將威脅北美殖民地的社會穩定和英國的殖民統治。

虔誠派對愛國者試圖以民權治理殖民地的做法不認同，但此時也還不甚憂懼。當時北美殖民地愛國者正試圖爭取殖民地中下層居民、普通勞工對反英抗稅運動的支持和參與。在伯克等虔誠派看來不足為懼，村野草莽是不足以成事的。

北美虔誠派對英國政府對北美殖民地反叛運動的嚴重憂慮與強硬鎮壓態度並非無條件贊同，他們跨在大西洋的兩個世界之間，一方面政治社會地位、個人財產的積累要靠宗主國英國的賜予，另一方面身為殖民地居民的一員，也早已把自身的商業利益同北美殖民地的商業利益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這樣一來，在給英國殖民當局供對北美殖民地政策決議的諮詢建議時，北美虔誠派的選擇和後來面對殖民地反英激進運動時的站邊行為，便超出了個人好惡和臨時起意的解釋範圍，而有其政治文化認同方面的更深刻的原因了。

北美殖民地對英國政府稅收政策的回應

七年戰爭（1757-1763年）以英國獲得在北美殖民地的獨占商貿利益而告終，極大地打擊了法屬美洲殖民地的商業利益。然而，巨額的戰爭支出卻並沒有換來滾滾財富，相反整個十八世紀特別是該世紀下半葉，英國始終未能在奴隸制三角貿易的商業利潤競爭中取得對法國的勝利。

為了維護大英帝國商業殖民體系，1763年時任英國首相喬治•格蘭維爾展開了一場針對北美殖民地的稅率改革，目的在於通過給予北美殖民機構及其官員在執行英國對殖民地徵稅政策方面更大的自由處置權，以強化對北美殖民地的殖民統治。

格蘭維爾改革旨在以議會對北美殖民地的徵稅權來宣告英國殖民統治當局對北美殖民地的統治權威。這種思維意識在1765年的議員湯森德的一系列稅法條例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和繼承。英國對北美殖民地的徵稅政策顯示出英國統治集團及其在北美的盟友虔誠派關於以英國貴族和憲法精神的至高無上的道德優勢來治國理政的政治思想意識。

這一大不列顛貴族政治文化認同恰好激起了英屬北美殖民地激進派愛國者和中下層民眾聲勢浩大的對英貨的限禁運動。也正是在北美殖民地爆發限禁運動期間，北美虔誠派與愛國者在對殖民地叛亂行為以及對英國態度關係問題的處理上徹底決裂，兩個持不同政見的政治思想派別不可逆轉地分立在了兩邊。

格蘭維爾的稅制改革

格蘭維爾1763年剛就職為首相時要求財政部供當年的財政收支狀況，數據顯示英國的財政赤字由七年戰爭前的7300萬英鎊激增至1.37億英鎊，戰爭貸款的年利息為500萬英鎊，而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僅有800萬英鎊。

據此格蘭維爾意識到英國由歐洲紛繁的戰爭事務中抽身的必要性，即英國不必再承擔由與歐洲大陸軍事同盟而產生的沉重的軍費負擔，集中精力發展帝國在全球貿易中首屈一指的殖民壟斷利益。

大英帝國利用英國海軍、奴隸主種植園經濟和東印度殖民商業公司三駕馬車曾創造了遍布全球的殖民商業大帝國，然而進入十八世紀帝國在西印度群島與法屬殖民地的種植園貿易的競爭中一直處於下風，殖民貿易的利潤始終未能超過法國。

1763年5月，格蘭維爾寫信海關官長委員會尋求對北美殖民地徵稅事宜的建議，宣告改革拉開帷幕。他首先通過了動用英國皇家海軍徵收殖民地稅收的議案，一方面以英國唯一一支國家正規軍隊為帝國的海外貿易保駕護航，打擊對英國主要貿易品類的走私行為，另一方面通過對殖民地徵稅用以宣揚英倫三島作為宗主國對殖民地居民殖民管理的權威。

他在遠離新英格蘭殖民當局辦事機構的哈利法克斯、諾瓦•思科亞港口設置海軍軍事法庭取代當地殖民地民事法庭。其次，1733年的《糖稅法案》規定北美殖民地若從非英屬西印度群島種植園進口糖漿和蔗糖，需加征每加侖6美元的懲罰性關稅。

格蘭維爾雖然將稅率降低為每加侖3美元，但另外增加紅酒、生絲、白棉布、咖啡豆為徵稅產品，用以保證西印度殖民地種植園主的商業利益，實際稅率不減反增。

1763年3月格蘭維爾又以英國駐新英格蘭海軍首任官長身份之便贊助新法案通過，在和平時期動用海軍二、格蘭維爾稅改對北美殖民地的影響格蘭維爾的稅收改革措施在和平時期動用重典，違反了光榮革命時與瑪麗與威廉雙王訂下的大憲章的君主立憲精神。

清教英國的三權分立的權力配置是議會權力高於國王和內閣，因而新憲法僅授予國王對被征服地區戰時徵稅的權力，而一旦英王代表大英帝國正式授予它們英屬殖民地地位，其居民歸化為殖民地人民，則英王的徵稅權必須經由英倫三島的全民公決或議會通過法案確認生效。

殖民當局和平時期不經英國市民和議會同意即通過對殖民地徵收進出口關稅的行為，成為整個獨立戰前北美殖民地愛國者和帝國虔誠派之間政治大論戰激烈爭論的焦點。中美的北美早期史學界在探討獨立戰爭爆發的原因時，大多歸因於英國為維護其在全球的殖民商業利益對北美殖民地徵收苛稅、壓榨殖民地居民，最終激起民憤以致獨立。

然而，從大英帝國在殖民地的擁護者虔誠派的思想意識角度來看，他們有足夠的智識、教養做出於己、於帝國都最有利的政治抉擇。尤其是當考察時段設定為獨立戰前的最後時刻，即由政治大論戰轉向武裝交火的關鍵轉變期，對虔誠派思想意識上仍然堅持忠誠於大英帝國的研究將有助於學界從新的角度理解獨立戰爭爆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