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5年太平洋戰爭以日本投降結束，英國也失去了「日不落」這個帝國的稱號。

同時戰爭結束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全都在戰後獨立，同時馬來西亞的各種模式也都開始效仿新加坡。

那麼，太平洋戰爭的突然結束，為什麼會對兩國產生重大的影響？

日本勢力的突然崩潰

當時對英國的抱怨和失望情緒已根深蒂固，但在當時，這種不滿還沒有浮出水面，也缺乏有效的協調組織。

日本勢力的突然崩潰，使得由它倡導的泛馬來運動頓失支柱，印度國民軍也分崩離析，其領導人被殺。

展望未來的清晰藍圖只剩下兩幅：馬來亞共產黨主張的馬來亞民主共和國，以及英國提出的馬來亞聯盟。

這兩方原本都預計，經過一場曠日持久的解放運動能逐步鞏固自身的地位，馬來亞共產黨將成為英勇的抗日游擊隊領導者，而英國政府將進行全面徹底的磋商討論。

可是，他們的期望都破滅了，英國人重返馬來亞，他們不僅帶來了一份早就準備好的馬來亞聯盟計劃，以及一個新成立的馬來亞策劃小組。

而且背後還有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軍隊撐腰，這支軍隊的到來，原本是為了將日本人趕出東南亞的。

儘管馬來亞 共產黨未來的領導人陳平後來認為，由於該黨總書記的叛變％而錯失了掌握權力的良機。

但在當時，他卻謹慎地斷定，馬來亞共產黨應該選擇一條風險更小的路線，公開地以統一戰線的方式與當局合作放手讓英國人去引介他們的馬來亞聯盟。

正是這樣的一個大框架，直接催生了馬來亞活躍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此後新加坡的分立，這又促成了這塊殖民地上第一個政黨的誕生。

然而，雖然在體制上分離出來了，但新加坡並沒有就此與馬來半島大陸隔離，大陸上的政治巨變，以及其後共產黨的起義活動，都深深影響了它。

獨立前的20年決定了新加坡共和國的特點和未來命運，這20年 間發生了許多事，包括脫離殖民統治贏得獨立的整個奮鬥過程。

作者觀點：

溫和派與激進左翼之間的殊死爭鬥，馬來西亞統一的實現和瓦解，以及對經濟重新定向的決定。

人民行動黨領導層後來把這段動盪不安又振奮人心的歲月，列為年輕人必須了解的歷史，而它也口益吸引了歷史學家及社 會科學家們的關注。

英國倫敦

英國倫敦收藏了一些與新加坡相關的檔案，這些仍然是研究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官方資料。

但新加坡本土可資利用的資源也越來越多，來自新加坡國立檔案館及其下轄的口述史部保存的大量錄音，來自馬來亞大學的校區，就設在新加坡。

面向馬來亞聯邦，及英國在婆羅洲的研究成果，來自主要公眾人物的公開演講和電台講話，還有來自現代新聞業的報導。

新加坡當地有蓬勃發展的英語和地方語言報紙，此外，西方媒體派往東南亞的記者們也很喜歡常駐此地。

這些記者的報導往往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比如記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斯就通過自己與眾多當事人的私人接觸，勾勒了一幅有關馬來亞共產黨招募成員，進行滲透以及組織運作的獨特畫面。

20世紀中期，這裡講英語的人群形成了一個跨族群的小世界，他們彼此有著密切的私人聯繫，並在一起熱烈地討論政治。

一方面，這個西化人群充分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動盪不安的地區，包括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中國和越南的一部分，對地區時事也相當了解。

但另一方面，受本土語言教育的階層中存在的鬱結與沮喪情緒，雖然已通過頻繁的罷工、學生抗議活動、公眾集會，以及瀰漫的混亂迷失情緒公開地表現了出來,他們卻只略有所知。

但到新加坡成為一個獨立共和國時，動盪已大部分過去，人民行動黨已經牢牢掌握了政權，並著手逐步強化國家的控制。

20世紀60年代初那種微妙模糊的狀況，已經被人民行動黨的主導局面代替，這種局面事實上已不可撼動。

從1968年至1981年，該黨壟斷了議會的所有席位，此後，議會中的反對黨成員也仍然很少，從沒有構成嚴重的威脅。

作者觀點：

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史成為人民行動黨穩步加強權力，提升控制力，而反對勢力逐步瓦解的進程。

新加坡市政議會在1959年撤銷，其職能由中央政府接管，1966年的《土地徵用法》賦予政府為公共目的而徵用土地的權力。

土地徵用法

20世紀60年代末的勞工法律取代了對罷工的仲裁，並縮減了工會的權力，高等教育由國家掌控，1980年，本土的兩所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

電台和電視台都收歸國有，所有當地報紙，不論是英文的還是本土語言的，都逐漸歸入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旗下。

本屬志願機構的新加坡家庭計劃協會被吸納入了官方設立的 新加坡家庭計劃與人口委員會，隨著主動權越來越多地轉移到國家手中，各類公民社會組織也逐漸萎縮消失。

人民行動黨從一開始就認識到他們所繼承的西方式憲政為議會提供的巨大權力，而他們之前的共產黨盟友又讓他們得到了一個慘痛的教訓，應如何確保中央對黨組織的長期控制。

在1961年的大挫折後, 人民行動黨重組為一個以骨幹為主的黨派，由這些骨幹挑選中央執行委員會，而骨幹則由黨的領導人選出。

1982年，人民行動黨宣布，本黨是一場全民運動，而不僅是一個政黨。

這一聲明讓正式的反對力量的存在變得多餘，那些試圖推翻官方政策的政治反對派們受到無情的攻擊，被指斥為威脅到了國家的利益。

不過，人民行動黨政府也以自己的方式，允許某些獨立人士進入議會，享有有限的權利，這些人就是議會中的官委議員和非選區議員。

它還通過人民協會、公民咨政委員會，反饋機構、民眾聯絡所以及鎮長等一系列複雜精細的體系聽取草根階層的意見，並邀請專家參與政策的修改工作。

雖然如此，當局卻並沒有必須要接受這些意見和建議的義務，政府做決定，設下所謂的此路不通標誌。

受限被禁止的行為包括會降低效率的，會造成不和諧的，或會損害政治領導人的聲望的。

作者觀點：

公民可以通過當局自上而下提供的渠道表達自己的觀點，但除非他們有意願進入政界或組建政黨。

否則就沒有權利質疑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權完全屬於那些得到統治權，並對全體選民負責的人。

國民兵役制

在獨立之初，由於本國面臨著重重意想不到的困難,很多在過去本來會引致激烈反對的措施竟很少遭到反對甚至被毫無異議地接受了。

儘管它們可能給個人的生活帶來一些苦痛，強制的國民兵役制，嚴厲的勞工法律以及生育限制。

由於新加坡不再能指望像過去一樣，靠作為大英帝國的一個貿易轉運港和馬來半島的進岀口港來發展經濟，當局於是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工業化項目計劃，以轉變經濟模式。

起初，這個初生的共和國面對並解決自身遇到的問題的頑強堅韌精神，以及它創造的令人讚嘆不已的經濟奇蹟，都為它在國際上贏得了一片叫好聲。

但其專制的政治體制也引來了越來越多來自海外自由主義者，尤其是西方學界和媒體的批評之聲。

但人民行動黨卻總是毫不猶豫地與這些提出異議的反對者展開唇槍舌戰。

當局決心要阻止新加坡的報紙被外國勢力控制，1971年，它關閉了三家被控得到外國資金支持的報紙。

當局堅定地認為，外國媒體不應干涉或影響本地的輿論，這種觀點導致其與一些著名的美國和香港媒體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一直衝突不斷。

引起爭執的事件包括涉及自由主義者的案件、限制性的立法，以及封殺報刊，或對其發行和廣告設置限額。

自由主義學者們哀嘆新加坡公民社會的衰落，不滿於對反對派政治家們的嚴厲處置。

以及未經審判而長期拘押政治犯，直到他們悔改或因年齡太大而無力再發揮影響，並批評當局在容易導致政權顛覆行為的普遍貧困、失業和物資匱乏現象已經結束之後，仍然遲遲不取消內部安全法令。

作者觀點：

有些批評家還指控人民行動黨刻意製造並利用各種危機，以此作為藉口來強化國家控制。

人民行動黨確實為了應對危機而牢牢地掌控著本黨和政府，但這些危機本身也是真實存在的。

新加坡市政

在王永元管理不力的情況下陷入癱瘓，人民行動黨幾乎被極左派系毀掉。

與印度尼西亞的衝突帶來的外部壓力中印衝突的升級，以及因英國軍隊加速撤出帶來的防務方面的危險。

工人黨於1981年在補選中取得的勝利，打破了人民行動黨對議會的壟斷局面，也揭示出，在整個社會普遍走向繁榮的過程中，有一些階層被落下了。

當局要求全體民眾適應日益加快的現代化步伐，這給一部分人帶來了苦痛，尤其是給馬來人。

在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立出來之後，人民行動黨政府不再精心培育馬來人對自己的支持，這讓這個群體越來越感到被忽視，被邊緣化。

遍布新加坡島各處的馬來人保留地被取消，以給新的工業和住宅項目讓路。

而這迫使馬來村民們不得不放棄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並搬進高層公寓居住。

有些新加坡人享受到了物質的繁榮，但卻認為，雖然在20世紀末，這個社會普遍的受教育、富足和精細程度都大為提高。

但政治限制卻依然嚴厲，跟不上其他方面的進步，因此他們私底下也多有不滿。

隨著新加坡 各個層面的教育都有了飛速的發展，包括海外留學教育，再加上它所擁有的躋身世界上最開放之列的經濟，新加坡的職業化中產階層處在了全球化的中心地帶。

作者觀點：

他們在外表上充滿現代都市的氣息，四處旅行見多識廣，開放地接受國際上各種因素的影響，且非常熟悉網際網路。

在這導言種情況下，再讓他們處於「此路不通」標誌的限制下，實在與這一切不相 協調。

參考文獻：

《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方式的變遷[D].》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民本思想與實踐[D]》

《 李曉輝.上海師範大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