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2023年3月10日，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達成恢復雙邊外交關係的協議，標誌著2016年以來兩國斷交且持續多年的冷對峙局面開始得到扭轉。在與伊朗和解的同時，沙特還在美國斡旋下，推進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談判，而據稱，沙特向美國提出了要求安全保障和支持其民用核計劃的條件。在中東地區，伊朗是沙特首要的地區競爭對手，而以色列則是阿拉伯世界共同的敵人，對抗以色列是沙特維繫在阿拉伯世界聲望的重要途徑。為何在此時，沙特卻同時推進和兩大「死敵」的和解進程？

本文結合中東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和沙特領導層外交政策風格的調整，對沙伊和沙以的和解進程作出分析。沙特外交政策風格經歷了從謹慎到大膽進取，再到部分回歸傳統的過程。在此期間，美國在中東「撤退」的前景，以及沙特在海灣國家中影響力的下降，促使沙特以務實態度推進與以色列和伊朗緩和關係。其中，以色列可以成為沙特潛在的商業合作夥伴，而與伊朗和解可以緩解沙特面臨的安全問題。沙特能否從對伊朗和以色列的雙重外交和平衡行為中獲得充分紅利，則受制於巴以衝突、伊核談判等多重地區問題的解決進程。

中東安全秩序長期受到以美國為代表的域外霸權國家影響，在霸權政治和地緣競爭占據中心的時代，中東經歷多次動盪。沙特和伊朗率先和解，表明中東國家在新發展願景下開始形成追求地區安全與和平的最大公約數立場，中東秩序或將面臨新一輪重大調整。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譯本文，供讀者思考。文章原刊於Washington Institute，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實用主義再平衡：

沙特與伊朗和以色列的接觸

文｜Leonardo Jacopo Maria Mazzucco

翻譯｜述垚、談行藏

來源｜Washington Institute

圖源：網際網路

雖然中東仍然充滿熱點，但沙烏地阿拉伯正在與以色列和伊朗接觸，試圖緩和緊張局勢並建立共識，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從對抗轉向修補關係。

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地區穩定面臨的日益嚴重的威脅促使沙烏地阿拉伯對以色列和伊朗採取務實的平衡行動。儘管沙特想要同時與以色列人和伊朗人改善關係的潛在現實阻礙很大，但這一雙重舉動是給整個中東政治降溫的共同努力。拜登最近一次中東行（譯註：指2022年7月份拜登的中東之行，主要議題包括伊核問題、石油增產問題和重塑與沙特的關係）再次凸顯了伊朗日益干預主義的地區政策正在如何改變其他地區大國的外交政策考量，尤其是在美國的存在消退的背景下——沙烏地阿拉伯也不例外。沙特目前的和解努力是否會帶來紅利，取決於沙特領導人是否有能力平衡這兩種關係中的潛在矛盾、向心力和不同目標。

1 大膽的代價：沙特外交政策的微調

傳統上，對領導權的強烈渴望和對國際事務的謹慎態度一直是沙特外交政策的主要心跳聲。一方面，沙特將阿拉伯半島及其周邊地區視為自己天然的勢力範圍。沙特精英的國家角色觀念深深地影響了其外交政策制定，並且希望其他阿拉伯海灣君主制國家也將與沙特的政治和安全議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沙特決策過程的性質——基於國王、他的兄弟和親密顧問之間的定期協商——通常會導致審慎的外交政策。雖然在某些時刻，沙特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出強勢姿態，如1973年的石油危機，但這些事件在沙特的外交決策中是例外，而不是常規。

然而，在薩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於2015年1月登上沙特王位並提名其子小薩勒曼為王儲後，塑造沙特外交政策軌跡的機制、動力和運作方式經歷了一次重大變革。沙特領導層的改組帶來了沙特外交政策信條的重新調整，轉向了一種冒險的姿態。沙特王儲開創了一種更加集中化、強勢和個人化的外交政策風格，主要表現為積極遏制伊朗在中東地區的惡性活動。

這種轉變帶來了喜憂參半的結果。一方面，海合會成員在沙烏地阿拉伯城市烏拉舉行會議，結束與卡達長達三年的爭端（譯註：指2017年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國家與卡達斷交的外交風波），以及美國總統拜登今年夏天訪問沙特，都表明沙特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繼續占據前排席位。另一方面，沙特在海合會成員國中的領導地位逐漸削弱，尤其是面對阿聯和卡達時，它發現自己在政治上越來越孤立。

正是在沙特在海灣地區影響力減弱，以及意識到更具對抗性的外交政策方式的固有局限性，利雅得部分恢復了其傳統的和解姿態。利雅得似乎越來越意識到，在當前不穩定緩和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公開的好戰立場不會帶來好處，尤其是這可能使沙特面臨一系列可能破壞其雄心和戰略利益的威脅。利雅得試圖同時接觸特拉維夫和德黑蘭，雖然這看似矛盾，但卻反映出沙特旨在追求多方面的目標，這需要以複雜的方式處理區域關係。

這些努力有助於加強沙特的核心國家利益：即確保統治精英的長期安全，支持王儲對新沙特國家的願景。然而，沙特的務實平衡行為並非沒有風險，這種戰術性重新定位的成功背後潛伏著若干局限。

2 推遲不可避免的事情？沙以的默契協議取得進展

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沙特和以色列之間的外交關係已經從一種禁忌變成了平靜的既成現實。在過去幾年中，沙特與以色列的聯繫在質和量上取得了重大飛躍，尤其是在美國前總統川普執政期間。沙特和以色列都忐忑不安地看著美國維持當前地區現狀的政治意願減弱，以及來自伊朗的威脅加劇。這種錯位和沙以之間的利益趨同正好吻合，兩者都將德黑蘭視為該地區危險的不穩定力量。

除了將伊朗視為共同威脅之外，沙特權力的代際更替也在重塑其安全指南針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年輕一代的成員接管了許多高層機構職位。他們越來越關注為經濟增長和後石油時代的經濟尋找新機會，並將以色列視為在數字和科技等戰略領域的潛在商業夥伴。這些潛在的機會觸及到一系列廣泛領域，包括可再生能源、水資源管理和極端氣候環境中的農業。

儘管尚未實現重大突破，但拜登總統最近的中東之行凸顯了一些新進展。沙特向包括以色列航空公司在內的所有航空承運人開放沙特領空，而以色列則對埃及-沙特可能交換具有戰略地位的蒂蘭和薩納菲爾群島的計劃開了綠燈（Tiran and Sanafir islands，譯註：埃及和沙特存在主權紛爭的島嶼，目前無人居住，但因其位於亞喀巴灣入海口而具有關鍵的戰略價值。根據 1978 年《戴維營協議》的條款，埃及不允許在這些島嶼上駐軍，只有維和人員。拜登訪問沙特期間表示，將在年底前從二島撤出維和部隊。這一聲明是在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秘密談判達成協議之後宣布的。以色列同意將二島控制權從埃及轉讓給沙特，而沙特則向以色列航班開放其領空）。在與拜登的雙邊會談中，以色列和沙特都表示堅定承諾阻止伊朗發展核武器能力。

儘管如此，沙特和以色列之間的全面外交正常化仍面臨重大障礙。儘管巴勒斯坦問題和關於耶路撒冷地位的辯論已經失去了部分國際關注，但它們仍然是潛在的沙特-以色列和平協議的要點。沙特輿論繼續高度重視巴勒斯坦的自決權，華盛頓研究所去年7月的民意調查顯示，76 %的沙烏地阿拉伯受訪者對《亞伯拉罕協議》持負面看法（譯註：指2020年在美國調解下以色列、阿聯和巴林簽訂的旨在實現雙邊關係正常化的一系列和平協議）。沙特作為 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議」的首席設計師，如果和平協議不能為巴勒斯坦人帶來切實的改變，沙特可能難以與以色列實現外交關係正常化。

3 從毀掉橋樑到建立聯繫：沙特與伊朗競爭的起伏

沙特和伊朗之間本就存在意識形態和宗派摩擦，兩國關係的惡化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加速惡化。緊張局勢的關鍵點包括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不斷增強，阿拉伯之春之後的地區不穩定感，以及在2016年伊朗抗議者襲擊沙特駐德黑蘭大使館後再次出現的不穩定感（譯註：具體事件進程，請參照文末伊沙關係的時間表）。在2016年事件之後，兩國削減了外交關係，進行了煽動性的言論鬥爭，並開啟了一個緊張的冷對峙階段。2019年9月中旬，沙特在布蓋格煉油廠和胡賴斯地區的石油設施遭遇無人機和飛彈襲擊，使沙特一半的石油產量暫時停擺，伊沙對峙也達到了頂峰。胡塞武裝聲稱對爆炸事件負責，但飛彈更有可能來自伊拉克或伊朗的發射場。

這次襲擊標誌著一個轉折點。對沙特石油工業核心造成的巨大破壞以及美國對伊朗缺乏軍事反應促使沙特領導層開始修補與伊朗的關係。沙特王儲堅稱，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是「永遠的鄰居。我們擺脫不了他們，他們也擺脫不了我們。因此，我們雙方最好共同努力尋找共存之道。」

在巴格達舉行的連續默契對話為這些和解嘗試提供了一個出口。在伊拉克總理穆斯塔法·卡迪米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在2021年4月至2022年4月期間成功舉行了五輪會談。這些會談涉及一系列問題，包括結束葉門戰爭的可能途徑、漸進的恢復全面外交關係的步驟，以及減少阿拉伯半島附近水域海上不安全因素的選擇。

儘管短期內不太可能取得重大突破，但這表明雙方有意克服眼前的分歧，專注於緩和緊張局勢，同時擴大合作領域。然而，沙特對伊朗野心的最深切的安全擔憂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決。這些懸而未決的安全問題——從伊朗對中東各地代理人的支持到其飛彈和核計劃——可能會破壞沙特與伊朗的和解。同樣，雖然沙特與伊朗接觸的一大目的是減少胡塞武裝以無人機和飛彈襲擊沙特領土的不對稱戰爭，但德黑蘭對葉門叛亂組織的有效影響力有多大，還存在爭議。事實證明，德黑蘭對沙特減少葉門泥潭帶來的混合威脅幫助有限。

對沙特而言，保留選擇餘地意味著要採取雙重外交政策戰略，以便保持與巴格達的交流，同時與其他有能力和政治意願參與對伊朗進行權力平衡的夥伴建立多樣化的關係。

4 未來展望

沙特外交政策的前進方向部分取決於一些關鍵地區問題的發展，而沙特在這些問題上很難有所作為。2022年7月中旬，沙特和伊朗發出信號打算跟上巴格達會談的步伐。然而，最近在伊拉克首都的衝突使這個由其總理卡德希米調解的會談很難迅速恢復。巴格達能否恢復其作為外交橋樑的作用，取決於伊拉克國內各行為主體是否有能力防止政治僵局演變成武裝對抗，進而使伊拉克整個國家陷入混戰。沙特和伊朗應避免支持不同敵對派系，形成危險的政治角力，而是應利用其影響力推動當地談判人員尋求包容性的解決方案。

至於以色列，該國有出色的軍事優勢和成熟的戰爭技能，似乎是沙特聯手遏制伊朗的理想候選者，但以色列、沙特兩國跟德黑蘭對抗的原因並不相同。沙特是為了與伊朗爭奪地區領導權，以色列則是為了國家安全。沙特人和以色列人可能會成功擱置他們的大部分分歧，但在安全領域的合作餘地仍然有限。

在這兩種情況下，沙特都走在鋼絲上。目前，它成功地設法將這些相互矛盾的姿態結合在一起並實現了重要目標：即與以色列日益明顯的關係解凍，以及與伊朗的謹慎緩和。然而，如果沙特外交政策的潛在矛盾在國內外壓力下變得更加突出，可能很難保持其平衡的行為。

然而，從歷史上看，當沙特在中東充當穩定力量而非挑戰者時，它取得的成就最大。因此，利雅得更有可能不再採納以前的鷹派和干預主義政策路線，而是通過與特拉維夫和德黑蘭發展友好關係來在地區動態中獲得政治影響力。即便如此，貫徹這一方針最終可能導致沙特必須選邊站的局面。沙特是將與以色列的關係置於伊朗之上，還是相反，這取決於沙特領導層如何看待其周邊環境中的威脅，以及它將使用何種工具——對抗或安撫——來平衡這些威脅。

▍附錄：伊朗-沙特雙邊關係大事記

三十多年來，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一直是地區競爭對手。兩國的緊張關係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伊朗革命。沙特認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威脅到了其在中東的統治地位。整個20世紀80年代，由於沙特在兩伊戰爭期間暗中支持了伊拉克，兩國關係持續緊張。進入20世紀90年代，伊朗兩任總統拉夫桑賈尼（1989-1997）和哈塔米（1997-2005）曾嘗試改善伊朗與各鄰國的關係，在他們的任期內，伊沙之間的緊張局勢略有緩解。但和解的步伐在2005年伊朗總統內賈德上台後開始停滯。尤其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巴林什葉派抗議遜尼派王室，沙特出兵巴林平息了抗議，並指責伊朗挑起騷亂，雙方關係的緊張程度進一步加劇。

自2013年魯哈尼上台以後，伊朗一直試圖改善沙特的關係。但兩國所在地區陷入衝突局勢，特別是敘利亞和葉門。2015年9月，數百名伊朗人在沙特一年一度的朝覲儀式中死於踩踏事件。伊朗指責沙特管理不善，沙特官員指責伊朗在悲劇發生後玩弄政治。沙特於2016年1月處決什葉派神職人員奈米爾後，抗議者襲擊了沙特駐德黑蘭大使館，導致沙特與伊朗斷交。

以下是自1979年革命以來伊朗與沙特關係的大事時間表。

文章原刊於Washington Institute，附錄參考Wilson Center：Timeline of Iran-Saudi Relations。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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