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英國BBC電視台播出了名為「Predator: The Secret Scandal of J-Pop」的紀錄片，報導了日本傑尼斯事務所創始人——Johnny喜多川長期對旗下未成年練習生（Jr.）實施性騷擾、乃至性犯罪的行為。
熟悉日娛的人都知道，傑尼斯事務所是日本男子偶像界的絕對大佬，幾乎壟斷了日本的男子偶像市場，SMAP、嵐、山下智久等在世界範圍內具有影響力的愛豆團體和個人均隸屬於該公司；創始人Johnny喜多川更是其中「神一般的存在」，受到偶像和普通民眾的一致追捧。
在BBC的紀錄片中，幾名曾經的傑尼斯事務所練習生講述了自己被喜多川侵害的經歷：時年十五六歲（甚至更小）的他們被叫去實際上是喜多川個人住所的「宿舍」，被喜多川像擺弄洋娃娃一樣脫衣服、洗澡、按摩，直至實施性侵。更令人絕望的是，傑尼斯事務所的練習生似乎已經默認了這樣的對待，將其作為出道的必經之路。其中一個前練習生表示，他所知道的明確對此表示拒絕並逃離的人，只有一個。
紀錄片播出後，似乎並沒有在日本娛樂圈引起廣泛討論，在國內也沒有熱搜。事實上，討論BBC的紀錄片是否屬實沒有意義，因為日本法院早就確認了喜多川性侵未成年人的指控。但是，即便喜多川已經於2019年去世，關於其曾經的性侵事件卻仍然如黑箱一般秘而不宣。
一
東京高等法院判決：報導屬實
早在1999年，日本著名娛樂雜誌《文春周刊》就連續14周報導了喜多川對旗下未成年練習生的性虐待等醜聞。
報導發出後，1999年11月，傑尼斯事務所將《文春周刊》告上法庭，提出了侵犯名譽權訴訟。2002年3月，東京地方法院判決傑尼斯事務所勝訴。隨後，《文春周刊》提起上訴，2003年7月東京高等法院改判《文春周刊》勝訴，認為《文春周刊》關於喜多川性虐待的報導屬實，沒有損害其名譽，對此不承擔賠償責任。
日本律師穗積剛調取了東京高等法院的卷宗發現，當時有兩名受《文春周刊》採訪的少年出庭作證，各自講述了他們的受害經歷並接受詢問。法庭調查認為，兩名少年關於喜多川性騷擾的具體證言的內容基本一致，也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有串通作偽證的動機，因此認可他們證言的真實性。
此外，喜多川本人也親自出庭為自己辯解，除了否認證人的指控外，甚至自爆自己20年前就因為生病做手術喪失了性功能，因此不可能實施被指控的性侵害。不過，東京高等法院裁判認為，喜多川提出的診斷書、陳述書等證據並不能證明其患上後遺症或喪失性能力的事實。
更重要的是，在面對法庭詢問時，喜多川無法對自己的主張自圓其說。最後，他甚至說出了「實際上，我也很難說他們（少年證人）說的是謊話」這樣事實上承認性侵指控的話。
東京高等法院指出「前述證據可以證實，充分考慮到被害人的年齡和社會、精神上都不成熟的狀態，其與一審原告（喜多川）在社會地位、能力方面的巨大差異，以及這種行為的性質和該行為對少年造成的精神衝擊的程度，少年們沒有自行向偵查機關控告，甚至沒有告訴監護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也能肯定的是，從少年的立場而言，他們考慮的是，如果拒絕了一審原告（喜多川）的性騷擾行為，在舞台上的站位就可能變差，也可能無法出道。」高等法院認為，喜多川利用少年練習生因為上述擔心而無法抵抗的心理，實施性騷擾行為屬實，認定《周刊文春》對此的報導真實。
此後，傑尼斯事務所繼續向最高法院上訴，又於2004年2月自行撤訴。東京高等法院的裁判成為終局判決。
二
為什麼喜多川沒有受到刑事審判
由此可見，到2003年為止，喜多川性侵的事實已經得到裁判確認，此後又陸續有少數原Jr.曝光被喜多川性騷擾的情況，但始終沒有在日本引起什麼水花。沒有人去起訴喜多川，更不用提讓他承擔刑事責任；只有無數少年源源不斷地湧入他所掌權的「造星工廠」。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很多，就法律層面而言，當時的法律並不能有效保護未成年男性受害人。
日本現行刑法頒布於1907年，1908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直到2017年，刑法才修正了關於性犯罪的規定。
在此之前，日本法律中的強姦罪僅指男性對女性的姦淫，同性之間的性侵不可能構成強姦罪。因此，喜多川即便性侵男性練習生，也不會受到強姦罪的規制。
如果退而求其次，刑法規定的公然猥褻罪和強制猥褻罪，雖然不限制被害人的性別，但同樣很難真正發揮作用。這是因為，由於喜多川實施性侵害的地點具有隱秘性，公司的練習生又都受制於他，恐怕很難取得有效的證據。
更重要的是，根據當時的刑法，包括強姦、猥褻在內的所有性犯罪都是「親告罪」，即被害人「告訴才處理」的犯罪。如東京高等法院判決所言，對於只有十幾歲的被害人而言，他們出於認知、恐懼等各種原因，甚至不會告訴自己的父母，更何況向警方提出控告呢？因而，喜多川長期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行為，卻幾乎沒有人提出控告，警方也無從啟動調查。
2017年刑法修正之後，「強姦罪」改為「強制性交罪」，被害對象不再限定為女性，犯罪行為也擴大為性交、肛交和口交。並且，全部性犯罪都由親告罪改為非親告罪，成為了「公訴」案件。
但是，直到2019年7月去世，喜多川都沒有受到指控，最終在全體傑尼斯藝人的送別中體面地離開了世間。
三
「黑箱」背後：權力的肆意和
被害者自我合理化
喜多川之所以可以肆意侵犯未成年練習生而逍遙法外，根源在於他和他創造的「傑尼斯帝國」所擁有的絕對的權力。
在日本，傑尼斯事務所幾乎壟斷了男子偶像行業，也對電視、新聞等媒體產生巨大的影響。傑尼斯事務所可以向電視台等輸送藝人資源，同樣也可以據此向媒體施壓，決定選角、報導內容等。2019年7月，因涉嫌施壓不讓出走傑尼斯的原SMAP三名成員參加電視演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對傑尼斯事務所發出口頭警告，要求其注意不要違反《禁止壟斷法》。傑尼斯事務所的壟斷地位可見一斑。
在傑尼斯事務所內部，喜多川更是「君臨」一般的存在。根據報導，傑尼斯本人親自參與並決定Jr.的選拔，對於偶像的出道、乃至舞台的站位擁有絕對的話語權。正如判決揭示的那樣，如果違背了喜多川的意志，練習生就只能站在舞台上不顯眼的位置，失去了鏡頭，更失去了出道的機會。
在這樣的絕對權力壟斷下，不只是喜多川，任何人都能夠為所欲為。日本媒體對喜多川的性醜聞集體選擇沉默，公眾更是對此諱莫如深。BBC的紀錄片提到，大多數父母都知道喜多川的癖好，還是選擇把孩子送到傑尼斯公司，甚至會主動安排喜多川和孩子獨處的機會。也有練習生說，如果被喜多川「臨幸」就能變出名，那自己也會接受。
更為詭異的是，即便遭受了喜多川的侵害，仍有原Jr.說喜多川是一個很棒的人，他的行為是把大家當「family」並且包含愛意，電視上的偶像們也在開心地講述著和喜多川的回憶。
而在日本社會語境下，這一切都有跡可循。
首先，日本社會對性的態度極為壓抑。對於性侵被害者而言，選擇揭開性侵的「黑箱」，向他人講述乃至公開被侵害的經歷，就意味著將要受到外界眾多非議、污名。例如著名的伊藤詩織事件，即便她最終取得了勝訴，仍然遭受著大量謾罵和蕩婦羞辱。女性被侵害尚且如此，同性、尤其是男性之間的性侵害就更不為保守的社會所接受。日本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顯示，在性暴力被害人中，有六成的女性受害者選擇不向任何人講述受害經歷，而作出如此選擇的男性受害人，達到了七成。
在這樣的壓抑環境下，當一個十幾歲涉世未深的男孩遭受性侵害時，極有可能難以向任何人啟齒，卻在周遭「不接受就無法出道」「大家都是這麼過來的」的聲音中不斷被洗腦，只能選擇接受。為了讓自己接受，受害者可能會進行自我合理化，為暴行尋找情感上的突破口，從而減輕心理上的痛苦。如同房思琪受到性侵後的自我欺騙——我是愛老師的，如果不這樣自我暗示，她便無法接受自己被「玷污」了的事實。於是，受害人選擇放大喜多川的才華和對Jr.的關心，選擇接受「他是因為愛才對我這樣」的解釋，選擇以這樣的方式逃避痛苦。
在龐大的權力機器面前，個人顯得如此渺小和無助。文春和BBC的報導讓更多人發現，原來舞台上魅力四射、給人們帶來夢想的愛豆，竟要遭受如此殘忍的對待。但是，這本不該是常態，社會更不該因為喜多川之流擁有的巨大影響力而放任其行為。
自2017年針對維恩斯坦性侵行為的揭露以來，「metoo」運動鼓舞了越來越多的受害女性。
然而我們也應當看到，性侵的受害者不只是女性，也有很多男性；加害者不只是男性，當然也有女性。只有打破針對男性受害者的禁忌，反對任何形式的性暴力，才能推動社會和法制的真正進步，才能避免傑尼斯事件的悲劇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