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豆，在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中，是一種重要重要的器形，在有些地區有的時段非常流行。就其器型,《說文解字注》的解釋為「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
這種器物屬於盛貯器的一種，《說文解字注》明確解釋其為盛放肉的食器，而《周禮·醢人》和《毛詩故訓傳》的記載則表明其為專門盛放醃菜，肉醬等和味品的器皿，但是這種明確的用途區分應該是在進入青銅時代後形成的，即青銅豆是由陶豆演變發展而來的，且保持了陶豆的形制。它主要是盛放穀物的，是一種實用器。同時又是一種祭典用器，對之，《甲骨文字典》曾講，豆乃「進黍稻以祭祀也。」即銅豆和陶豆也是一種盛放糧食的供奉性禮器。在兩周時期，青銅豆成為了禮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到三晉時期空前繁榮，以鼎豆壺盤替代鼎簋成為主要的禮器組合，並有了明確的使用制度。《禮記·禮器》所載「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據此，豆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可見 一斑。對於豆的研究是揭示我國早期文明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在考古發掘之中，一般將高喇叭形圈足的器型都稱之為豆。本文主要探討新石器時期的陶豆。
關於「豆」的前世
豆屬於圈足類陶器的一種，是從圈足盤演變而來，圈足類陶器最早產生於長江中下游地區,如長江中游地區的城背溪文化和皂市下層文化,都發現了距今7000年以前的圈足盤一類陶器。而分布於環太湖地區以南浦陽江流域的跨湖橋文化,則發現了數量可觀的圈足類陶器,測定年代達到了距今 8000年前後，中國最早的豆就出現在浙江蕭山跨湖橋文化。此後這兩個地區圈足類陶器不斷發展,形成了陶豆這一在中國早期歷史上富有影響的器類。
從發掘報告來看，馬家浜文化時期,陶豆不僅形制已經成熟，幾乎所有遺址都有發現,並且出土數量也不斷增加，比如在江蘇常州新崗遺址,發現的 16 座馬家浜文化墓葬中,有9座出土陶豆,而全部26件隨葬陶器中,陶豆多達14件,出土頻率和占隨葬陶器的比例均超過了 50%。距新崗不遠的江蘇江陰祁頭山遺址,在132座馬家浜文化墓葬中,有26座隨葬陶豆,約占總數的20%。在出土的172件隨葬陶器之中，陶豆為27件，數量僅次於釜，約占全部隨葬陶器的15.7％ 這些情況說明，陶豆在馬家浜文化特別是晚期，已經是陶器組合的主要成員之一，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崧澤文化時期，雖然陶器的種類增多,總量數增加,但陶豆的出士頻率持續提高，數量也遠遠超過了馬家浜文化時期，在各種陶器器類中處於前列。
在造型上，馬家浜文化的豆盤一般為折斂口缽形，豆一般為大喇叭形高把形態，除方形鏤孔的豆具有時代特色，許多豆都素麵，不飾鏤孔。陶器以夾砂紅(褐)陶為主，次為泥質紅陶、灰陶和黑陶，陶器多素麵，外表常有紅色陶衣。紋飾有弦紋、圓形鏤孔，多為喇叭圈足豆。
崧澤文化的陶豆，總體上可分為兩類：細把豆和寬圈足豆。細把豆由豆盤、豆把和圈足三部分組成，中間較為細長的部分稱為豆把，下部直接外撇處稱為圈足。寬圈足豆由豆盤和圈足兩部分組成，圈足部分較寬，呈筒狀。一般來說，細把豆都較高，寬把豆都較矮。陶豆的形制變化主要見於豆盤、豆把和圈足。根據豆盤的具體形態，可分為缽形，盤形，碟形以及罐形。豆把和圈足有束腰式，分段式和喇叭形。
良渚文化早期。灰陶和黑皮陶為主，多素麵，良渚文化中期。灰陶和黑皮陶為主，竹節豆柄出現，器型普遍比上一期瘦長。良渚文化晚期。黑陶較多，黑皮陶數量顯著增。裝飾上出現繁縟的細刻劃紋，器表有磨光，豆柄普遍出現多竹節狀，在後期豆柄極為細長。
小結
總體上來說，環太湖地區的豆整體造型從馬家浜時期的細長到崧澤文化時期的粗壯矮胖，再到良渚文化的細長，紋飾上也從最開始簡單的素麵變得逐漸複雜。在良渚文化晚期的陶豆，器物胎壁十分單薄，表面磨光，紋飾十分複雜，體現出這一器物由實用器向禮器發展的趨勢。
跨湖橋文化器型區分不是很大，並且敞口盤豆占大多數。河姆渡文化四期陶豆類型較零散，其總體風格為器型較粗矮，豆柄多束腰。
長江下游各個地區的陶豆中，都可以看到或多或少的其他文化因素，將其連接起來就可以看到，早在五六千年前，甚至某些在七千年前，這一地區的先人們就已經有了廣泛的交流。但是除了幾種異形豆可以找出明確的傳播路徑以外，其他的絕大多數陶豆都是同一時間各種文化因素共存的產物。
從環太湖地區的長江中下游向北越過淮河故道，就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區。在大汶口文化之前的北辛文化時期，除了東南沿海的連雲港地區個別遺址發現有少量陶豆，其他遺址全然不見。到大汶口文化早期，海岱地區開始出現陶豆，除了個別遺址，多數數量較少。並且從出土陶豆的地區分布差異可以看出，位置偏南的蘇北地區略高，偏北的魯南地區略低。這個現象可以得出陶豆是由南向北傳播的。同時，並不像崧澤文化陶豆成為主要器物之一，大汶口文化只有高等級墓葬之中才有陶豆隨葬。並且從這些陶豆上面具有十分濃郁的崧澤文化陶豆的特徵，諸如細柄喇叭形底座，三角形和圓形的鏤空裝飾，都能看出陶豆的傳播可能是崧澤文化向北擴張帶來的影響。陶豆這種原產於長江中下游的器物，經過大汶口文化早期階段的吸收，中期的改進之後，成為海岱地區陶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階段，陶豆不僅成為海岱地區陶器組合中重要成員，甚至還進一步向外傳播到中原和東北等地區。早期陶豆豆柄較矮，盤腹較深，多在豆柄部分有裝飾性質的紋飾；到中晚期，豆柄變細高，豆盤變淺，高柄鏤孔豆只出現了較短的時期就被淘汰。折盆式盤豆只存在於大汶口文化早期，在發展過程中豆盤和豆座的大小趨於一致。
其他文化中
在紅山文化的祭祀遺存中發現有作為祭祀用具的陶豆，可能是遼西地區使用陶豆的源頭。
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和東北地區的小河沿文化有了十分密切的接觸，陶豆作為海岱地區的典型陶器也就此傳入了小河沿文化。小河沿文化大南溝墓地的碗形豆，缽形豆，盤形豆，和大汶口文化大汶口墓地的碗形豆，缽形豆，盤形豆十分類似。陳國慶先生比較了小河沿文化與大汶口文化的陶豆、折肩盆以及八角星紋，認為小河沿文化的陶豆應源於大汶口文化。
但是小河沿文化的陶豆也發展出了屬於自己的特色，例如小河沿文化陶豆豆柄鏤孔多為三角形，發展趨勢是豆盤變得愈發寬大、豆座愈發窄。在紋飾上，小河沿文化的豆沒有複雜的紋飾，以素麵為主。同時，由於小河沿文化的陶豆主要出現在墓葬和灰坑之中，且多位於墓主人頭頂，胸前，腳下，並且頻繁出現在「碎物葬」這一特殊的葬式之中，據推測可能主要用作盛放祭祀物品的工具使用。
結 語
本文通過陶豆在長江流域的起源和在海岱地區的流行兩個重要節點，來展示陶豆這種器物的器型發展演變過程，從中也能看出新石器時代各個地區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但是仍存在一定的疑問，例如陶豆的的傳播十分廣泛，向西傳播至大溪文化，（薛家崗的泥質黑陶盆形豆與大溪文化的同類器型相似）向北傳播至小河沿文化和永興店文化，向南傳播至石峽文化，但是在史前時期的鄭洛地區和涇渭地區卻很少見到蹤影，這點讓人很是疑惑。同時，陶豆在全國範圍內怎樣傳播演變的?在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最後登上了禮器的高峰?這些問題仍等待我們繼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