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的漫長發展歲月里，「士」是聯繫上層最高權力者與下層普通民眾的紐帶，在社會中往往對國家興衰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士」的這一特殊地位的形成又與士階層的起源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時，這樣一種特殊地位又促使士人自覺肩負起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
對於士階層起源這一問題，前輩學者們從沒有停止過他們的求索。由於「士」是非常古老的稱謂，故而眾多學者選擇文字溯源的考察方法，以文字訓詁為切入點，輔以甲骨文、金文等實物資料。而，這已是經過漫長發展至漢代基本定型的士，並不是士的原始意義。
依靠對甲骨文、金文的整理與研究，近代學者又提出了種種新的見解。士階層在經過一個漫長的文化方面量的積累並最終形成一種共同價值觀與文化精神質的飛躍後，其最終對整個民族文化的定型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古代士階層的起源與品質特點是什麼？一般人都不知道，長知識了。
隨著周代分封建國制度弊端日顯，以至尾大不掉終於禮崩樂壞。周王室實際控制力的衰微促使文化官散落到各諸侯國之中，以致出現文化下移現象，從此上層貴族已不再專享文化成果與受教育的權利。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使得普通民眾有了更多的機會掌握文化知識。如此一來，上層貴族與普通百姓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這也更加速了社會流動性，使掌握文化知識的普通民眾有了晉升為士階層的機會。
而作為這個階層的新生力量，從社會底層而來的士人曾深切地體會過民間的疾苦，這使他們變得敏銳、清醒，且喚起了他們的人道情懷和本性良知。他們由自己的苦楚可由己及人，更易於體驗並感知他人的疾苦，從而生出同情心。
更有些士人，他們的思緒已延至天下，甚至對天地的拷問。士階層成為了聯繫上層統治者與下層民眾的紐帶，憑藉自身的文化優勢，士人們以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在此有必要對本文所要考察之「士」作一說明。
在學界，對「士」的意義存在不同的理解。如：為最低一級貴族之稱；已被受命為官的官員之稱；信仰孔子之說的儒生之稱；學有知識的文化人之稱。由此可見，「士」這一稱謂所指十分複雜。如前所述，「士」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的階段，這樣一個群體和階級的出現不可能是一職而就並獨立於社會，且與其他階級沒有絲毫聯繫的獨立群體。
所以，若只把「士」當做單一群體來探究，便是忽視了它的發展性與社會性。回望中華民族知識人的初始——巫史，他們便是文化的守護者與傳承者，甚至有權約束帝王的言行。那麼，作為士人就應當堅守並承擔起身為文化人的責任與使命。
從其屬性看其真正的內在本質，即：敢於為生民請命；能著眼於國家進步與民族發展；在威、名、利的打壓與誘惑之下依然堅定信仰，體現人的尊嚴與傲骨。所以不論是在朝入仕之士，還是在鄉賦閒之士；不論是被稱為「儒生」，還是被稱為「隱士」，只要他們具有了「士」的上述本性，即是本文所要論述的對象。因為判斷其是否為「士」的依據是內在本質屬性，而不是稱謂。
本文以「士」文化形成的重要時期——春秋、戰國之交作為論述的起點。那麼接下來將重點考察在遙遠的兩千多年前，究竟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稱之為士，以及士人應該怎樣面對名利與挫折，又怎樣將自身價值的實現與國家的發展融為一體，先秦諸子對這些問題從不同角度給出了答案。鑑於西漢士人多為儒士，以及儒家文化對西漢政治與思想文化的巨大影響，在此將重點考察儒家思想對士的要求，以其他諸子學說作為補充。
作為士人若想要獨立於天地之間，首先必須自尊自愛，先秦諸子對士人的人格尊嚴有著十分詳細的闡述，並往往能夠以身作則。身為一介布衣的孔丘，以堯舜文王自任，一生棲惶奔走於列國，是一位不懼怕困傻、不巴結富貴的坦蕩君子，而絕非長戚戚的小人。
孔子要求士應該重義輕利，真正的士不僅不能做小人的作為，還不應該和小人為伍。當然孔子並不是說士人就與富貴不能共存，而是應該考慮其他客觀條件。孔子不認同的是國貧家富與國富家貧，因為此二者要麼是沒有志向、沒有作為，要麼是損人而利己，而這些都不是士之所為。
《論語》所記載的一次孔子與子貢的對話中，他直接表達了自己眼中真正的士。在孔子看來，士人無論在朝堂之上還是宗族之中，都應該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並起到模範作用。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孔子並沒有從身份和地位來定義士人，而是要看其品質是否符合士的標準。
此外，孔子還對士人的自身修養提出了要求。孔子認為，那些言行不一和左右逢源的人，應該為士人所鄙視。他主張士人應該自覺承擔起傳播道的責任，而首先就應該做到尊重學問士為了道甚至可以犧牲生命而不應該利用道去謀取名利。在治學方面，孔子並不主張簡單的機械記憶，而是要學思結合併且以學為樂，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顏回的話，揭示出了「士」的使命——修道。孔子已大修其道，恥辱則與其無關，而不用其道的諸侯才是自取其辱啊。孔子以其言行，尤其是在困難面前依然不改志向的堅守告訴後人：即便你是無財無權的知識人，但只要從當下做起，尋求獨立的思想和堅守治國、平天下的勇氣，依然可以為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打上鮮明的烙印。
這論述是何等精闢！那厚重史冊上的帝王將相，真能被後世所記住的能有幾人，反倒是這位不被當世所容的布衣老者，久久令後世敬仰和銘記。
被尊為「亞聖」的孟子大概生於孔子卒後百年左右，是子思的門人。他的最大功績莫過於在那個「毀法亂紀」的時代大力提倡人道，維護人格尊嚴，提高知識人的作用與地位。這種從國家發展、民眾富足的角度長遠考慮事情，正是知識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的體現。孟子認識到人民的重要性，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從此施政者不敢再無所顧忌的濫用民力。孟子甚至認為人民有誅暴君的權利。
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穩定和諧，無論在什麼時代都值得人們去追求。孟子所繪製的社會景象不僅是對統治者提出的要求，同時也為所有士人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將自身價值的實現與民族發展融為一體。
孟子以其自信的言行鼓舞著以後歷代士人以天下為己任，以傳承文化、教化萬民為人生追求。生於戰國末年的趙人荀況是當時的大儒，同時也是稷下學宮的代表人物。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在總結並批判以往思想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自己的主張，尤其指明了儒者所應具備的品質和儒者重要的作用。
荀子將儒分為三等，這不僅僅是對知識人群體狀況的客觀描寫，更是對儒者提出的要求，即應該努力做到雅儒、大儒，而以俗儒為恥。因為雅儒、大儒都是站在道的角度和國家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羞恥心；但是俗儒則是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以奴僕的身份安然處之，甚至為了名利置羞惡之心於不顧。
可見在荀子眼中，衡量一個士人價值的標準是他的道德品質和社會責任感，而並非是學派或者官階。這也成為此後士人不斷匡正自己品行以及判斷士之為士的依據。荀子自身所表現出來的理性精神使士人身上增添了實事求是與理性的精神，而這一精神使得後世士人敢於在專制政權下為民請命，為道直言。
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除了以上論述的儒家學派對士人的品質有著種種要求夕卜，其他各家學說中也不免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各學派的學說不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維護人格尊嚴並為知識分子的品質奠定了基礎。
同樣在儒學的發祥地魯國，卻出現其最大的一個的反對者——墨家學說，並在當時成為「非儒即墨」的另一大顯學。由於該學說創始者墨翟出身於下層民眾階層，所以墨家思想更加強調維護百姓的利益。
在墨家者眼中，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並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所具備的品德修養。有德行的人即便出身貧賤也應該被委以重任。相反，沒有德行的人，即便現在位高權重也不會得到人民的擁戴。
在這裡，莊子不僅是指出他所看見的社會現象，而且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士人所應該具備的品質。而道家學說對於士人最大的影響莫過於「隱」的思想。身處亂世的老子也好，莊子也罷，都選擇了隱，所不同的是老子以身隱，莊子以心隱。
於是老子西出函谷關再沒有了消息，而莊子則在諸侯征伐的時代尋求著自得與自然。這使得天下士人的眼界豁然開朗，從此，他們可以在仕途之路上進退自如，既可以在封王拜相的時候以天下為己任，也可以在回歸田園時做到心安理得。
縱觀後世士人，當他們的一腔熱血不能為統治者所接受時，他們也會選擇其他方式去體現個人的價值，如寫詩作賦留下千古文章的陶淵明、王維等；如不為名利所累，但卻為理想而敢於奮臂高呼的顧炎武、黃宗羲等。除此之外，有些士人雖然仍身在朝堂，然而面對塵世的勾心鬥角卻能淡然處之。
而無論是身隱還是心隱，士人們都在以另一種形式傳承著一種選擇的勇氣與堅守的執著，因為至少他們沒有違背自己的原則，沒有為了個人的得失而有損於道、有損於國與民的利益。
法家思想在戰國時代可能是最受統治者歡迎的。無論是李悝還是慎到，申不害還是商鞅，他們的變法都使得所到之國由弱轉強，從而為其他諸侯國所忌憚，而他們自己也因此聲名顯赫。集法家之大成者為韓非，他為秦的統一建立了不朽的功動，然而他的學說卻只符合那個特殊時代的要求，並不是長久之道。
而這個許多士人不願或不敢與之合作的秦帝國，雖然能夠統一六國，建萬世之功，卻二世而亡，這一局面不得不讓此後的統治者和士人沉思。基於這個教訓，此後的統治者開始相信，一個政權若想長治久安，必須與士人積極合作，釆納其中適合本朝發展的觀念。由此，皇權更加主動探索與士人合作之策，尊重他們的智慧與學識；而士人也積極進言獻策，強調重視人民的力量，以求國家穩定、人民富足。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以各種形式表達了他們對政治的見解和對士人品質的要求，這些廣布於諸子學說中的論述，為後世知識人所認同，並漸漸融入後世知識人的精神之中，成為他們所獨具的品質特徵。士人們在治學上眼界開闊、態度嚴謹；在修身上慎獨明德、自愛自重。面對國之大事，士人總是能積極主動的承擔起自己的使命，用自己的智慧推動民族的前進。
士人有著極強的社會洞察力與政治敏銳度，他們強烈的進取心與責任感促使他們在面對政治弊端時無法選擇沉默。於是，縱觀西漢二百多年之歷史，無數士人在用他們的勇氣與智慧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保駕護航。在此部分所要論述的是，西漢士人從戰國時的自由狀態到進入統一政權的體制內，其心態變化有一個大致過程，因為士人的社會關注點始終取決於國家所面對的主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