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州「居中國要樞，不獨衛之重地，抑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後晉割讓燕雲十六州後，中原王朝失去了重要的山川屏障，京師以北「川原平衍，無阻山帶河之險」，更加助長了北方遼朝染指中原、窺視京師的野心。
澶州是守衛京師的北面要塞，對於京師的安全至關重要，其軍事戰略地位重要，是北宋國防建設和軍事部署的重點，「河朔保障、北門鎖鑰」就是對澶州軍事地位的最高概括。
北宋澶州的城池建設與軍隊部署
澶州的城池建設
澶州跨河而建，分為南城和北城。特殊的地理區位，使澶州成為京師的北大門，關係都城的安危，同時也是黃河沿岸的重要渡口和要塞，起到保衛黃河的作用。此外澶州河段水患嚴重，多次發生決堤，對城池破壞極大，尤其是北城西南隅常年受到夏秋季節黃河洪水暴漲侵蝕，損壞極其嚴重。
因此，基於多重因素的考量，北宋朝廷對澶州城的城防建設十分關心，多次下令要求地方官員對澶州城池進行定期的檢查和修繕。以下是北宋時期澶州城修繕的情況：景德元年，宋遼關係緊張，澶州知州張秉出於備戰的需要，加強城防工事，以備遼軍。
次年「澶淵之盟」達成後，北宋朝廷為防範遼兵再次南下。澶州作為這次宋遼戰爭的主戰場，損失巨大，抓住這次難得的和平時機，修繕了戰爭中破損的城牆。
同時，為了避免因為修城給給遼朝以宋朝破壞盟約的口實，北宋君臣採取了慎築新城、積極修城的政策。澶州在戰後的這次修繕就屬於修城，只修補戰爭中的破損之處，不許擴城。因此宋遼議和後，在宋真宗謹慎修城的政策指導下，這一時期的城池建設趨於沉寂。
宋仁宗時期，繼續堅持謹守和約、繕修舊城的政策。為此，宋夏關係緊張，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戰爭。遼朝乘北宋疲於西夏戰爭之機，蠢蠢欲動，企圖南下索取關南之地，宋遼關係也趨於緊張。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包括澶州在內的河北諸州城池都進行了修繕。但為了避免遼國的猜疑，這次的修繕活動相當謹慎、隱秘。
慶曆二年，修繕澶州北城。河北路轉運使李昭述在得到朝廷的允許後，以治理黃河決口為由，「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
宋英宗治平三年，澶州北城再次得到修繕。這次考慮到水患、土質等因素的影響，改從城北鐵丘取土，用以更換城牆朽壤，重建北城。周長五千七百七十步，約合十六里，在西南城垣與黃河堤岸之間另建長堤三千五百三十步，約合十里，用以防止河水啃噬城牆。
熙寧十年，澶州河段發生決口，河決澶州曹村埽。
元豐三年，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相繼決口。漫天的洪水沖毀堤壩，傾斜而下，澶州南城被沖毀，最終南城被棄，澶州就只治於北城內，州衙治所及濮陽縣也遷治北城。
神宗之後，關於澶州城池修繕的史料少有提及。但是宋徽宗崇寧年間澶州升為北輔，次年晉升開德府。依古制，城市級別的拔高，城建標準也應提升，才能與之相符。因此北宋後期澶州的城池建設仍在進行，且更加完善。
北宋滅亡後，澶州在金兵的圍攻中，多次取得勝利，堅持抗戰達兩年之久，其中原因一方面歸功於知州王棣和全城百姓的不懈鬥爭，另一方面也離不開多年來澶州城池的不斷修繕，才使其成為了阻擋金兵進攻的要塞和堅固的堡壘。
綜上所述，北宋時期澶州的城池多次修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澶州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要求朝廷必須對其建設傾注心血，使其成為守衛京師安全的北部屏障。另一方面澶州沿河而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多次受到洪水的侵襲，因此城池的定期修繕是自然之理。
其次澶州城池在修繕過程中，受外部因素影響明顯。宋初州城的修葺，主要是考慮軍事的需要，修建的具體要求、時間長短均由北宋自主安排。澶淵之盟後，宋遼雙方化干戈為玉帛。
自此之後，北宋君臣在城池修築問題上，採取並執行了謹慎而又較為靈活的修城政策。鑑於河北地區特殊的地理特徵和軍事形勢，北宋時期，河北路州府的城池建設一直都在進行，澶州就曾以「修堤」為名，進行城池修繕，以至於契丹使臣「劉六符過之，真以為治堤也。及還而城具，甚駭。」
可見宋遼議和後，澶州城池的修繕不得不受到宋遼關係的影響，修繕時間、修葺標準都有嚴格限制，顯得不由自主。
澶州的駐軍布防
禁軍
北宋時期，兵制有四。澶州地處河北路中南部，戰略地位重要，常年設有禁軍、廂軍、鄉兵，它們構成了澶州的軍事武裝體系。本節就從這三種兵制出發，論述北宋時期澶州地區的駐軍情況。北宋時期禁軍是天子的衛兵，是宋朝最為精銳的部隊，歸殿前司、侍衛司管轄。其駐軍情況，依據宋朝「強幹弱枝、內外相制」的原則，禁軍半數駐守京師，半數駐守地方。
通過兵力的內外平衡，達到維護趙宋天下長治久安的目標。此外禁軍的組成並不固定，而且數量變化極大，宋初有兵不過二十萬，仁宗時期內外矛盾加劇，西北宋夏戰爭爆發，西南有儂智高起義，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使禁軍數量也達到了峰值，慶曆年間馬、步軍總數八十二萬六千人。
王曾瑜先生曾根據《宋史·兵志》的記載，對仁宗慶曆年間的禁軍分駐情況進行統計。，北宋時期駐紮在澶州的禁軍主要是侍衛司的馬軍和步軍，殿前司各軍指揮沒有在該地戍守。
而且縱觀河北全路，也僅有滄州駐有殿前司廣德軍1指揮。從駐軍的番號分析，澶州的禁軍番號前後期基本保持不變，侍衛馬軍司為龍衛、雲捷二軍，其中龍衛與捧日、天武、神衛合稱「上四軍」，這四軍是禁軍中技戰術水平最高、戰鬥力最強的軍隊，可謂是精銳中的精銳。
侍衛步軍司為武衛、勇捷、威武、靜戎弩手、振武、效忠。武衛、勇捷、威武、靜戎弩手、效忠是宋太宗時期賜名的禁軍番號，振武是宋真宗時期增設的番號。其中威武、靜戎弩手二軍番號先後在熙寧三年、七年取消，原先的6支只留下4支。
此外澶州的禁軍數量也有明顯地變化，仁宗時期治下禁軍共有12指揮，到神宗熙豐年間，侍衛步軍司的威武、靜戎弩手番號取消，雖然威武軍的士兵劃歸隊效忠、勇捷統轄，但靜戎弩手被徹底取消，禁軍數量縮減為10指揮。這一變化與神宗時期的軍事改革有關，宋神宗時期振興武功，對宋仁宗以來的冗兵進行大力裁撤，精簡編制，體現在澶州地區就是駐軍數量的減少。
依宋朝軍制，指揮是禁軍中最重要、也是最常見的軍事編制單位，統兵官稱為指揮使和副指揮使，每指揮使下轄五百人，以此來計算，澶州地區大概駐紮禁軍5000—6000人。但是實際上，各指揮兵力往往少於五百人，一般情況下每軍只有三四百人，因此澶州實際駐軍大概3500人左右。
同時由於宋朝推行更戍法、加之其他客觀因素，澶州地區的禁軍數量並非固定不變。其原因有：一臨時借調。景德年間，宋遼雙方對峙澶州，後以締結「澶淵之盟」而握手言和，景德二年，宋真宗返京時出於安全的需要，「詔澶州秦翰所領兵，留步軍三指揮，余令翰將還京師」。
此外將澶州禁軍與河北路諸州駐軍相比，以仁宗朝為例，河北路共有指揮254，其中指揮數超過10的州府有9個，分別是定州25、冀州20、恩州17、真定府與大名府13，澶州與保州12，滄州與相州10。查閱地圖發現，定州、真定府、保州是御遼的一線，是宋遼交戰的主戰場，滄州扼守渤海，戰略位置重要，冀州位於河北路中部，承擔支援一線作戰的重要使命，是大本營、兵員庫，因而駐軍最多。
恩州原名貝州，仁宗時期發生過民變，故改名恩州，歷史的原因使得該地駐兵也較多。最後一線的相州、大名府、澶州，駐軍也較多，它們承擔著守衛京師、支援前方作戰的責任。可見與河北路諸州駐軍相比，澶州駐軍數量位居前列，是朝廷重點布防的地區之一，戰略位置重要。
廂軍
廂軍是北宋兵制的一種，是國家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南宋薛季宣認為「廂軍之置，即唐方鎮之兵是也」。北宋時期，為削弱地方兵力，解決藩鎮割據的頑疾，朝廷讓老弱者留守本城，充當廂兵。廂軍來源廣泛，最早是由各地藩鎮節度統轄的舊兵與雜役新軍合併構成，後來，招募成為廂兵的主要來源，廂軍的另一來源是充軍發配的罪犯、因罪落降的禁軍。
廂軍的駐防也遵循「內外相制」的原則。廂兵作為地方駐軍，主要職責是維護地方治安，負責該地的日常雜役，如修建城防、物資運輸、治河黃河、參與救災等，服務範圍十分廣泛，因此廂兵又有「役兵」之稱。
駐紮澶州的廂軍有馬軍、步軍。廂軍的番號種類多樣，馬軍有4種：騎射、定塞、忠烈、招收，其中忠烈、招收先後在不同時期廢置。步軍番號有7種：橋道、懷節是只在澶州駐守的廂兵，其餘寧淮、牢城、定塞、壯城五種在河北路其他諸州也有駐紮，尤其是壯城、勞城軍駐守更加廣泛，除河北路外，河東、陝西、京東等路都有該軍的蹤跡。
同時參考禁軍在澶州的布防比值，澶州地區大概有廂兵1200人左右，當然這只是基於邏輯的一種推測，真實的駐軍數量還要等相關史料的發現得以最終確定。主要負責的就是城池的修築和修繕。可見，廂軍在地方承擔各種役務，一方面確實減輕了普通百姓的勞役負擔，減少了對農民的騷擾，保證了農業生產的時間，有利於農業發展。但是需要指出，民戶勞役量的減少是以巨額的軍費支持作為代價，而這些費用的支出最終還是由農戶來買單，依靠賦稅和盤剝百姓得來。
綜上所述，北宋時期，澶州廂軍番號種類繁多，數量在千人左右。廂軍職責重大，服務範圍廣泛，既有軍事又涉及民生，尤其是黃河澶州河段水患嚴重，北宋歷史上多次的重大決口和改道都與澶州有關，廂兵作為地方勞役的中堅力量，在歷次救災搶險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們任務繁重，工作量極大，其艱苦程度絲毫不亞于禁軍。因此可以說，廂軍是澶州日常治理和建設過程中的一支生力軍，也是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鄉兵與保甲
北宋時期，河北路地處御遼一線，鄉兵是地方武裝的重要組成部分。澶州鄉兵以強壯、義勇為主。強壯、義勇是鄉兵的番號，強壯之名五代時瀛、霸諸州就已設置，咸平三年，宋真宗下詔在河北路諸州全面推行。義勇也是鄉兵的番號，與強壯相比成立時間較晚，「慶曆二年選河北、河東強壯並抄民丁涅手背為之。」
總之，通過比較可知，強壯、義勇在成立時間、徵選條件、編制、訓練等方面存在許多不同，但同時二者之間也有緊密的聯繫，其一義勇脫胎於強壯，是對強壯的繼承和發展義勇成立之初大部分的兵員來源於強壯，兵源不足時才從民丁中挑揀補充。
其二作為鄉兵，強壯、義勇都選自民間，其選任方式類似府兵，職責上二者都有守土保家的義務。義勇成立後，強壯漸漸退居幕後，只「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此後強壯日漸廢置，而日常訓練、防守地方的任務也都由義勇接替。關於澶州鄉兵的數量，史料中沒有明確的記載，筆者也不敢妄加推斷，以免貽笑大方。
保甲是北宋中後期地方鄉兵的重要組成部分。保甲法是王安石變法改革的措施之一，熙寧三年首先在開封府屬縣內推行，之後推廣到包括澶州在內的河北路諸州縣。朝廷設置保甲的目的一是「除盜」，維持地方治安，二是企圖恢復徵兵制，與「募兵制相參」；三是出於節省軍費，壓縮開支。宋廷推行的保甲法，一方面確實收到了一時實效，提高了保甲的戰鬥素養，加強了地方的控制，但是也帶來了負面影響，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頻繁的訓練活動，嚴重影響保丁的正常生活，也干擾了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保丁為了逃避保甲，自毀肢體、逃跑、騷擾地方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以至於出現「河北盜賊公行，多保甲也」的現象。
澶州隸屬河北路，自然也飽嘗保甲之苦，元豐七年，保甲騷擾地方，嚴重干擾了澶州的地方秩序，成為北宋後期地方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綜上所述，北宋時期，宋廷對澶州防務十分關注。一方面對澶州城池不斷修繕，力圖將其打造為守衛黃河、保衛京師的重要屏障和堅固的要塞。另一方面在澶州部署兵力，常年設有禁軍、廂軍、鄉兵、保甲，四者緊密結合，構成了完整的軍事武裝體系，並在澶州日後的歷史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