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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冬，國民黨特務找到了當時身在香港的上海灘大亨杜月笙，言之鑿鑿地告訴他說：

「上海將舉行四·一二政變審判大會，屆時將公審並槍決兩名要犯。」

之前在我黨的策動下，本已有歸意的杜月笙聽後，大驚失色，嚇得幾天幾夜都睡不著覺，結果舊疾復發，最終死在了醫院。

上海市要處決的兩名要犯究竟是何人？杜月笙得知後又為何會被「嚇死」？

平步青雲後，投靠蔣介石

杜月笙原名為杜月生，於1888年在上海出生。他從小就父母雙亡，在無人教養的情況下，他早早地就過起了浪跡社會的生活，先後賣過水果和蠟燭。

後來，杜月笙被一家妓院收留。也正是在這裡，杜月笙結識了很多黑社會。在一個黑社會的引薦下，杜月笙成功拜了青幫大佬陳世昌為「老頭子」，就此成為了青幫的一員。

後來通過陳世昌的引薦，杜月笙又得以到黃金榮的公館中打雜。而黃金榮那時在法租界內任警務處的督察長，又是上海的黑社會老大，勢力相當大。

杜月笙頭腦靈活，機智過人，因此不久後就被黃金榮的夫人林桂生看中，從此步步高升，由一名替黃金榮拿大衣的家奴，逐漸上升為主持鴉片提運的關鍵人物。

杜月笙接手鴉片提運之後，立即糾合一批地痞流氓，通過打砸搶燒等手段，在法租界的煙土提運業務中迅速發展至一家獨大。

杜月笙也因此在黃金榮團伙中一躍成為了，除黃金榮和張嘯林外的第三號人物。

他與黃金榮的貪吝成性、無心政治不同，與張嘯林的剛愎自用、心浮氣躁也不同。

成為大亨之後，杜月笙開始拼命地洗白自己，裝出一副禮賢下士的樣子，廣泛結交文化界和政治界名人。

很多有影響力的人物，不但成為他的座上賓，而且對他的「善行」也大肆褒獎。

比如著名政治人物黎元洪曾稱他是「當代孟嘗君」，著名社會活動家楊度曾稱他是「既俠又儒」。

國學大師章太炎甚至專門運用《周禮》中「西方之樂為鏞，東方之樂為笙」典故，為他改名為「杜鏞」，字「月笙」。

在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夕，杜月笙甚至還對共產黨人表示過熱情。當時，上海軍閥在四處逮捕了共產黨人。

杜月笙得知消息後，當即找到上海工會的領導人汪壽華，向他建議說：

「共產黨儘管到法租界開會與設機關，即使有人被捕，我也可以保釋。」

但蔣介石攻占上海後，杜月笙又立即「審時度勢」，投靠了蔣介石。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時，杜月笙為表效忠，竟背信棄義地制訂了殺害汪壽華的計劃。

就在「四一二」事變前一晚，杜月笙專門約汪壽華到他家裡赴宴。汪壽華沒有任何防備，就直接赴約了。

結果他剛到杜家，就中了杜月笙手下的埋伏，汪壽華寡不敵眾，身受重傷。

為了掩蓋殺人痕跡，杜月笙又讓手下把汪壽華抬到郊外埋掉。當時汪壽華仍有呼吸，但杜月笙的手下還是殘忍地將其活埋了。

次日，「四一二」事變正式爆發。杜月笙又在時任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的策動下，聯合黃金榮等人襲擊了工人糾察隊，並混亂中趁機屠殺了大量共產黨人。

此舉算是徹底得罪了共產黨，也為杜月笙晚年的命運埋下了伏筆。但從當時來看，卻也由此獲得了蔣介石的青睞。

事後，為了表彰杜月笙的功績，蔣介石不但特意封了他少將軍銜，還許他當了海空軍總司令部的顧問。

左右都逢源，抗日有貢獻

由於杜月笙既有著巨大的「黑道能量」，又倍受蔣介石的寵愛，因此，不論是國民黨的權貴顯要，還是失意政客，都想與杜月笙結交。

而杜月笙也是不分貴賤，不論在朝在野、品位高下，都以謙遜態度盡力結交。

到三十年代初，國民黨上海黨部以及淞滬警備司令部、市公安局、社會局的許多中高級官員竟都成了杜月笙的門人，很多老牌的失意政客，更是淪為了杜月笙的食客。

取得政治力量之後，杜月笙又開始向工商金融界滲透。憑藉黑道、白道、「洋道」三道通吃的本領，杜月笙很快就成為了幾十個企業和同業公會的董事長或理事長。

對文化界、政界和商界的有力操縱，使得杜月笙的野心進一步膨脹，他越來越不滿足於寄蔣介石籬下，開始謀求獨立的政治主張。

1931年底，南京政府為渡過財政難關，擬將公債展期，杜月笙得知情況後，立即組織了持票人會，進行了強烈的抗議。

在1932年爆發的「一.二八」事變中，杜月笙先是違背蔣介石的意志，積極組織上海各界，共同支持十九路軍作戰。

接著，他又加入到了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請願活動中，與眾多進步人士一起，聯名上書，要求國民黨還政於民。

1933年，杜月笙又和共產黨員史量才等人一起，發起對市政府挪用復興市政公債的抗議行動。

但杜月笙的這些行為，只能算是「小鬧大幫忙」，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他還是堅定地和國民黨同流合污。

比如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上海學生奮起響應，卻遭到上海市政府的嚴厲鎮壓，學生寄希望於杜月笙，但他卻表態說：

「市政府之一切處置為適當。」

1936年11月，上海十萬日本紗廠工人舉行了抗日救國大罷工，但杜月笙先是想方設法地瓦解，不果後，又遷怒於救國會，一手策劃了著名的「七君子」案。

不可否認的是，在全民抗日這一件事上，杜月笙還是大節不虧的。

1937年，日本方面曾專門聯繫杜月笙，表示希望與他合辦利潤豐厚的銀行，但卻被杜月笙嚴詞拒絕。

盧溝橋事變後，杜月笙又參與成立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支援抗戰。日軍在攻占上海前，再次找到了杜月笙，想勸其與日本人合作。

但杜月笙仍未動搖，並因此而離開了他苦心經營多年的上海，隻身去往香港避難。

到香港後，他不但掛出了中國紅十字總會的牌子，積極利用各種渠道籌款賑濟受戰爭影響的人民，而且還為上海的抗日活動提供了不少幫助。

比如，他曾命令上海的手下，要積極協助國民黨中的抗日力量，並且還成功策動了時任汪偽政府宣傳部長的陶希聖脫離汪精衛集團。

此外，他也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也表示了支持，明確向潘漢年表示，決不允許部下阻礙中共的抗日行動，並且還為中共募集過經費用於教育文化。

但他此後的命運，也仍猶如秋後殘葉，風雨飄搖、流落異地。

棄之如敝屣，無奈去香港

1945年，抗戰終於勝利，杜月笙也重回了上海。但此時的上海已經沒有了租界，這就意味著杜月笙失去了藉以生存、發展的治安死角。

他對國民黨而言，也就不再有勾連帝國主義的價值。一向只重利益的蔣介石立即就將他拋棄，不僅沒給他任何官職，而且還故意扶持他的門生吳紹澎，與他作對。

杜不敢公開應戰，只能暗中勾結軍統來反吳。結果軍統攻倒吳紹澎後，隨即就搶走了杜月笙朝思暮想的市參議會議長一職。

除此之外，蔣介石還事事針對杜月笙。1948年夏天，國民黨想在上海以拋售物資的方式來平抑物價，但最終失敗。

蔣介石於是怪罪於杜月笙，認為是他在背後投機倒把。不久後，蔣介石又在上海搞所謂的「救濟特捐」。

但55000億元的目標遲遲無法達到，蔣介石再次遷怒於杜月笙，特命上海市警察局把他變相扣押了8小時，杜月笙只得拿出1000億元法幣來贖身。

接著，蔣經國又來滬打「虎」，他一點面子不給，直接抓了杜月笙的三子，不但將其下獄，而且還故意登報示眾。

蔣介石的冷酷無情讓杜月笙極其傷心，他多次對朋友說：

「淪陷時上海無正義，勝利後上海無少飛。」

1948年10月後，國民黨敗局已定，杜月笙開始頻繁與黃炎培、陳銘樞等民主進步人士交往，尋求退路。

黃、陳兩人都曾勸他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中共中央也從西柏坡發來廣播，希望他留下來協助穩定和維護上海的社會秩序。

但杜月笙仍怕自己得不到共產黨的諒解，因而遲遲下定不了決心。就在這時，蔣介石又親自找到杜月笙，讓他去台灣。

但杜月笙已經對蔣介石傷透了心，如今無權無勢，到台灣後肯定更會被蔣介石凌辱，所以他就搪塞說：

「委員長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是最近我的氣喘犯了，台灣又濕又熱，不利於養病，我想先治一下病，再去為委員長治病。」

蔣介石看他心意已決，也不再勉強，只是在最後丟下一句話：

「我向來愛憎分明，最恨變節投敵之人，也最念舊情，讓你去台灣，只是不忍看你變成共產黨的刀下鬼！你既然想殺身成仁，那就隨你去了。」

這其實就是變相地警告杜月笙，不要留在大陸。向來機靈的杜月笙聽完蔣介石的話，也不再糾結了，立即就帶著家人到了香港。

處置中行事，嚇死在他鄉

到香港後，杜月笙只能和一大家子人蝸居在一間三室一廳的房子裡。不久後，杜月笙又哮喘病復發，整日痛苦不堪。

就在這時，著名銀行家陳光甫來找杜月笙，告訴他說：

「昨天接到北京方面來電，北京中國銀行已派人來港，要與我們見面。」

杜月笙當即就猜測說：「是否關於我們的股份事？」

原來，杜月笙和陳光甫等人，之前都是中國銀行的發起人，並且一直持有著大量股份。1949年他們逃離大陸時，並沒有來得及處理這些股份。

此次中國銀行進行改組，我黨本可以全部沒收他們的股份。但考慮到這些人在海峽兩岸甚至在國際上，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如果以改組為契機，能把他們請回來，對我黨的統戰工作將有著重大的意義。因此，我黨就特意派人趕赴香港，邀請他們回北京來參加股東會議。

這些人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就來諮詢杜月笙的意見。

杜月笙重新拿出大亨的派頭，在香港的青山大飯店召集在港的股東開了會。在會上，眾人意見紛紜，討論許久也沒出結果。最後，杜月笙一錘定音地說：

「大家都是老朋友，應該採取一致立場，決不能鬧內訌、出洋相，叫外人看笑話。我們都算是有家不能回的異鄉人，將來去哪裡，還沒有定數。

這事情人家完全可以不理會我們，但現在卻找到了我們，這就是給面子，我們不能自討沒趣。」

聽到杜月笙這麼說，大家都以為他要回去，但沒想到的是，杜月笙卻糾正說：

「現在尚未到回去的時候。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出具委託書，讓人替我們去參會。」

杜月笙的這個方案，為以後的選擇，提供了很大的空間，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贊同。

我黨得知杜月笙的舉動之後，也十分讚賞。為了「投桃報李」，我黨專門選派杜月笙的老友章士釗、金山以及與杜月笙相熟的統戰幹部喬冠華、潘漢年等人，親赴香港，勸他返回大陸。

杜月笙本已心動。但就在這時，台灣方面卻忽然派人來到香港，告訴杜月笙說：

「上海人民將於四·一二政變紀念日，舉行清算大會，屆時將公審並槍決黃金榮、楊虎等兇犯，您也要被押回上海執行，若無法押解其回上海，則就地予以處決。

不如趕快動身去台灣，否則悔之晚矣。」

杜月笙雖然此前與大陸方面有秘密接觸，並且也知道中共方面對他的寬容態度。

但見來人言之鑿鑿，又想到自己在「四·一二政變」中所犯下的罪行，並不比黃金榮和楊虎二人輕，心裡於是就不由自主地害怕。

在驚恐之下，他一連幾天，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導致舊病復發，住進了醫院。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自感時日無多，特意召家人來說：

「我現在這樣，隨時都能死了，趁著還清醒，還是早點留下遺囑，免得到時後悔！」

就這樣，杜月笙立下了第一份遺囑，在各種政治勢力中遊走一生的他，在這份遺囑中一字都沒提政治，說的全是遺產繼承等瑣事。

但杜月笙並不能如願不涉政治地制定遺囑。台灣方面得知杜月笙病重後，特意派特務找到了他，硬逼他在一份早已寫好的遺囑上簽字。

當時已是彌留之際的杜月笙看到第一句中的「匪禍中國」四個字後，本能地不想簽，但最後還是在特務的逼迫下就範了。

1951年8月16日，一代梟雄杜月笙在香港病逝，結束了他很難蓋棺定論的一生。

諷刺的是，當時身在大陸的黃金榮和楊虎雖然沒有了以前的威風，過得確實也不好，但他們並沒有被處死，最終也都算是壽終正寢，葉落歸根。

不知在九泉之下的杜月笙，得知實情後，會作什麼樣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