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外出就業，獲得了一定的經濟來源，無形中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和社會地位。實際上，從19世紀下半期開始的助產士培訓計劃促進了受訓婦女的自立。
以孫達里莫罕·達斯之妻赫瑪吉妮·達斯為例，她於1880年完成了助產課程學習，1882年從加爾各答醫學院獲得醫學學士學位。公共梵社的成員、西卜納特·夏斯特里的密友孫達麗莫罕在西爾赫特和加爾各答開始其私人業務，在加爾各答跟隨其知名丈夫行醫，直到她1890年加入加爾各答社團醫療部。其後，她在報紙上做廣告，獨立經營。
值得注意的是，在孫達麗莫罕生平的記錄中，她被讚譽為一個理想的妻子，一個「安靜型的女人，是她丈夫源源不斷的激勵源泉」。助產士的工作意味著財務獨立和擁有一定程度可供自己支配的收入。坎貝爾醫科學校培訓班畢業的許多女性醫院助理，不僅通過自己的行醫生涯獲得了自身的人格和經濟獨立，其中不少甚至成為孟加拉乃至印度一些地區許多基層醫院中的業務骨幹和領導力量。
婦女地位的提高一方面體現在家庭關係上。孟買大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學院對獨立前的印度婦女狀況所做的研究，顯示了婦女地位變化的一些方面。
其中C·A·黑特夫人在1930年對當年已經註冊入學的女生和少部分尚未註冊入學者所作的問卷調查顯示：在總共360人中，有223人是未婚，受過教育。在40名受過教育的婦女中，28人與自己選擇的人結婚。對掙錢的婦女而言，保持家庭生活和家外生活的平衡是非常難的。但是她發現，「人們認為婚姻和家庭並非絕對不能與個人獨立並存」。
關於經濟條件，C·A·黑特夫人指出：「總體上這一組問題的結果，指出了受過教育的婦女想要在經濟上獨立並因而改善經濟條件的明確趨勢。」在總體上，她感到「婦女的經濟條件和個人地位肯定已經發生了變化」。
她的同事K·T·麥錢特教授在同一時期進行了題為「變化中的婚姻家庭觀」的研究。他在青年男女和中年人等不同人群中作了調查，其中78名女青年贊成女子19歲、男子25歲結婚。這些女子中近78%支持自己選擇婚姻，其餘的覺得應由父母選擇對象，但應徵得當事人同意。麥錢特教授發現，剛剛出現的婚姻為個人之事的觀念逐漸取代了認為婚姻僅是一種宗教禮儀的觀念。
1945年，G·B·德賽夫人針對「近現代古吉拉特生活中」婦女進行調查研究，調查對象是900名中產階級婦女，其中只有21%的人有獨立收入。即便如此，仍有74%的被調查者主張自己選擇結婚對象。至於如何改善婦女的地位，900名被調查者中，有158人提議開展有經濟實用價值的義務教育，109人支持經濟獨立，73人贊成婦女與男子享有同等的地位，54人表示贊同思想和行動自由。
此外，婦女始終存在著一種參加家外經濟活動和社會工作的意願，並且這個意願不斷增長。越來越多的婦女把自尊和人格發展看作人生的必要目標。這些都說明，印度教社會個人生活的兩大古老支柱——神聖婚姻和聯合家庭——的地位正在削弱。吠陀時期之後，一個未婚婦女不能體面地生活。由於現代教育的影響以及與人格發展相關的價值觀和經濟獨立的驅動，這一看法正在發生改變。
婦女日益感到婚姻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標。隨著現代經濟獨立的機會增多，以及關於平等和自尊的新思想的傳播，婦女第一次獲得了選擇生活目標的自由。到獨立前夕，傳統上作為婦女唯一的家庭事業和作為她生活最高圓滿的為妻之道和為母之道已經有許多變化。人們已經認識到，婦女除了是家庭的標誌，還對國家負有義務，婦女總體上比男子低下的舊觀念也開始逐漸發生改變。
還有一些致力于于婦女解放運動的婦女，她們成為為婦女權力不斷鬥爭的自由職業者。她們的出現不僅僅是給印度社會其他的女性做了示範作用，她們還努力推動女性教育以及針對女性的社會立法的實施。19世紀晚期為了婦女教育和寡婦改嫁發起的運動最初由男性社會改革者承擔，男人以他們的名義組織婦女協會，當時只有一兩位婦女進行組織活動。
到世紀之交，社會改革者的妻子、女兒或寡婦如拉瑪巴依·拉納德，或者作為舊制度受害者的婦女如蘇巴拉克希米·蘇布拉瑪比亞姆，從男人手裡接過了各婦女協會的領導權，這些早期組織的宗旨主要是將婦女教育和培訓成現代職業者如教師和護士等，還大力促進寡婦改嫁法和婚齡法等立法的實施，像法官拉納德這樣的男人已經開始鼓勵他們的妻子活躍於社會改革事業。
自1905年以來，婦女把在全國社會工作會議框架內組織的「女士會議」當作她們自己的講壇。一些受過教育的上層婦女開辦以「共勉」為目的的俱樂部並很快形成了這樣的認識：「這種以改善為目的的變化正在改變印度婦女的地位，到說起印度婦女將被提升到她們在歐洲國家的姐妹所擁有的同樣高地位的時間已經不遠時，我們的正當性就得到了證明。」
這些婦女和她們的支持者不再僅僅要求受教育權或改善印度教寡婦的處境，還要求財產繼承權、單身活動的自由和行動自由。婦女正是以各種方式組織起來，努力改善她們在印度教社會內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