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制廢除後，蘇利南種植園的勞動力嚴重流失，農業經濟開始下滑，並且逐漸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1824年，蘇利南的總共有340處種植園，而1861年種植園數量減少到142處。
蘇利南殖民地出現了種植園凋敝的局面，為了擺脫農業經濟衰退的困境，荷蘭殖民政府希望招募一批勞工到蘇利南殖民地，但是荷蘭議會下院以財政支出過高為由，否決了殖民政府的移民計劃。
荷蘭議會認為，對於移民事務，政府應盡監管之責，但不應過多干涉，可以適當通過補助的形式來支持殖民地的移民工作。
經過荷蘭議會的商定，19世紀中葉，蘇利南的移民不再由殖民政府籌備，移民事務交由私人招募和輸送，私人移民則依照種植園主的需求和工薪報酬應招。19—20世紀，蘇利南的私人招工對象主要分為三種：華人、印度人、爪哇人。
（一）契約移民之華人
1865年以前，蘇利南的招工事宜由荷蘭官方負責，移民局招募了數百名華工。1853年，十八名華人男性被招募到凱薩琳娜·索菲亞甘蔗種植園，這是第一代蘇利南的契約華工，招募地點是印度尼西亞。
1856年，18名華人中有8名回國，7名死亡。這批華人中有三名作為監督者，負責看管1858年輸送到蘇利南的500名華工。115天的航程中，華人勞工死亡人數達197人。
大部分的華人移民在合同期滿後轉為自由勞工，但是也有一小部分華人重新與移民局訂立契約。1860年，清政府和英、法簽訂了《北京條約》，允許在華招工，這一條約也對荷蘭適用。1863年，蘇利南總督賴因哈特·弗蘭斯·范·蘭斯貝格對移民作出了新規定：
其一，外來移民要處於殖民地政府的保護之下；
其二，賦予居住者一定的公民權利。簡言之，華人實際上是蘇利南的自由民，這也為後來蘇利南華人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860—1874年，為蘇利南招募華工的代理人須受荷蘭殖民政府許可，再經由清政府確認和批准，招工方可生效，這一勞工移民也被稱作「苦力貿易」。
1863年，根據《蘇利南政府公報與政府廣告報》所載，《奴隸解放條例》第二十條的條例規定，國家仍要遵照勞工招募的要求，維持現有種植園的勞工數量，各殖民地政府還需要招募新的移民。
由此說明，荷蘭殖民政府一方面要加強監管自由的黑人和印度人，另一方面也要大量招攬勞工移民到蘇利南。有鑑於此，蘇利南殖民政府任命了專門代理來處理勞工招募事宜，蘇利南移民公司應運而生。
1865年，荷蘭人在阿姆斯特丹創辦了蘇利南移民公司，以私營的形式僱傭境外移民，為蘇利南種植園輸送數百勞動力。1865—1866年，1083名華工順利抵達蘇利南，而1868—1869年，華工的輸送人數達921人；1866年契約華工的增長率最高，而後開始逐漸遞減。
在此期間，華工的數量並不算多，一方面是因為運輸成本較高，另一方面是因為華工身體素質好而相應的勞力成本高。
華工的契約合同期限為五年，每月的薪金約四個西班牙銀幣。每位移民的招募費用大約為300荷蘭盾，這筆費用由種植園主承擔，而種植園主認為勞動力成本價格過高，並沒有招募大批華工的意圖。
隨著蔗糖種植園產量逐年減少，蘇利南殖民地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有所降低，1869年，蘇利南移民公司最終解散了。1874年3月27日，清政府終止了苦力貿易，自此以後，前往蘇利南的華工人數愈發減少。
合同期內，蘇利南的華人勞工集中在種植園勞動，開展農業生產。合同期滿後，許多華人在蘇利南的城市或市郊買賣貨品，經營零售商店和建立店鋪分號等。1853—1870年，總計超過2500名中國人被引入蘇利南，契約到期後，一部分華人選擇了歸國，但另一部分華人繼續在蘇利南經營店鋪生意。
蘇利南華人開辦的商店產品多樣，食品、日用品、服裝衣飾等一應俱全。這一時期，華人把木炭引入到蘇利南，木炭也經由華商承銷。此外，蘇利南的華人還壟斷了洗衣熨燙服務。蘇利南的華人辛勤工作，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逐漸累積了一定財富，然後成為了許多優秀的民營企業家。
這些華人大多來自中國的同一鄉鎮，宗親關係和同鄉之情拉近了蘇利南華人的心理距離。1880年，華人群體在蘇利南帕拉馬里博市成立了廣義堂，廣義堂是蘇利南華人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
最為關鍵的是，廣義堂也為處境艱辛、生活窘迫的華人提供經濟援助，幫助華人在蘇利南安身自處。雖然身處異鄉，蘇利南的華人卻相互扶持，十分團結。廣義堂在為華人聯絡感情、濟寒賑貧等方面發揮了極大作用，為推動蘇利南華人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契約移民之印度人
1832年，英屬蓋亞那廢除了奴隸制，為維持種植園的正常運作，英國殖民政府決定引入東印度人。1838年5月5日，長庚星號船載著第一代東印度人抵達蓋亞那，共攜帶了156名東印度人，安全登陸的人員有144名；此後，英國殖民者不斷把東印度人輸送到蓋亞那殖民地。
1863年後，荷蘭殖民當局開始效仿英國的做法，將印度人引入蘇利南，作為蘇利南種植園的主要勞動力。1873年6月5日，拉拉·羅克號載著452名印度人抵達帕拉馬里博。這是蘇利南的第一代印度勞工移民，但因這批印度人的身體條件太差，荷蘭殖民政府旋即在1874—1876年間停止了對印度人的招募工作。
1873—1916年，蘇利南的印度人共計34,304人；五年的合約期滿後，11,512名印度人從蘇利南復歸印度。可見，三分之一的印度人返鄉，而近三分之二的印度人留居蘇利南。印度的契約移民制度維持了四十多年的光景，主要有三點原因：
其一，印度的地主和實業家無法說服政府保留和安置國內勞動力，同時印度也沒有抗議勞工外流的倡議者或帶頭人；
其二，印度政府奉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是大量印度工人向海外轉移。同時，這些身處海外的印度移民的確也創造了一些經濟收益，這一點是印度政府和移民家庭十分企盼的，因此許多印度人到蘇利南務工；
其三，消息滯後，殖民地的真實生活環境以及工作條件無法及時反饋到印度國內，虛假、欺詐消息拐騙了許多印度人到蘇利南務工。海外移民為一小部分印度人增加了收入，並且為他們提供了改善生活水平的機會。再者，對接受方而言，蘇利南的殖民政府、僱主，契約勞工以及海外的大多數印度人都殷切希望招募更多移民，以此補充種植園的勞動力。
19世紀後期，蘇利南的農業模式發生了較大轉變，小農場的生產模式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種植園生產模式。隨著種植園經濟的衰頹，荷蘭殖民當局為促進蘇利南農業經濟的復甦，推行農業扶持政策，鼓勵印度人建設家庭農場。契約移民制度終結後，印度人被限定在農業領域，他們通過買田置地和發展農場，逐漸在鄉村定居。
20世紀時，印度人把水稻種植技術應用於生產中，蘇利南開始培植出了稻米，由此增加了農業作物的品種。印度人不斷擴大水稻種植面積，農場內還栽培了香蕉、柑橘等水果作物，蘇利南的小規模農業得到迅速發展。
在文化傳承方面，蘇利南的印度移民承襲了印度原籍的語言、宗教等，同族之間廣泛使用印度語交流，主要信仰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種姓制度對蘇利南的印度人仍有一定的約束作用。
隨著移民人口的不斷增長，荷蘭殖民政府加強了對蘇利南鄉村和城鎮人口的管理。據奧利韋拉的研究，1879年以後，蘇利南印度人生活的外圍區域建立了更加完善的醫療設施，在帕拉馬里博市區，殖民當局對窮困人口進行了集中管理。
由於醫療環境的改善和醫療服務水平的提高，蘇利南的印度人的生活更加舒適和安定。另外，印度人在蘇利南的經營範圍較為廣泛，他們不僅活躍在農業領域，也分布在其他領域，如承接供貨商、牛奶商等等。印度人也擅長於貨品貿易，有些印度人包攬了蘇利南的白人和黑人內部的物流運輸。
1853—1872年，共計5400名移民輸送到蘇利南，其中有2500名中國人，2400名印度人等等。1916年，隨著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壯大，他們不斷向印度政府施加壓力，印度的契約移民制度最終被廢止，這也意味著印度不再對外進行勞務輸出，印度與蘇利南的勞務貿易自此終結。
（三）契約移民之爪哇人
與印度人的引入一樣，爪哇人也是作為契約勞工輸入蘇利南的。由於華人、印度人等引進人數有限，為補充甘蔗種植園的勞動力，1890—1939年蘇利南殖民當局引進了不少於3.3萬人的爪哇人，在契約期滿後，大約有10000名爪哇人回到印度尼西亞。
爪哇勞工與移民部簽訂了五年的契約，契約規定爪哇勞工如果潛逃或是拒絕勞動將獲刑事處罰，這一契約有效地維護了種植園主的利益：一方面，爪哇勞工能夠順利輸入蘇利南並進入種植園勞作；另一方面，爪哇勞工只有在合同到期後才能返回原籍。種植園的地理位置一般都很偏僻，交通又極為落後，種植園主和爪哇勞工之間語言又不通。
爪哇勞工在前往蘇利南的行程中團結互助，並且這種族群認同感在相對孤立的環境中大大加深，因此蘇利南的爪哇人往往聚居在一起。1909年時，蘇利南除爪哇人本族以外的其他族裔都無法同爪哇人交談；即使到20世紀30年代，蘇利南也鮮有人通曉爪哇語或印尼語。
進一步而言，蘇利南的爪哇人更遑論精通荷蘭語，因此蘇利南的爪哇裔孩童的求學之路也極為艱難。合同到期後，絕大多數的爪哇人仍留在了種植園，繼續發展農業。爪哇勞工留在蘇利南主要基於三點原因：
其一，荷蘭殖民政府為爪哇人提供了較為優厚的待遇。1895年以後，荷蘭殖民政府為所有放棄遣返的爪哇人發放土地，並且為從事小型農業生產的爪哇人發放100荷蘭盾的補貼。放棄遣返後，蘇利南的大多數爪哇人定居鄉鎮，他們成為小型農場裡培植水稻的農夫，而安定的生活也令許多爪哇勞工減少了虞慮。
其二，進一步來說，這些爪哇勞工若回到國內，在本國的生活質量和水平也並不優渥，還不如就此放棄歸國，在蘇利南定居。另者，一部分的爪哇勞工早已在蘇利南組建家庭，而這層家庭羈絆也成為他們放棄遣返的重要理由。
其三，這一時期的跨洋交通十分不便，蘇利南的爪哇人在無奈之下只得放棄返回原籍。由於船隻承載有限，而遣返者眾多，許多爪哇人在等待幾年後身心俱疲，反而逐漸適應了蘇利南的社會環境，最終在異國他鄉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