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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最為混亂的一段歷史了。

自從八王之亂以後，大一統的西晉王朝頃刻間走向了覆滅的末路。

北方的胡族趁機南下入侵中原，給華夏土地上的漢人帶來了「五胡亂華」的黑暗和慘痛。

從此之後，中華大地開始陷入將近300年的動亂分裂的時代。

頻繁的戰亂讓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然而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的融合與文化的碰撞。

在這一時期，古典文學開始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詩、賦、小說等體裁，在這一時期都出現了新的時代特點，並奠定了它們之後數百年的變化趨勢。

而隨著割據政權帶來的波動，南北朝時期的政治局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文學的發展。

比如代表官僚向皇帝進言的「奏事文」，在這一時期便有著極為鮮明的展現。

隨時代而變化的奏事方式

古代當中的「奏事」大多包含三種含義。

第一是向皇帝陳述事情。

「時諸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後。後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後漢書·皇后紀上·明德馬皇后》

第二是向皇帝奏陳的事情。

「宦者輒從輼涼車中可其奏事。」——《史記·秦始皇本紀》

第三是向丞相陳述事情。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史記·張丞相列傳》

僅僅從這裡就能夠看出，在封建社會早期，皇權和相權之間的鬥爭還是較為激烈的。

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奏事的方式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

在漢唐時期，朝堂之上的三公宰相坐而論道，不管是向皇帝啟奏國事，還是同僚之間奏論政事，都是有座位能夠坐在椅子上進行。

而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開始要求大臣們在向皇帝啟奏政事的時候要站著匯報。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時，更是設置了「省院台大臣奏聞，一律下跪」的條例。

只有個別得到特許的人才能得到「賜座」的待遇，否則一律跪著說話。

從奏事的方式演變中就可以分析出封建社會的中央集權發展趨勢。

奏事方式在不斷變化，其呈現形式自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商周時期，大臣向上司或者君主進言，只需要通過語言進行闡述。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慢慢開始出現了竹簡奏文的形式。

到了漢朝之後，隨著國家的統一，政局開始穩定下來，這種奏文的要求也越來越規範，逐漸發展成為了一種應用型的文學形式。

那便是「奏事文」。

而在文化激烈碰撞、文學發展極為猛烈的南北朝，「奏事文」也產生了較為獨特的變化。

人才輩出推動奏事文學

早在魏晉時期，奏事文學就初現萌芽。

當時以曹操、曹植父子為代表，創作了包括《修學令》、《選舉令》、《魏主奏事》、《典論·論文》等諸多兼具政治文學的佳作。

後來依附於曹魏的名士陳琳、阮瑜等人，又利用自己的文采將這種文學形式的影響擴大。

使其流傳於後世之中。

南北朝時期，華夏大地分裂為許多割據政權。

北方被民風彪悍的胡族所占據，漢人「衣冠南渡」前往山水秀麗的南方發展。

在不同的環境對於文學自然有著不同的體會。

南方文人面對著秀麗的風景，在文章創作上更加追求華麗精緻的形式美。

這種追求在詩、賦、文等各種文學創作中都有所體現，也映襯到了日常應用的奏事文當中。

南朝奏事文的變化興起於劉宋時期。

劉宋創立的時候，由於戰亂的影響，政局頻繁的變動，使得文人在文章創作時，喜歡夾雜一些個人的感慨和情緒。

這讓原本屬於實用主義的奏事文開始融合浪漫主義。

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為劉宋開國功臣傅亮。

其著有《演慎論》《感物賦》等文章，《隋書·經籍志》則載其有《傅亮集》三十一卷流傳。

《詩品》評傅亮之詩：「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美。」

由於傅亮博覽群書，善於靈活運用歷史典故，所以能夠輕易賦予奏事文抒情特質。

這讓他的文章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

許槤對此嘆賞不已：「以深婉之思，寫悲涼之態，低回百折，直令人一讀一擊節也。」

傅亮之後，南朝又出現了任昉、徐陵等大家。

任昉擅長將詩文當中的聲律糅雜進文章當中，形成音韻和諧、鏗鏘有力的聲律行文。

而在撰寫奏事文的時候，任昉又以傅亮當做榜樣，喜歡融合一些典故。（「尤長為筆，頗慕傅亮」——《南史·任昉傳》）

這再次推動了奏事文的藝術性發展，使其逐漸與南北朝時期所盛行的「駢文」聯繫了起來。

到了梁陳兩朝的時候，南北朝的文學達到了一個完全成熟的階段。

當時的文學大家徐陵，將前朝所流傳下來的行文手法加以整理，把駢文的用典、聲律、辭藻、對偶等技法發展到了一個頂峰。

「承宮體新變之風，故文筆仍側重輕蒨，而時以新意出之」

其所創作的奏事文《勸進元帝表》，成為了南北朝時期文學的一個經典之作。

秀麗的風景搭配漢族士人的風雅，使得南朝文壇人才濟濟，而民族融合劇烈、胡風與漢風雜糅的北朝也不遑多讓。

從北魏開始，為了加強對國家的統治，北朝逐漸重視漢族文化。

相比於南朝的秀氣，北朝奏事文在駢體化發展的時候，典雅中又不乏粗狂豪邁之意。

這讓北朝的奏事文逐漸有了「新奇」之韻味。駢體奏事文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到了各個階層。

滕王宇文逌在《庾信集序》中評價南北朝最後一位駢文大家庾信的時候說道：「齒雖耆舊，文更新奇。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盡為虛襟。」

由此可見，當時就連王公貴族，都十分痴迷於這種文學形式。

對後世的深刻影響

駢體奏事文在南北朝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對後世文學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隋朝完成統一之後，奏事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啟用著這種形式。

北周時期擔任過中書舍人的李諤，在隋文帝完成統一大業之後，曾經寫過一篇《上隋高祖革文華書》，建議隋文帝對奏事文這種政治類的實用性文學進行改革。

隋文帝接受了李諤的建議，修改了南北朝時期文章中所負有的華綺之意，使其重新貼合實用性方面。

不過在總體上，仍然是追求駢體的形式。

後來到了唐朝，韓愈、李商隱、柳宗元等文學大家同樣對駢體奏事文倍加推崇。

其先後創作了《為韋相公讓官表》、《為裴相公讓官表》、《為柳公綽謝表》等流傳於世的佳作。

而繼承於令狐楚的李商隱，更是當時將駢體文學運用到極致的文學宗師。

甚至在文章創作方面，李商隱的能力超過了他自己的詩文水平。

據傳，只要李商隱下筆開始撰寫駢體文，中途決不會停息片刻，洋洋灑灑一筆而成，揮毫之間便是傳世經典。

「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休。」

在盛唐百花齊放的文學界，駢體奏事文的影響瞬間擴張開來，如今流傳下來的許多唐詩當中，都能夠看到南北朝駢體文學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