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同化政策的長期推行，蘇利南族群之間的結構性差異並未改變。少數族群的文化認同和民族主義的覺醒，迫使荷蘭殖民者重新考慮治理多元族群的規則，荷蘭殖民者從強制性的威權主義轉向了溫和的威權主義。
誠如英國歷史社會學家麥可·曼所言：「寬容是承認多元文化主義現實的一個更加溫和、更為常見的表達方式。」荷蘭殖民當局在族群政策上的變動，是順應時代潮流而採取的積極調整，但也是對族群民族主義所作出的妥協。
20世紀初，蘇利南的族群包括了黑人、印度人、爪哇人、華人、白人、馬龍人和印第安人等。1900年，近四分之三的人口(72%)是克里奧爾裔，包括土生白人、土長黑人、混血兒等，而印度人占了23%，爪哇人約5%；到1930年，蘇利南本土出生的克里奧爾人占了近一半(49%)，印度人占27%，爪哇人占24%。
宏觀來看，這些亞洲移民構成了蘇利南人口的最大部分。然而，蘇利南亞洲移民的歷史經歷和土長黑人明顯不同，亞洲移民並未失去過人身自由。蘇利南的亞洲移民只是契約勞工，對於種植園主的依賴程度並不高，合同到期後他們甚至可以選擇自己的出路，歸國或是留居此地。因此，蘇利南亞洲移民對主流文化的接受度主要取決於自身訴求，這也暗示出亞洲移民難以被強制同化的結果。
荷蘭同化政策之下，蘇利南的印度人、爪哇人和華人等大多維持了原籍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由於印度人和爪哇人長期生活在農村地區，遠離城市，與其他族群界限分明，在信仰上與西方宗教保持了很大的差異。蘇利南的印度人和爪哇人主要信奉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宗教文化對本族群影響深刻，因而印度人和爪哇人對主流文化的接受和吸收極為緩慢。
1903年，伊登堡部長作了一份關於蘇利南印度族群同化進展的報告，然而結果卻不如人意，甚至功敗垂成。表面來看，蘇利南的印度裔普遍接受了地方的文化習俗，在日常用語中使用斯拉南湯加語和荷蘭語。在著裝方面，他們也作出了一定改變，開始穿戴西式服裝。
另外，他們也學習和模仿白人的生活方式，剔除了諸多不良習氣，打架鬥毆行為也明顯減少，而且社交中更加注重體面等。然而，大多數的印度人並不願意和土長黑人交流或者一起生活，他們只願與族內個體交流，印度人的文化價值體系也未發生根本改變。
1923年，蘇利南人口有139,869人，按宗教具體劃分：天主教徒有24,565人，新教和路德教的信徒有11,412人，摩拉維亞弟兄會有30,132人，印度教徒有26,283人，伊斯蘭教徒是25,523人。
華人也大體如此，蘇利南的華人群體信仰佛教、道教、儒教等，並與其他族群保持了一定距離。據《林堡先驅：省報》報導，1926年，在蘇利南傳教地區，華人有著自己的宗教信仰、精神文化傳統和語言。
即使在同化進程中，共同的信仰也是蘇利南跨族通婚的先決條件。宗教觀念對族群的婚姻關係有很大的影響力，信仰伊斯蘭教的族群之間可以互相通婚，例如蘇利南印度人和爪哇人中的穆斯林或者與其他族群的穆斯林，因共同的伊斯蘭信仰，在婚姻觀念上與之契合。
20世紀以前，蘇利南社會基本沒有印度人和土長黑人通婚。這樣看來，即使荷蘭殖民政府一直推行同化政策，印度人和土長黑人依舊嫌隙頗深，族群的異質性仍然是蘇利南社會文化適應過程中的重要阻礙。
據《西方：蘇利南日報》1919年1月14日的文章指出，「蘇利南的人口太異構了，在這個鬥爭激烈的世界，不同族群的合作才是尤為重要。」根據美國學者戴維·萊文森的研究，直到20世紀50年代，蘇利南的南部族群大多仍未被同化。顯而易見，隨著同化政策的「失靈」，荷蘭長期貫行的同化政策開始有所動搖。
蘇利南民族主義的呼聲不斷，這也是同化政策難以為繼的重要原因。蘇利南小規模的政治運動與工會運動強化了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和鬥爭意識。1911年，蘇利南人民聯盟成立，成員主要是教師、工人等，它的宗旨是為爭取選舉自由和擔任公職的權利，而且得到了下層民眾的積極響應。
「從屬」族群與白人之間存在較大的政治和社會距離，這些勞工力量比較弱小，並未引起殖民當局的重視。20世紀30年代，工會活動在左翼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期。
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蘇利南也受到波及，殖民地工資水平大幅下降，失業人數激增。1932年，蘇利南成立了第一個工會，為工人就業和公共福利所服務。此外，荷蘭殖民當局為減少蘇利南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仇視，也相應作出了一些讓步。施佩克曼提及，1927年荷蘭政府頒布一項法令，宣布承認蘇利南本土出生的印度人為荷蘭公民。
二戰後，蘇利南民族民主運動的發展更加高漲。正如研究蘇利南民族主義的學者馬歇爾（K.Marshall）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利南顯現出溫和的、政治上的民族主義，主要意圖是反抗殖民和壓迫鬥爭。與此同時，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移民問題上更加傾向多元化，這為荷蘭殖民政府轉變族群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
馬紅邑在研究多元文化主義時論及，「多元文化主義主張對傳統單一的主流文化進行全面檢討與重新界定，國家不能以某個單一群體的歷史經驗為唯一標準，公共政策應充分考慮到有關族群認同與族群權利。」
這顯然對族群的發展是有利的，各種族群文化的差異性進一步促進了社會整體的多元化。蘇利南民族主義的覺醒刺激了少數族群的政治意識和民主意識，少數族群力求獲得和支配群體平等的地位，少數族群的利益訴求和荷蘭威權主義的價值觀相衝突，荷蘭殖民政府為緩和社會矛盾逐漸審視和反思同化政策。
1920年以後，反對「同化政策」的呼聲越來越大，蘇利南殖民當局內部也出現了分歧。1928年，魯特格斯州長表示反對同化政策的繼續施行。魯特格斯認為同化政策阻礙了殖民地的社會融合，他主張儘快融合整個殖民地的人口，不論其膚色，不論其出生地，他們都是這個社會的重要成員。
在他看來，二十世紀的蘇利南語言多樣、文化多樣，是由印第安人、白人、黑人、亞洲人等共同組成的多元社會，每一族群都不可分割，司法在蘇利南殖民地亦是一體。
1922年，荷蘭議會修改憲法，提出在荷蘭和海外殖民地之間建立一種新型連帶關係，即用「自治領」來取代「殖民地」。荷蘭政府開始放鬆對海外殖民地的管制，並給予殖民地一定的自治權力，但從政治意義上講，荷蘭的宗主國性質並未有所改變。
1928年，議會下議院就蘇利南實行的同化政策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格萊賈議員表示，應該給予印度人和爪哇人更多不可剝奪的權利，來維持他們固有的的方式、習俗、傳統和需求，並且認為殖民政府在制定文化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群體的特性和習俗。
格萊賈意識到應當對蘇利南多元文化的背景引起重視，在他看來，文化政策應當適應和滿足不同族群的文化訴求，因此他對同化政策嗤之以鼻。與之相對，拜爾維爾德談到，「蘇利南被迫犧牲業已存在的基督教聲譽，實在是不太可取。」
拜爾維爾德是基督徒，而日益增加的爪哇人等群體則大多是伊斯蘭教徒，拜爾維爾德更希望政府制定強硬的文化政策來壓制非基督徒的文化需求。從宗教立場來看，蘇利南眾多的基督徒更加希望荷蘭殖民政府對同化政策「從一而終」。
總之，多元文化受經濟、宗教、思維方式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具有一定的複雜性，促進多元文化的共存也並非易事。對於多元族群的治理問題，蘇利南議會已經出現了政治分歧，這也暗示出同化政策越來越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