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現代歐洲主權國家的崛起和對外擴張，北非地區捲入了歐洲的殖民體系。在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之時，阿爾及利亞猶太社區正在繁榮地發展著，並且通過經濟往來與地中海地區其他國家的猶太人聯繫起來。在法國政府和法國猶太人的干預之下，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和猶太社區逐步納入了法國的體系之中。

法國猶太改革

整個19世紀，在法國猶太改革者和阿爾及利亞同化者的影響下，阿爾及利亞猶太人猶豫不決地欣賞、接受和吸收法國文化。《克里米厄法令》是現代阿爾及利亞猶太歷史上的關鍵節點，這是現代帝國進行的大規模的殖民地歸化行為之一。從此，阿爾及利亞猶太人成為法國的公民。

這種身份的轉變，對猶太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本地人都產生了衝擊。儘管法令本身並不會導致反猶主義出現，但獲得公民權之後，阿爾及利亞猶太人政治和經濟地位的提高卻引起了人們的不滿。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60年代，阿爾及利亞猶太人作為法國公民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

19世紀末的阿爾及利亞民族構成複雜，既有本土的猶太人、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也有法國新移民和歐洲定居者，在大都市的建設中，他們追逐政治權利，也爭奪經濟優勢。在殖民地的背景下，阿爾及利亞的反猶主義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既有宗教反猶，也有種族反猶。

儘管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公民選舉出了國民議會的代表，但國民議會遠在巴黎，殖民地內的反猶主義對他們公民身份的實踐施加了最大的限制。在阿爾及利亞的內部，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柏柏爾人的矛盾是被抑制的、可控的，因此儘管猶太人遭遇反猶主義，但其地位並未嚴重惡化。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向法國政府要求獲得公民權，進行政治參與。猶太人在幾次反猶浪潮中意識到他們公民身份的脆弱，也建立了一些組織來捍衛他們的權利。反猶主義對猶太人的影響是複雜的，它既給猶太人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傷害，但同時也加速了他們的同化進程。

猶太人想要成為無可指責的法國人，他們積極回應了其他民族對自己愛國主義的攻擊，指出猶太人在軍隊和行政方面為法國服務，對法國做出的貢獻。但只要反猶主義存在於阿爾及利亞，就嚴重限制了猶太人作為法國公民所獲得的權力，無論其反猶主義的來源是什麼，他們都不會被允許完全是法國公民。

即使殖民地的猶太人移民到法國定居，他們的法國性仍然受到質疑，在法國人的眼中，無論他們怎麼努力，阿爾及利亞猶太人都是邊緣群體，而不完全是法國人。維希政權下阿爾及利亞的反猶主義達到了頂峰，阿爾及利亞殖民當局嚴格執行了維希政府的反猶法令。

阿爾及利亞猶太人曾試圖向維希政權表現自己的同化精神，呼籲在愛國主義的基礎上恢復他們的法國公民身份，以此來逃避迫害。在這過程中，一些猶太人選擇與非猶太人通婚，或者皈依天主教，這兩種方式事實上都證明了維希制度反猶的僵化和阿爾及利亞猶太人同化的局限。

他們在呼籲無果的情況下，轉而組織地下運動，以此來幫助真正的法國。戴高樂和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恢復了阿爾及利亞猶太人的公民權。當阿爾及利亞猶太人逐漸從維希政府的陰影下走出之時，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中，因為一些猶太領導人試圖讓他們的猶太社區保持在衝突的邊緣，猶太人的身份和對阿爾及利亞的忠誠飽受質疑。

對於阿爾及利亞猶太人的選擇，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領導者都對此非常關注。在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後，隨著阿猶矛盾的激化，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對猶太人認同的指責，猶太人在阿爾及利亞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危機，由此引發了大規模的移民潮。

在現代阿爾及利亞猶太人的歷史上，選擇同化與堅守傳統並存，捍衛公民權與抵抗反猶主義並行。對於阿爾及利亞猶太人來說，他們的解放無異是啟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在北非地區的延續，在法國力量的介入下，他們開始了啟蒙與解放。與西歐猶太人相比，阿爾及利亞猶太人的生存環境較好，因此在解放初期並未表現出太大的熱情。

兩者相比，他們都是通過獲得公民權的方式解放，在成為公民之後，他們的居住國不再以社團，而是以公民的準則來要求猶太人，獨立的行政權和司法權不復存在。經濟方面他們在職業上也有了更多的選擇。

西歐猶太人的解放大多是通過政治革命或改良的方式，他們受大革命思想的影響更加深刻，積極主動地爭取解放，而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則是由宗主國賦予公民權獲得解放，處於一種被動的地位。賦予猶太人公民權意味著解放、融合甚至社會地位的提升，但同時給他們帶來了新的問題，面對猶太傳統與現代文化的衝突，猶太人始終處於矛盾和糾結之中。

在殖民地的背景下，猶太人作為少數族群而存在，他們面對的是傳統與現代的糾葛，而對於阿爾及利亞人來說，面對的則是殖民與獨立的矛盾。隨著以色列建國，阿猶矛盾激化。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和猶太人關係不可避免地蒙上了政治和外交的陰影。阿爾及利亞猶太人獲得公民權經歷了曲折和反覆的過程，這既與政權更迭和反猶主義密切相關，也表明了猶太人解放問題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