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蘇聯的軍事戰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地位，積聚了強大的軍事力量，逐漸發展成為可以與美國相抗衡的另一個超級大國。與美國不同的是，蘇聯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經濟與科技實力較弱，所處的地理位置也有極大的局限性。冷戰開始後，蘇聯強烈感到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的包圍。在冷戰期間，蘇聯積極爭取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環境，以儘快增強經濟實力，趕上和超過美國；同時竭力鞏固和擴大在戰爭中取得的各種權益，逐步削弱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的影響。蘇聯的軍事戰略是在此基礎上形成和演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蘇聯軍事戰略最初是在史達林執政時期形成的。二次大戰結束時，儘管蘇聯擁有規模龐大、經驗豐富的陸軍，但美國在武器裝備質量上占據優勢，並且處於核壟斷地位。鑑於蘇聯所處的劣勢地位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史達林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制定了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這項戰略方針要求：有計劃地進行各種戰爭準備，但不對外發動進攻；一旦遭到進攻，首先實施戰略防禦，並採取積極措施確保防禦的穩定性，隨即轉入戰略反攻和戰略進攻，爭取戰爭的勝利。所以，這是力求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軍事對抗，以便爭取時間增強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方針；也是以傳統的常規軍事力量(主要是陸軍）為基礎，準備在歐洲進行大規模常規戰爭的方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戰略方針相比，這項方針更加注重戰略防禦，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戰前突出強調進攻的傾向。這項修改是在總結蘇聯在戰爭初期失利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作出的。蘇聯認為，這種戰略防禦是被迫採取的，是有計劃地為轉入反攻創造條件的，因而是一種暫時的戰略行動；隨之而來的反攻是特殊、複雜的進攻形式，目的在於摧毀敵人的主要進攻集團，奪取戰略主動權，為爾後的進攻創造條件；戰略進攻仍將是戰略行動的主要類型和實施戰爭的主要方法。在制訂和實施這項戰略方針的同時，蘇聯加緊研製核武器、火箭和遠程轟炸機。到50年代初，蘇聯已擁有少量原子彈，並開始研究核武器的出現對軍事戰略可能產生的影響。
1953年史達林去世時，蘇聯的經濟已經從戰爭造成的嚴重破壞中恢復過來並有所發展，工業產量居世界第二位，但經濟實力仍遠落後於美國。此後幾年間，蘇聯的核力量迅速發展。1954年軍隊開始裝備核武器，1957年發射人造衛星和洲際飛彈，1960年組建戰略火箭軍。隨著核力量的發展，軍事戰略發生重大變化。從赫魯雪夫執政時起，特別是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在蘇聯領導層和蘇軍內部，就核武器出現後現代戰爭的性質、特點、作戰方法等問題展開廣泛、深入的討論。60年代初制定出新的軍事戰略。
新戰略的主要依據是：未來的戰爭一旦爆發，將很快擴大為世界大戰，不可能把戰爭保持局部化；世界大戰必然具有火箭核戰爭的性質，即戰爭中的主要武器將是核武器，核武器的主要投射工具將是火箭；這種戰爭具有空前的毀滅性，蘇聯已擁有用一次核突擊將美國的任何目標全部摧毀的能力；這種戰爭將突然地爆發，因而戰爭初期的作用大大提高，將決定戰爭的發展和結局，持續的時間則將很短暫。所以，火箭核武器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進行戰爭的方法。
新的軍事戰略認為：在火箭核戰爭中，戰略防禦是十分有害的、不容採取的戰略行動，防禦將作為一種被迫採取的戰鬥行動在戰役和戰術範圍內發揮作用；傳統的、由陸軍起主要作用的戰略進攻也已失去意義；火箭核突擊很難說是進攻性行動還是防禦性行動。
蘇軍在未來戰爭中的戰略行動將有四類：
一是火箭核突擊，目的是摧毀敵方的軍事經濟潛力、破壞其首腦機關、消滅其戰略核武器和主要軍隊集團，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略行動類型；
二是陸戰場的軍事行動，目的是通過進攻戰役消滅敵軍、奪取重要目標、占領敵國，也會發生阻止敵軍入侵的防禦戰鬥，核武器將在陸戰場上起主要作用；
三是對敵方核突擊的防護，這對勝利地進行戰爭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四是海戰場的軍事行動，目的是消滅敵海軍、破壞其海上交通線、使本國免遭來自海上的核突擊，這種行動將在世界各大洋進行。
根據這項戰略，戰略火箭軍是蘇軍實力的基礎和進行戰爭的主要手段。所以，可以稱這項戰略為"火箭核戰略"。由於蘇聯這時還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可能從世界核災難中得到勝利，這項戰略的主要意義是阻止美國對蘇聯發動核襲擊和提高蘇聯的國際地位。這項戰略導致輕視常規軍事力量的作用和否定常規戰爭的可能性，引起蘇聯軍界的不滿。
1964年勃列日涅夫執政後，蘇聯的軍事力量繼續增強，70年代初實現了與美國的戰略核力量均勢。蘇聯的軍事戰略理論也逐步發生變化。
變化之一是對核戰爭的態度更加謹慎。從60年代後期起，由於核武器數量的增加和戰略預警系統的建立，蘇聯軍界認為，對方發動先發制人的突然襲擊已不會使其得到決定性的優勢，也不會使其免遭巨大的破壞和殺傷，摧毀性回擊將是毫不遲緩和不可防備的。出於這種認識以及國際局勢的緩和，蘇聯在70年代中期以後提出核戰爭的危險已經減少或推遲，但仍繼續認為火箭核大戰是未來戰爭的主要樣式，火箭核武器是進行戰爭的決定性手段，強調核戰爭持續的時間可能"相對持久"，核戰略的出發點應是準備進行並贏得長期的核戰爭。
變化之二是更加注重常規戰爭。勃列日涅夫執政後不久，就改變了赫魯雪夫主張的輕視常規戰爭的觀點。70年代初蘇聯進一步明確提出：未來戰爭的樣式既可能是核戰爭，也可能是常規戰爭；既可能是世界大戰，也可能是局部戰爭；在一定條件下有可能發生常規世界大戰；但在東西方直接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有所減少的情況下，局部戰爭的作用明顯提高；常規戰爭仍將以核武器為後盾並可能發展為核戰爭，局部戰爭亦如此。
蘇聯對常規戰爭態度的變化，是與世界上頻繁發生局部戰爭以及60年代初美國軍事戰略的類似變化相聯繫的。經過調整的蘇聯軍事戰略準備打各種樣式和各種規模的戰爭，可以稱之為"核與常規戰略"。根據這項戰略，蘇聯的軍事力量得到全面、協調的發展，在歐洲常規力量對比中具有明顯的優勢。蘇聯一再正式強調其軍事戰略具有明確的"防禦性質"，但蘇聯軍方人士普遍認為，在未來戰爭中的軍事戰略將是堅決的、積極的、進攻的。所以，蘇聯軍事戰略的進攻性與防禦性的問題引起有關國家的關注。
80年代初，蘇聯對核戰爭的看法發生進一步變化。勃列日涅夫提出，核戰爭可能意味著人類文明的毀滅，在核戰爭中取勝的想法是喪失理智的，並明確排除先發制人的戰爭、"第一次打擊"和"有限核戰爭"的概念。1982年6月，勃列日涅夫宣布蘇聯承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義務。但蘇聯強調，如果遭到核襲擊，將給對方以"毀滅性回擊"。這些觀點和承諾是在美蘇關係又趨緊張、蘇聯經濟日漸困難、蘇聯在歐洲擁有常規力量優勢並繼續部署核武器的情況下提出的，是蘇聯軍事戰略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奏。
1985年戈巴契夫執政後，蘇聯開始推行全面的重大改革。戈巴契夫提出"新的政治思維"，主張變革東西方關係，使之由"軍事政治對抗"轉向"進行最廣泛和互利的合作"。80年代後期，美蘇軍備控制談判取得重大進展，蘇聯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全面改善。在此背景下，蘇聯在1986年制定"新的軍事學說"。蘇聯認為：新學說具有"單一的防禦目的性"；首要任務是防止戰爭，包括防止核戰爭和常規戰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將軍事力量保持在"合理的足夠"的水平上，即在東西方軍事力量實現低水平戰略平衡的基礎上保持可靠的防禦能力。根據新的軍事學說，蘇聯對軍事戰略進行重大調整。蘇聯認為：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戰爭的威脅已經"推遲"，但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蘇聯必須做好"反擊侵略"的準備。在對核戰爭的準備方面，由於美國不放棄核威懾，蘇聯將繼續發展核力量，以防止美國打破既有的戰略平衡；繼續進行核備戰，以在遭到核攻擊時進行"回擊"，即爭取用強大的"第二次打擊"力量達到防止戰爭的目的。在對常規戰爭的準備方面，軍事行動的基本類型是"非進攻性防禦"，這要求排除先發制人和突然襲擊的作戰方法，把軍事行動限制在本方領土內；將通過常規力量防止常規戰爭的發生，並在遭到常規進攻時給對方以"反擊"。這實際上是與核威懾相聯繫的常規力量威懾。由於軍事戰略的變化，蘇聯在80年代末削減軍事力量，減少在國外的駐軍，宣布將從國外撤回全部軍隊。這次軍事戰略的調整尚未完成，蘇聯就於1991年底解體。這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形成的世界軍事格局的終結。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大部分軍事遺產，包括核力量和常規力量。由於華沙條約組織解散和原蘇聯境內各共和國獨立，俄羅斯已不再具有原蘇聯那樣廣闊的防禦空間。由於劇烈的政治和經濟變動，俄羅斯的總體實力遠遜於原蘇聯，已不是能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大國。90年代初以來，俄羅斯認為：世界大戰的直接威脅已經消除，地區性衝突成為對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仍存在著發生大規模戰爭和核戰爭的潛在危險；所以，俄羅斯的安全環境已有根本改善，但仍具有很大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俄羅斯強調：不將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視為自己的敵人；其安全構想的主要政治目的是防止戰爭，基本點是建立獨立國家國協集體安全體系，建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安全夥伴關係"，以及維持亞太地區軍事平衡。
俄羅斯的軍事戰略正在形成中，主要包括以下內容：確保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邊境安全，不發動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強調俄羅斯沒有"全球任務"，將主要防止和應付局部戰爭和地區性衝突，側重打中、低強度的戰爭；實施有重點的防禦，積極建立強大的快速反應部隊，爭取在短期內解除衝突；重視機動作戰，把機動防禦作為防禦作戰的主要樣式；保持最低限度的核軍備，維持核大國地位，由全球性威懾核戰略轉向以足夠的核力量和核回擊能力為手段的地區性威懾核戰略；發展戰略防禦體系，爭取建立攻防兼備的核打擊體系。俄羅斯軍事學說和軍事戰略的調整將對世界軍事格局的演變產生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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