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川開始，經過雲南，到達緬甸再往東南亞各國以及印度延伸，最遠可以到達歐洲——這條便是「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是隨著地緣政治的變化而誕生的，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經濟需要一個全新的發展空間時，政治就必須得為它開路，於是「南方絲綢之路」開通了。

古代緬甸的位置非常巧妙，它位於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亞洲大國之間，是我國通往印度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的橋樑；

同時，作為南方絲路的貿易中心和經濟樞紐，魏晉至唐時的緬甸在南方絲路中有著非常中亞的地位。

「南方絲綢之路」的誕生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親程旅行記》中，在書中他將中國長安到達古羅馬之間的一片貿易交通網絡稱為「絲綢之路」，這便是「絲路」一詞的來源。

說到「絲路」，它對於我國、對於周邊國家、對於世界貿易的意義大家都是能說出來幾句的，但要說到它為什麼會誕生，得到的理由卻是不一的。

畢竟從商君提出「重農抑商」開始，「抑商」就成了被後世封建王朝規定的「死政策」，幾千年不得更改——所以，為何西漢統治者會允許絲路的發展？

古代絲綢之路分為海上和陸上兩條，最開始發展的是西北絲綢之路，也就是博望侯出使西域開闢的那條，值得一提的是，對於當時的統治者來說，絲路最大的作用並不是商貿，而是政治。

漢朝匈奴肆虐，張騫之所以會去出使西域，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聯合關外各個政權共同對抗匈奴，絲路的開通完全是個意外。

他兩次出使西域，促進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貿易往來，又恰逢霍去病收復河西走廊，天時地利人和，西北絲路就此開通。

另外，就當時的環境而言，在船運尚不發達的漢代，絲路是中國唯一一條可以通向西亞和歐洲的途徑，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亦或是文化來說，絲路的開通都是必然的——南方絲綢之路同理。

南絲路同樣誕生於漢代，從考古發現來看，這是一條以巴蜀文化作為中心、分布於雲南至緬甸、印度等地的對外通商途徑；

它以宜賓作為起點，作用於西南一帶，最後通向東南亞、印度、中東等地；其總長超過兩千公里，同西北絲路一樣，是我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

相比起「南方絲綢之路」，這條絲路的另外兩個名字相信更為人所熟知——「蜀身毒道」和「茶馬古道」。

公元前122年，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結束，他回到長安後向武帝稟告他在大夏國時的一些奇特見聞——大夏國便是今天的阿富汗地區。

張騫對武帝說，在他出使西域之前，他從未在官方記錄上看到過有中原商人到過西域行商，但他在大夏卻見到了只有在川蜀地區才能看見的蜀布和卭杖。

他問過大夏商人才得知，原來從四川盆地取道身毒，便可至大夏——這「身毒」便是漢時人們對印度的稱呼。

對此，張騫吃驚之餘大感興趣，他趕忙將這個消息告訴武帝，他條分縷析地說明了可以通過這條通道聯繫各族，並暗示了這條通道的潛在價值；

漢武帝雄才大略，幾乎是張騫一說他就明白了其中的價值，他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打通大漢西南到大夏的官道，讓這條「野路子」進入體制內。

然而開闢西南夷道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武帝在世時，歷時數十載，也不過開通了由成都到洱海的通道；

直到東漢明帝時期，中原與緬甸的撣族有了經濟來往，於是取道緬甸，再到身毒，最後抵達大夏——至此，武帝心心念念的西南夷道才算是全線開通，而這條通道便是「南絲路」。

至於「茶馬古道」，很多人以為這一詞誕生於唐朝文成公主進藏之後，實際上早在漢代便已有「茶馬古道」之名。「茶」指的是蜀地的茶葉，「馬」指的是氂牛、痄馬等物。

蜀地是中國茶的原產地，也是最早將茶葉當做商品進行貿易的地區，在南絲路尚未開通之前，蜀人常將茶葉與本地生產的其他產品與大渡河外的部落交換氂牛、痄馬等物——這便是最早的「茶馬古道」，或者稱「茶馬互市」。

後來，到了唐代，隨著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進藏聯姻，吐蕃與大唐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唐人飲茶的風氣也傳到了吐蕃。

亞當·斯密提到過「有需求才會有市場」，當吐蕃人飲茶的需求開始大範圍擴展時，市場上就有了對茶葉的需求，茶商們便就此活絡起來，通過這條通道進行交易。

從「蜀身毒道」和「茶馬古道」兩個名稱可以看出，南絲路的開通與西北絲路開通的緣由相差不大，最開始便是武帝為了聯合關外各個政權，一同抗擊匈奴，然而因為地理環境以及當地夷人部落的反抗，導致武帝至死都未能開通西南夷道；

等到東漢時，西北絲路早已變成了一條經濟效益與軍事作用同等重要的通道，南絲路亦是如此；到了唐時，南絲路就真真正正變成了一條對外通商的路上絲綢之路。

魏晉至唐時中國與緬甸的關係

中國與緬甸的外交記錄可追溯至兩千年前漢明帝時期，當時的緬甸尚未統一，緬甸境內許多部落都曾向中國進貢，其中包括勢力較大的撣族，而撣族也是與中國交往最頻繁的一個部族。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中國與緬甸各部經濟文化往來的加深，中原王朝對緬甸的認識也進一步加深，最直接的便是體現在對緬甸疆域的認知上。

魏晉之前中原王朝對緬甸的認識大概只有撣族這一個部族，魏晉時期擴大至今天的緬甸中部和南部地區。

從考古挖掘出來的一些資料可以看出，魏晉時期我國與緬甸的關係是比較好的，因為南絲路的關係，雙方在貿易、文化等方面上多有來往，中原文化深深影響著緬甸各部族。

比如在文化方面，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開始在中原發展，許多印度、斯里蘭卡等地的佛陀通過緬甸來到中國傳教。

在這個過程中，緬甸部分地區也收到影響，佛教開始在這裡發展，緬文中的「僧侶」、「佛爺」、「羅漢」等詞便是出自漢文。

值得一提的是，魏晉時期兩國雖然在經濟和文化上多有來往，但在政治方面卻是一星半點的聯繫都沒有，這跟兩國當時的局勢有很大的關係。

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可不太平，兩晉時期的「八王之亂」、南北朝時的混戰，都讓中國時不時就處於戰亂之中；緬甸就更別提了，在蒲甘王朝之前，緬甸都處於一個混戰的局面，比中原還亂。

經濟和文化可以通過私人交往，只要絲路不封，商人們便可以通過經濟交流文化；但政治不能，因此兩國政治在當時趨於停滯。

不過到了唐朝局勢就開始大不一樣了，在唐之前，永昌郡是南絲路的運輸中心，但是從唐朝開始中央王朝的勢力已經控制不了滇地，於是強盛一時的南詔政權成立，它夾在大唐和緬甸之間，將南絲路的運輸中心硬生生掰到了大理。

於是便形成了吐蕃、南詔、大唐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國之間時有戰爭發生，緬甸夾在中間，倒成了個「吉祥物」。

不過，戰爭歸戰爭，雖然受到了部分限制，但南絲路仍然暢通無阻，商人們依舊可通過此道進行貿易。

緬甸在南絲路中的地位

緬甸在南絲路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是南絲路必不可少的「中轉站」。

武帝時，為了打通南絲路，他想要直接從蜀地到身毒，最後抵達印度，但遭到了當地各部族的強烈抵抗，哪怕他斬首十萬人，所遭抵抗仍然是有增無減，甚至愈演愈烈，直到東漢時期，才算是完全打通。

而明帝之所以可以實現武帝的「未競之願」，就是因為將緬甸作為「中轉站」，將它作為南絲路的一環，再轉道身毒，最後抵達大夏。

其次，它是南絲路的貿易中心。既然它是一個「中轉站」，那麼中原商人們少不得要經過此處。

別忘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的局勢是怎麼樣的，南北朝時，少數民族當權是常有的事，王權的更迭更是快得讓人目不暇接，與其冒著危險到達大夏，倒不如將緬甸作為一個貨物的集中地，在這裡進行交易。

最後，它促進了我國與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

如果說西北絲路是我國通往歐洲的一道橋樑，那麼緬甸便是我們與東南亞其他國家溝通的渠道。以經濟作為起點，在經濟交往中完成文化的往來，比如農業技術的傳授、佛教文化的影響等。

結語

雖然很令人驚訝，但緬甸的確是我國在東南亞各國中最早溝通的國家之一，它的存在更是方便南絲路的打通，讓我們多了一處國際通道。

參考文獻

《緬甸史》

《漢書》

《舊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