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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一個春寒料峭的深夜，一輛從慕尼黑開出的火車正往柏林急駛。車廂里，燈光暗淡，很多旅客頭靠著座背，昏昏睡去；唯有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男子，在晃動的座位上聚精會神地閱讀一份報紙，此人就是保加利亞總領人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閱讀的是當天的晨報，報紙的第一版上赫然刊登著用粗黑的大號字體標出的2月27日晚上柏林國會大廈被焚燒的消息；報上還說國會大廈是被總領焚燒的，這是季米特洛夫預料中的事情。

這年1月30日，德國總領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領後，希特勒就開始建立起公開的法西斯，立即逮捕了大批進步人士。3月5日，德國要舉行議會選舉，希特勒的國社黨，也就是法西斯納粹黨，要想在議會選舉中獲取絕對多數，而要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勝利，國社黨事先就得把反法西斯力量和總領宣布為非法，不然的話，國社黨要在議會裡獲取絕對多數的打算就會落空。

如今發生的所謂火燒國會大廈案，正是希特勒法西斯預謀中的一個步驟，實際上是戈林派爪牙乾的。他們的目的是藉此鎮住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和德國總領。季米特洛夫預計到德國總領開展工作的條件將越來越艱巨。

果然，在他回柏林後沒幾天，德國恩斯特·台爾曼被捕了。同時被捕的還有數以千計的德國總領員、進步的律師、新聞記者和其他知識分子。進步的報刊也被查封。而他自己要繼續留在柏林工作也越來越困難了。

此時，他正擔任共產國際西歐局的領導工作。工作需要他頻繁地往返於德國和歐洲其他許多國家，了解和指導這些國家的總領活動。他一面擔心台爾曼的安全，一面準備轉移到別國去。

3月9日，正當季米特洛夫忙於在柏林的掃尾工作時，由於法西斯黨徒赫爾麥的告發，他被捕了。與他同時被捕的還有兩位保加利亞總領員。希特勒法西斯報紙大吹大擂，說3月9日逮捕的三名保加利亞總領人和2月27日在火燒國會大廈當場抓獲的所謂「總領員」范·德·盧貝等人，就是焚燒國會大廈的縱火犯；

還說什麼逮捕這些人就是粉碎了一次世界共產主義的陰謀活動。法西斯報紙喧囂了一陣後，於8月3日，用謊言、詭計拼湊了一份長達二百三十五頁打字紙的所謂起訴書。

起訴書最後說：保加利亞總領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至少也是指示和縱容同夥參予了焚燒國會大廈的活動。法西斯又經過一番苦心籌劃，想通過審判把他們預謀已久的國會縱火罪行推到季米特洛夫和德國總領身上，他們洋洋自得地把國會縱火案宣布為「盧貝及其同夥案」，交付帝國法庭第四庭在萊比錫審理

時間定在1933年9月21日。季米特洛夫等人被捕以後，德國的進步人士成立了國際救援委員會。他們成立了一個由著名律師組成的國際調查委員會，詳細地調查了國會大廈被燒的真實情況，出版了國會縱火案真相的書籍。

在9月21日前，國際調查委員會在英國著名律師丹·普里特的主持下召開了會議。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倫敦反審判」。「倫敦反審判」組織在帝國法庭開庭的前一天——9月20日公布了季米特洛夫和總領人無罪的結論，同時提出了有根據的懷疑

國會大廈是由納粹領導人焚燒的

要不就是根據他們的指示焚燒的。國際調查委員會反審判公布的材料，對國際輿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連萊比錫的檢察官、法官也不得不考慮國際調查委員會得出的結論。

9月21日，審判在菜比錫開場。法西斯納粹分子信心十足，他們搬來了探照燈、錄音機、電影攝像機，把擴音喇叭裝到大街上的十字路口，讓來往的行人都能聽到審判的內容，還把眾多的外國記者通通招來聆聽審判。第一、二天，審判盧貝。第三天開始審判季米特洛夫。當時，有好幾個國家的著名律師自願為季米特洛夫辯護，但帝國法庭不允許他自由選擇辯護人，而是指定德國律師特切爾博士為他辯護。

於是季米特洛夫決定自己為自己辯護。因此，他在法庭上既是「被告」，也是「被告」的辯護人。9月23日，季米特洛夫，這位1882年出生的，從十二歲開始當印刷工人，二十歲起就把自己獻給了無產階級事業的保加利亞總領領導人，威嚴地站在法庭上，大無畏地宣布他自己是無產階級者，他的生活內容就是為共產主義的勝利而奮鬥。

他有力地指出，國會起火時，他根本不在柏林；進而論證說火燒國會的勾當是共產主義的敵人幹的。季米特洛夫把納粹分子審判他的法庭變成宣傳共產主義和揭露法西斯罪惡陰謀的場所。連法庭的庭長也覺得審訊的主動權已從他的手中被奪走了，是季米特洛夫在掌握審訊的方向。法官連忙退庭合議，合議結果是：季米特洛夫濫用權利進行共產主義宣傳，不許他再提問題。

但是庭內的外國記者、大街上眾多的行人都聆聽了季米特洛夫的堅強有力的發言。人們讚許地說：「季米特洛夫智力過人，才華橫溢，他把被告席變成了控告席。」接著，季米特洛夫大聲說道：「共產國際要求徹底弄清焚燒國會大廈的真相，千百萬人在等著回答！」

庭長瞠目結舌，不得不急忙宣布休庭。過了一會兒，庭長竟煞有介事地宣布：由於被告與庭長在程序問題上發生過爭吵，法庭規定季米特洛夫三次不得出庭。季米特洛夫立即寫信表示抗議並對法庭發動進攻。他在信的末尾說：「我是自己的辯護人，你們這樣做就是公開剝奪了我的辯護權。

假如你們不許我出庭，我將考慮是否還有出庭的必要。」11月4日，國會議長、納粹頭子之一的戈林不得不親自出馬。戈林穿著衝鋒隊員的制服，身後跟著一隊侍從，擺出一副要把共產主義連根剷除的架勢，來到法庭，喋喋不休地發了一個半小時言論，提出了所謂「重要的」卻又自相矛盾的證人和證詞。

戈林話音剛落，季米特洛夫就問道：「請問戈林先生，你說盧貝身上有一張總領員的黨證，而逮捕他的三個警察早在法庭上證明沒有搜出什麼黨證，這是怎麼一回事？」這一質問，使神氣活現的戈林狼狽不堪，回答時語無倫次，前言不搭後語。

立即狂吠道：「國會縱火案是總領人幹的，應當把總領消滅。」季米特洛夫勇敢地反擊說：「這個應當消滅，的黨統治著地球的六分之一——蘇聯，它同德國有正常的外交關係和貿易活動。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因此而有工作做，不致於失業。」

戈林向季米特洛夫干瞪著眼，搜索枯腸，也找不出一句能駁倒季米特洛夫的話。庭長趕快出來幫忙說：「禁止被告進行共產主義宣傳。」但是機智、傑出的雄辯家季米特洛夫只用一句話就揭穿了戈林言論的實質：「戈林先生在這裡進行了國家社會黨的宣傳！」戈林象一頭被激怒的野獸，絕望地在法庭上咆哮著，竟然對季米特洛夫吼道：「滾出去，騙子手！」這個法西斯分子，至此親自剝掉了審判「儀式」的外衣，完全威風掃地。

法西斯對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指控」以及所謂的「證明」，前後矛盾，漏洞百出。最後，庭長只好急急忙忙地命令警察把季米特洛夫帶出法庭。而季米特洛夫在離開法庭時說的最後一句話「戈林先生，你大概害怕回答我提出的問題吧？」卻使法西斯黨徒聽了顫抖不已，無法招架。

12月6日，法庭第五十二次開庭，庭長宣布法庭調查結束。12月13日起定為給原告作最後發言的日期。這一天，檢察長竟然大放厥詞，說什麼縱火國會是「第三國際授意在德國建立蘇維埃國家的信號」。他還說，所有被告都是總領員；盧貝雖然不是黨員，但就其信仰和活動而言，他也是個總領員。12月16日輪到季米特洛夫發言。

他發表了舉世聞名的《對審判的起訴》。季米特洛夫說：「我要為我自己，一個被控的總領員辯護。我要為自己的共產主義的榮譽辯護。我要為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辯護。我要為自己生活的意義和內容辯護。」季米特洛夫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納粹分子製造國會縱火案的陰謀目的。他尖銳地指出，國會縱火是預先精心策劃好的屠害德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總領的一種陰謀。他還說，遭受法西斯恐怖之害的不僅有總領組織，還有其他的工人組織，它們一一被取締了。

最後他在法庭上慷慨陳詞：「伽利略被懲處時，他宣布：「地球仍然轉動著！，具有與老伽利略同樣決心的總領人今天也宣布：「地球仍然轉動著！歷史的車輪向著共產主義這個不可避免的、不可壓倒的最終目標轉動著！」

季米特洛夫的這個發言是對法西斯的最勇敢的控訴，同時也表達了對共產主義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念。德國法西斯的法庭，實在找不到說總領是國會縱火案的主犯的證據，它在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和季米特洛夫英勇頑強的鬥爭下，不得不於1933年12月23日對季米特洛夫和另兩位保加利亞總領員宣判無罪。季米特洛夫等總領人成了萊比錫審判的勝利者。

1934年3月的一天，在義大利的會客廳里，義大利法西斯頭子和西班牙原反代表巴雷拉中將正在進行著一項骯髒的秘密會談。墨索里尼得意地說：「只要你們承擔一定的義務……我們是會給予你們優厚的物質上的援助的。」巴雷拉中將一聽便明白，墨索里尼所說的「承擔一定義務」就是要他們顛覆剛成立的西班牙共和國，於是立即寫了一張紙條遞給墨索里尼，要求他支援大量的軍事武器。

墨索里尼看了看紙條上寫的內容，馬上說：「我們現在就可以提供一萬支槍、兩萬顆彈、兩萬挺機關槍和一百五十萬比塞塔（西班牙幣），任你們使用。」頓了頓，他又大方地說：「以後麼，根據情況將再增加對你們的軍事援助。」

巴雷拉中將對墨索里尼的「慷慨」喜出望外，在會談結束離開會客廳時，對墨索里尼又是敬禮又是低頭哈腰，顯示出無限感激的樣子。這是發生在西班牙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國的第三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