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商品經濟具體發展情況，傳世文獻中的記載比較少，然而睡虎地秦簡保存了不少資料，從中可以看出秦朝商品經濟有了初步發展。當時市場上出售的商品不僅有農副產品，如豆、麥、牛、羊、豬等，而且還有手工業產品，如布、帛、鐵器、銅器、車輛等。
可見當時市場上糧食買賣常見，官府在發放豆、麥、穀子等糧食時，對這三者的市場價格相當了解。牧畜、家禽也可以在市場買賣。法律規定小豬、小雞不需要的，可以賣掉，「豬、雞之息子不用者，買（賣）之，別計其錢」其牧畜的肉、皮、筋、角等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買賣。
各種手工業產品也在市場上出售，如「甲盜錢以買絲」，「今盜盜甲衣，買（賣，以買而衣而得」。不僅絲、布都可以買賣，而且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鐵器、銅器、瓦器、車輛等也在商品之列。農民耕地需要各種鐵器，農民無法自己製造，只有通過購買才能獲得。「其金及鐵器入以為銅。都官輸大內，內受買（賣）」銅器和鐵器要上繳作為金屬原料。
「有罪以貲贖及有責（債）於公，以其令日問之，其弗能入賞償，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錢；公食者，日居六錢」想以勞役抵償債務，每勞作一天抵償八錢；由官府給予飯食的，每天抵償六錢。有功人員的獎賞也以貨幣為主，捕亡完城旦，購幾可（何）？當購二兩」。
雖然秦朝商品經濟有了初步發展，但是秦朝的基本政策仍是重農抑商。商人、貴族遷到關中，不僅剝奪他們的財產，而且限制活動區域，這就限制了私營工商業的發展，阻礙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秦朝建立後，秦始皇採用法家思想來治理國家，嚴刑峻法，加強對經濟的控制，商人遵守法律。這一時期商人經濟犯罪率較低，然而仍有一些不法商人進行經濟犯罪，經濟犯罪大都集中在經濟領域。主要以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為主。
秦末戰爭不斷，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經濟秩序混亂，政府無法對商人實施有效的控制。商人為了謀取利益而週遊全國、四處奔走，當時生活生產資料極其缺乏，尤其是糧食。商人為獲取高額的經濟利潤，大肆囤積糧食等生活必需品，進行投機買賣，乘機哄抬物價。商人囤積居奇在當時十分普遍，如宣曲任氏就儲存了大量的糧食，楚漢戰爭時，當時「米石至萬」，任氏從此暴富。
西漢建立初期，雖然漢高祖結束戰爭，統一全國，但他要面對破敗、混亂的社會經濟，凋弊的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農業成為漢初統治者的主要任務於是農業得到初步的恢復與發展，農業的快速發展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社會穩定，農業迅速恢復，要求商業快速發展也就成為大勢所趨。
到了惠帝、文帝時，政府就不再緊緊抓住抑商政策不放，放寬了對商政策。如惠帝、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文帝時又「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留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正是在政府利商、惠商政策的刺激下，當時的商品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首先，商品市場興旺，商品種類繁多。除了長安、洛陽等國都所設置的市場外，全國也形成了六個極具特色的商品經濟區域。主要包括關中、三河、燕趙、齊魯、梁宋、越楚。在這些經濟區域內，有一些著名的城市市場，如雍、櫟邑、邯鄲、臨溜、陶等。商品多少是衡量商業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當時市場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商品，商品種類繁多，日常交易的商品主要有酒、醯醫、裝、馬、牛、羊、庚、薪稾、車船、竹木、漆器、銅器等等，由此可見當時投入市場中商品種類之多，不僅包括農副產品，還包括手工業品。
其次，商品生產專業化。漢初，只要向官府交納一定的稅後，就可以經營鹽鐵業，開釆銀、鉛、金等礦產。據漢簡記載：「諸私為齒鹽，煮濟、漢，及有私鹽井煮者，稅之，縣官取一，主取五。民私釆丹者租之，男子月六斤九兩，女子四斤六兩」氣可見當時存在著煮鹽、冶鐵、釆礦等專業化生產。其它行業如畜牧業、釀造業、紡織業、漆器業、車船業等，生產規模相當大，「亦比千乘之家」。
最後，出現了許多富商大賈。如宣曲任氏的先祖儲藏了大量糧食，楚漢戰爭時，人民無法耕種土地，「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吳楚七國叛亂時，惟有毋鹽氏拿出千金貸款給列侯封君，收取十倍的利息。「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將關中」。
無鹽氏趁戰爭之機以十倍之利大放貸款，一年之內暴富關中。國家開拓邊疆地區時，只有橋姚「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師史「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由此「能致七千萬」。
漢朝剛剛建立之初，商人仍然延續戰爭時期的一套做法，進行囤積、投機買賣。「漢興，接秦之弊……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漢高祖為穩定農業生產，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這一政策並沒有持續多久，到了惠帝、文帝時，放寬了對商政策。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工商業發展迅速，市場活躍。
商人經商的積極性很高，加之政府對商政策的鬆弛，富商大賈紛紛湧現，商人為獲利而進行的經濟犯罪也逐漸增多。這些商人大都以私人獨立經營為主，往往只顧自身的利益，並不將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心上。
漢初貨幣制度混亂，政府在允許民間私鑄與禁鑄之間搖擺不定。商人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大肆盜鑄錢幣，社會上盜鑄成風。即使政府明文規定不允許民間私鑄，商人為獲取經濟利益，置國家法律於不顧，盜鑄錢幣行為越演越烈，二直持續到西漢中期才有所緩解。
此外商人勢力的迅速崛起激化了與代表封建地主利益的政府之間的矛盾。西漢初期政府沒有足夠實力對商人實施有效控制，在面臨商人勢力挑戰時節節敗退。有的地方割據勢力在商人的支持下迅速發展壯大起來，想擺脫西漢政府的控制，於是最終走向了叛亂，如吳王劉澳便是明證。
漢武帝時期，長期的對外戰爭，國家財政出現危機。商人卻利用對外戰爭的機會，大發國難財，「富商大賈或躥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首先，將貨幣的鑄造權收歸中央，發行五銖錢。漢武帝總共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雖然改革期間盜鑄風行，屢禁不止，但是五銖錢制度建立後，解決了西漢初期以來的盜鑄現象。
這一改革控制了金融市場，穩定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商人無從牟利，盜鑄錢幣現象也大大減少。其次，實行鹽鐵官營。將鹽鐵的經營權收歸中央，由國家經營鹽、鐵買賣。又實行酒的專賣制度，不允許民間賣酒。同時設置均輸、平準機構，這樣政府不僅可以控制全國各地的物資和運輸，而且還可以調節市場上物價，防止其暴漲暴跌。
此外，漢武帝還頒布了「算令」，向商人、經營高利貸者以及手工業者徵收財產稅。政府要求商人們自己估價財產，然後向上呈報，商人為了逃避繁重的財產稅，大都申報不實或遲遲不申報，於是偷稅漏稅的情況嚴重。因此漢武帝以商人「匿不自占，占不悉」為名，頒布了告緒令，並派楊可主持告緡工作，並鼓勵告發偷稅漏稅者。
漢武帝實行這一系列的政策，阻礙了西漢前期蓬勃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政府將鹽、鐵、酒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物品都回歸國有，由政府統一經營，私營工商業賴以生存的基礎被破壞，商品經濟無法正常發展。這也堵塞了商人的財路，政府「籠天下鹽鐵之利，以排富商大賈」。算續、告婚政策的實行，則完全是對商人本身財富進行掠奪。商人所擁有的錢財、奴婢、田宅都被政府沒收，商人於是破產，沒有資本進行謀利。
漢武帝死後，政府對待商人的政策逐漸鬆弛。商人又開始經營工商業，經過漢武帝打擊的私人工商業又有所恢復。此時的工商業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徵。此前，漢武帝壟斷鹽鐵經營，將貨幣鑄造權收歸中央一級，建立起官營商業。
這使得私營商業的經營空間大幅縮小，商人為了自身繼續生存發展下去，不得不向封建政權靠攏。商人為了獲得商品經營的許可權，保障經商的順利進行，積極尋求保護傘，於是向官員行賄，有些官員不僅接受贓款，而且還主動找商人合作，於是官商勾結，進行各種違法行為。
.如成都羅裒通過經商獲利一千多萬，他拿出一半賄賂曲陽侯王根、定陵侯淳于長，憑藉他們的權力經營高利貸，「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氣商人始終信奉「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理念，他們對土地的重視自然而然，他們一旦發財致富後，不是將資金投入市場中謀取更多的利益，而是將資金投入到土地中。商人廣買田宅，農民大量土地被兼併，兼併規模也越來越大。
當時不僅商人可以入朝為官，官員也積極投身於工商業經營之中，由此形成了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體的官商。如漢昭帝、宣帝時期的霍光、張安世、楊暉都是官商的代表。霍光的兒子霍禹依仗著父親的權勢，通過經營屠宰業和販酒獲取利益，在社會上肆無忌憚，為非作歹。
西漢後期，政府對鹽、鐵、酒的控制逐漸放鬆。不僅停止了酒的專賣制度，鹽鐵官營政策也在動搖之中，如漢元帝曾廢除鹽鐵官，不過三年後又恢復了。實際上鹽鐵官營政策很難推行下去，早在漢武帝時，卜式就認為「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賣之」，董仲舒也認為官府不應當和人民爭奪利益。這樣的爭論相當多，所以到了漢昭帝時出現了「鹽鐵會議」的激烈討論。
此時商人經濟犯罪主要以行賄為主，因為商人已經不再單純希望在經濟領域發揮作用，而是希望能儘快的參與到國家政治經濟決策中來，掌握權力，左右國家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這樣才能避免漢武帝時期商人所面臨的狀況，還可以掌握國家第一手的經濟情報，為其經商提供便利。
他們自己不僅想法設法入朝為官，而且積極謀求與朝中官吏的合作，官吏也樂於與商人合作，積極投身於商業中。於是他們勾結起來，打著政府的旗、進行各種經濟犯罪活動，以此來獲利。甚至一些商人與官員在替政府準備救災物資時，以次充好、投機取巧、私吞公款。
西漢末年的王莽想通過強硬改革來改變現狀，但是他提出的政策脫離了實際情況，又非常複雜與繁瑣，最終以失敗告終。這種官商勾結的經濟犯罪比單純的商人經濟犯罪危害更大，他不僅腐燭封建政府官僚，而且破壞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然而西漢後期政府已經腐敗不堪，己經無力對抗強大的商人勢力。這其實也間接造成了西漢末年的衰敗與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