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史譚a

編輯 | 史譚a

前言

在三國歷史上，魏、蜀、吳三個政權先後採取了不同的海禁政策，因而在海禁程度、海防措施以及貿易活動上存在明顯的差異。

春秋時期，齊國「興漁鹽之利、行舟楫之便」，被稱為「海王之國」。關於魏明帝太和二年（229）明帝下令「禁民不得私通外國」，實際上是「禁民交貿」；蜀後主咸熙二年（263）蜀在成都設「市舶提舉司」，由當時最著名的商人黃皓擔任提舉官。

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海外貿易活動進行了嚴格的限制。由於對外國商人不加限制，致使沿海地區經濟繁榮、人丁興旺、商業發達。

對海外諸國的記載

三國時期，中國與海外的交往是很頻繁的。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對海外諸國的記載逐漸增多，並逐步形成了完整的體系。

如《三國志》卷33 《吳書·周瑜傳》載：「（周瑜）與大將軍曹仁謀曰：『今曹操據兵百萬，將通於天下；兵所經過，無不殘破，人民饑渴，死者甚多。

願將軍示以死生之理，但當離絕！』仁乃與孫權別，使人持黃金百斤，送與曹公。

公大怒曰：『吾以眾叛親離，今日又欲叛我！』遂不受。」可見當時東吳對海外諸國是有明確記載的，並由此形成了中國的《八省沿海圖》和《新譯中國海道圖說》。

也為後來的「交州」、「越南」等海外政權所繼承。又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記載：「（黃皓）以朝廷好生之德，不欲遠人至也。雖有東征之利，不欲興師遠舉。」

海外諸國的通商狀況

三國時期，由於受政治、軍事上的限制，海外諸國與我國的貿易活動基本上處於不太活躍的狀態。

如《三國志》卷23 《魏書·華歆傳》載：「歆，字君異，陽平（今河南臨汝南）人也」。這裡的「華歆」應是指從事海外貿易而獲得利益的商人。

三國時，海外貿易活動較少，據《三國志·魏書·樂進傳》載：「進嘗與公孫淵相值，淵自率偏將軍出與進相得，淵嘗宴左右於便殿，進進辭曰：『本以義交，不求富貴。

今君封侯獨不與吾同？』淵辭謝曰：『此非人所為也。』遂不受拜。」可見當時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並不多。

據《三國志》卷23 《魏書·樂進傳》載：「（樂進）嘗與太尉司馬宣王及魏文帝（曹操）等相值」，其中「太尉司馬宣王」應是指曹丕、曹爽等人。

與其他地區之間的貿易

三國時期，中國與朝鮮、日本以及東南亞等國之間的海上貿易比較發達。

據《三國志》卷1 《魏書·賈逵傳》載：「（太安）二年，使（賈逵）與新蔡侯陳寵及越騎校尉許昭等，從王平入海，還為新蔡侯。」據《魏書·曹休傳》載：「（曹休）尋與新蔡侯吳景會於東萊。

景還新蔡，復為舊校，」根據以上記載，可知當時的「新蔡」不僅是朝鮮半島上的一個小國家，而且與中國的關係也比較密切，並且還與新蔡國進行海上貿易活動。

早在東漢時期，我國就和東南亞的部分國家開始接觸，而到了，三國時期就已經開始派遣使者，前往東南亞的記錄，盛唐時期的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接觸就更為頻繁。

在西漢時期，中國的船隊就已經開始前往印度和斯里蘭卡，用絲綢來換取了琉璃、珍珠等等一些物品。

關於日本和朝鮮半島之間的貿易，據《三國志》卷31 《吳書·魯肅傳》載：「（魯肅）乃遣子敬宗送書於（吳）權，求入朝為質。

權即遣所遣子敬宗往質，與肅共書曰：『竊聞夫兵者國之大事也。……今來求聘者，皆非其宜，且夫貴者入朝而賤者出質，是以今之交往也，向使有言於前，無所往見，徒相譏笑而已。

對西域與南越諸國的貿易

三國時代，中國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均十分興盛，西域、南越等國與中原地區的貿易也十分繁榮。

漢朝使者出使西域時，從長安城出發，一路向西，到敦煌，再到玉門關，再到陽關，再到西域諸國。

海上絲綢之路又被稱為「陶瓷之路」和「香料之路」《三國志》卷28 《魏書·東夷傳》載：「建安十五年，（曹）太祖使諸將北征烏丸，破之。

高貴鄉公為邊患，遣將破之，遂並焉。」又據《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載：「（烏）丸之在遼東也，大姓數十家，俗與鮮卑相近。」

可見當時在遼東地區居住著數百家烏丸鮮卑氏族，他們主要從事貿易活動。

三國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又稱「揚州之路」。它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古絲綢之路的一部分，也是中國文明與中亞、印度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

在當時，長江、運河上航行的客船，如江船、南京船、揚州船等，都有一定的航線。

西晉後期至南朝時，由於南北政權的分裂和動盪，再加上統治者實行的「華夷秩序」政策，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衰落。

但自東晉至南朝時期（420~420年）仍有較大的發展，尤其是南朝時對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視和利用，使得海上絲綢之路重新活躍起來。

元代黃仲文在《大都賦》中描述了當時的盛況：「揚帆之槳，勝過東溟之魚，馳風之檣，南山之筍之繁。」關於南方和北方的海上貿易活動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對東南亞諸國和日本的貿易

三國時期，由於中國的政治軍事實力、經濟實力以及文化影響力相對薄弱，使得「國雖小，兵雖寡」的蜀國在海外貿易中處於絕對優勢地位。

其海外貿易活動範圍極廣，遍及東南亞、東非一帶。據《三國志·吳書·周訪傳》載：「訪自蜀還，先主以訪有能名，召以為都護祭酒」。可見當時的蜀與東南亞國家有著密切的聯繫。

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茶馬古道伴隨著這三種商品的輸出，成為中國境內三條重要的貿易通道。

《三國志·吳書·周訪傳》載：「（周訪）復與交州刺史劉繇、廣州刺史李術、西夷校尉檀韶，並遣使於吳」。這說明當時的蜀與東南亞諸國也有聯繫，而且這些國家與蜀亦有著較密切的經濟文化關係。

中國傳統文化和科技就是通過這條貿易通道，傳播到了沿線國家，並將中國文化的影響從東亞擴展到了歐亞大陸的西部。

但由於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外國商品的頑強抵抗，英貨在中國市場上的銷路並不廣。

關於對日本的貿易，《三國志·魏書·周訪傳》載：「（周）訪還，使人詣日本……日主上遣使朝貢」。可見蜀、吳對日貿易的密切程度。

以經濟往來為例，中日兩國雖然在經濟上有些衝突，但在經濟上卻是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關係，這也是兩國貿易的一大特點。

可見蜀對日貿易活動很活躍，以經濟往來為例，中日兩國雖然在經濟上有些衝突，但在經濟上卻是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關係，這也是兩國貿易的一大特點。

日本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並不是很高，而在新羅、大食國、吐蕃之下。

對朝鮮半島的貿易

三國時期，朝鮮半島為中國的附屬國，但在政治、經濟及文化等方面又有其相對獨立的發展。

《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載：「（孫權）遣使上書，願假道於魏，魏主許之，乃遣中郎將陸遜、右護軍費瑤等率軍二萬人，分道入朝擊吳。

孫權遣中郎將朱然等逆擊之，大破之於夷陵，斬昭陽、權宗、費瑤等，還軍廣陵。」朝鮮半島自進入朝鮮李朝以來，一直與中國王朝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成為朝鮮藩屬國關係的典範。

由於地理、歷史、文化等原因，與漢語及其他語言相比，漢、韓兩種語言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

需要說明的是，在明朝，中國在東方海上貿易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海外貿易中也體現出了雄厚的實力。

孫吳和朝鮮半島的關係非常密切，這與它們各自的戰略地位是分不開的。孫吳與朝鮮半島之間有兩條路線：一是從海路從遼東出海經平壤，進入朝鮮半島。

據《三國志》卷8 《孫破虜討逆傳》載：「吳與魏通好，而有朝貢之勞」。二是通過木材貿易傳入我國。

二是由陸地向海洋延伸，另一條則是一條運河，通向大海。另一條是通濟渠、邗溝和江南河，這兩條運河之間並不相通。

兩條是海路，一條是從北歐傳到南亞，再從南亞引種到我國的西南地區，第二條是從西班牙傳到西亞，再從西亞到中亞，再到西北，再從歐洲傳到東南亞，再到東南沿海。

三國時期，朝鮮半島的政治地位在孫吳、蜀漢、曹魏之間是明顯不同的，在孫吳政權中，遼東郡屬遼東郡，是控制朝鮮半島北部的軍事重鎮。

蜀漢政權則位於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為都城，與朝鮮半島北部相比，遼東、蜀都的戰略地位相對較弱。

三國之中，孫權對朝鮮半島的控制最弱，這也是他出兵伐吳的原因之一。

東吳從海路進入朝鮮半島有兩種方式：一是從陸路從遼東到平壤，再由平壤到漢城。《三國志》卷19 《王昶傳》載：「會（孫權）東伐孫權，兵入遼東境，至平壤」。

這種由陸路進入朝鮮半島的方式，必須經過朝鮮半島北部的漢城地區，但是，有一個明顯的缺點，那就是東吳要想進攻平壤，必須從朝鮮半島北部通過，才能到達漢城。

另一種方式是由海路從遼東出發，經過朝鮮半島北部到平壤，這兩種方式都可以從遼東直接進攻朝鮮半島北部地區。

但由於朝鮮半島北部地區的地形崎嶇、環境惡劣，東吳軍隊在前往平壤的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困難。

根據《三國志》卷1 《吳書·吳主傳》中王昶對吳軍入朝的描述可知，孫吳軍隊從遼東出發到朝鮮半島北部地區至少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到達平壤則更要數月之久。

王昶又載：「（孫權）遣中郎將陸遜、右護軍費瑤等率軍二萬人，分道入朝擊吳」。二是從陸路從朝鮮半島北部進入遼東，再從遼東出兵攻擊東吳。

由海路前往平壤，《三國志》卷19 《魏書·王昶傳》載：「會（王昶）以朝鮮為根本，而（吳）兵久勞於外，欲經略南方，因與魏交通，得其舟船，乃以書謝魏……魏亦表請（王昶）使為前鋒」。

魏將費瑤的進攻路線，就是從朝鮮半島北部地區出兵，由於朝鮮半島北部地區的地形崎嶇，東吳軍隊無法順利到達平壤。

《三國志》卷18 《魏書·孫皓傳》載：「（孫權）遣步闡、朱然等率舟師千餘乘海出海，欲絕吳道，且使人至吳，請吳以為外援」。

由於朝鮮半島北部地區地形崎嶇，無法由海路經朝鮮半島北部進入中原，因此由陸路進入朝鮮半島的方式具有更大的優勢。

總結

總的來說，三國時期的海上貿易活動十分活躍，且與中國的周邊國家有著密切的聯繫，是溝通東亞地區和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橋樑。

其發展對我國對外貿易、區域經濟發展和海洋強國建設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孫權的東吳船隊曾經航行到了美洲》

《三國志》

《三國志·魏書》

《三國志·吳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