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期安史之亂不僅是李唐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同時也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一個樞紐。

安史之亂發生前後，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是社會心理角度還是統治階層思想政治角度來看，都發生了新的變化，中唐文化也必然隨之發生改變。

在繁華的盛唐時期，我們可以感受到盛唐詩人的浪漫，豪爽，博大，寬闊，可以感受到盛唐人積極浪漫的生活熱情，但隨著唐中期社會政治環境急劇的變化，人們的思想、生活以及社會文化都發生著巨大的改變。

隨安史之亂戰火煙消雲散的，除了人們積極熱情的生活態度，還有生活在那個時期人民的文化自信，士大夫們開啟了從「視華夏夷狄如一」到「華夷有別」的民族觀念轉變，以及對於儒學本位的思考。

本文將著眼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的文化劇變，重現唐中期的文化大貌發展節點，並重點分析劇變的產生原因。

一、唐中期華夷之辨的重提

1、華夷之辨淵源

華夷之辨，又稱之為「華夷之別」，即區別華夏和蠻夷，其在中國古代史中淵源頗深。

早在春秋時期，就出現了中原的文明與周邊民族文明的對峙，孔子曾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強調了中華文明的本位性、優越性和獨特性，唐代的華夷觀就是基於華夏文化的優越感而產生的。

華尊夷卑的思想體系，表現為對華夷兩大群體的想像和解釋，並且逐漸構成了華夏確立自身文化的認同感，這個思想可以說是幾千年來封建王朝處理文化和民族問題的準則，具有深遠的時代影響。

唐代的開放和包容，以及唐前中期對待異族的開放心態，一直為後世所褒獎。

唐代初期，中央王朝的統治者雖然自詡為華夏人，但其實「唐源流出於夷狄」，因此，唐代統治者能夠對少數民族做到一視同仁，正如唐太宗所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可以看到唐初期，文化是包容開放的，對於異族文化也如此。

2、安史之亂誘發華夷之辨

唐朝華夷之辨的形成轉折點，大致在安史之亂發生前後。

安史之亂後，唐統治內憂外患，內有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一系列問題，外有吐蕃等遊牧民族的虎視眈眈，國勢日漸衰微，而統治集團卻無所作為，政治態度日益軟弱保守，逐漸式微的政治形勢令士大夫們不得不思考華夷之辨，樹立起中華文明對夷狄文明的優越性，從而激發唐王朝的民族自信，以振作社會，重聚人心。

華夷之辨雖然在唐之前就已存在，但唐中期的安史之亂促使了中唐人士重提華夷之變，在時代巨變的影響下，儒學發生了從初唐時期崇尚表面的禮樂到重視儒學道德內涵的轉變。

這一時期的儒學家們大多帶有士族思想，多出身於世家大族，帶有士族思想的局限性，他們沒有深入的對儒學內涵進行闡釋和分析，這一切都要留待韓愈、柳宗元等人來突破。

士大夫們開始將華夷之辨重提，並引領當時的士大夫確認以儒學為主幹的華夏本位文化，從而掀起了中唐的儒學復興思潮，崇文運動由此產生。

3、藩鎮割據迫使思考華夷之辨

安史之亂平定後，安史舊部在河北等地的藩鎮割據，導致了彼此區域之間相互分離，唐王朝的中央權力進一步被分割。

於是，思考恢復儒家本位、恢復綱常秩序成為士大夫們追求的目標，復古之風開始興起。

以韓愈，柳宗元為領導的古文運動，要求剔除所謂的外來蠻狄的成分，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中說：「唐代古文運動一事，實由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之局引起...故當時特殊之文士自覺或不自覺，其意識中無不具有。遠則周知四夷交侵，近則晉之五胡亂華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為古文運動中心之思想也。」

唐中期安史之亂的爆發也深深地刺激了唐王朝的統治，集體安史叛亂的主導者為胡人，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社會觀念，唐王朝開始對胡人的軍事系統採取防禦的措施，抑武措施興起。

二、唐中期文化劇變原因分析

1、社會心理變化

在唐中後期，人們通過詩詞留下了對盛唐的追憶與思念。

杜甫在《憶昔》中曾寫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栗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那些美好，只能在回憶中重現，而人們現實中所取而代之的卻是黑暗腐敗的政治統治。

安史之亂給人們帶來的心靈創傷尚未癒合，卻又不得不在令人窒息、政治不清明的空間中生存，加上戰亂導致生產經濟的衰落，物質生活的貧乏與盛唐形成強烈的對比，這一時期的文人們、百姓們在心靈和肉體上都遭受著摧殘與折磨。

在這種局面下，社會心理也發生了明顯的扭曲和變形，錢起在《過溫逸人舊居》一詩中寫道：「浮俗見澆淳，斯人誰繼妙。」便透露出政治的腐敗，而大家對於這種現象卻無能為力，於是形成一種完全扭曲的社會心態。

2、朋黨之爭

除了社會巨變導致人們生活產生變化以外，中唐時期的朋黨之爭，對於當時的社會文化影響也十分深刻。

唐文宗在《除朋黨禁詔》中寫道：「朕承天之序，燭理未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眾...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朋比之徒,整傷貞廉之俗」。

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地位競爭，隨著時期之長而逐漸劇增，而士大夫與眾朋黨之爭置身事外也幾乎不可能，朋黨之爭觸及的社會面十分廣泛，於是對於社會文化風氣的影響也十分深刻。

而一個社會的人際關係是很能反映社會風氣和社會本質的，盛唐時人們的關係寬鬆和諧、一見如故、攜手同游、飲酒賦詩，而中唐時期對於親友的詩詞中，多是悲嘆，劉禹錫的「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則生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

一言蔽之，文化的變遷會造成文化的分裂，對於生活在社當時社會人們的人格也會造成一定的分裂。

中唐時期政治黑暗，世風淺，人情薄，從而形成了一種扭曲的社會心理，人人「惶惶而不自知何處」，生活在「天有不測風雲」的彷徨苦悶之中，對未來、對前途、對理想喪失了希望，對生活感到失望，文化自信更無從談起。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得不尋求心靈的安慰與精神的寄託之所。

3、佛教引入的影響

唐朝時期，由於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頻繁，西方宗教在此時紛紛傳入中國，如景教、伊斯蘭教等，而在唐代影響最大的還要數從印度傳中國的佛教，以及在中國本土產生的道教。

但唐代時期的道教，卻遠遠不及佛教對於唐中代社會的影響。

據《歷代崇道記》記錄的數據，唐以來共有公觀一千九百餘，道士一萬五千餘，但這個數字竟遠不及佛教的二十分之一。

唐代佛教的盛況可見一斑，中唐時期的帝王從代宗、德宗到文宗，幾乎沒有不信佛的，並且比之前代帝王有過之而不及。

倡導古文運動的韓愈對於佛教十分牴觸，從韓愈上《論佛骨表》可以看出，韓愈歷數前朝帝王，不信佛者均長壽，且天下太平，百姓安樂，而自從東漢帝王信佛後，運柞不長且一個個崇佛的皇帝成了短命鬼。

韓愈反對佛教輸入，從根本上說是不可置否的，但卻沒有達到勸諫帝王的效果。

事實上，唐中期出生於儒生儒學的文人士大夫，投身於佛門學習的現象也很普遍，甚至激烈反對佛教的韓愈也不能不染於此道。

韓愈的老師是一位正統的儒士，但他同時又是天台宗主持湛然的門人，所以當時佛教在哲學思想上對韓愈，以及其他的文人士大夫以及一般民眾所受思想的影響就可想而知。

總結

通過對唐中期時期人們思想以及社會政治變化的點點重現，可以看到安史之亂對於當時的社會生活、人們的思想影響都是巨大的，可堪稱一場從物質生活到文化思想上巨大的浩劫。

戰亂的影響、統治的黑暗、社會的朋黨之爭、人情的淺薄以及佛教的引入，使得唐中後期文化進行著深刻而複雜的變革。

統治者對於藩鎮割據的無力，世風日下的文化亂象使得文人士大夫們開始不得不重提華夷之辨，但這種心態也是固步自封的農耕民族文化排外性的延續，加上中唐時期盛世的局面逐漸衰弱，生活在唐中期的士大夫們一時無法接受衰落的事實，而故做自大的表現，現在看來是帶有時代和階級局限性的，但華夷之辨也只是歷史進程中的小插曲，並不能阻止民族融合和開放、包容、吸收外來文化的時代潮流。

安史之亂所導致的唐中後期藩鎮割據，崇文抑武的思想開始逐漸成為唐朝統治者理念，但這也只是被動地與勢力日益龐大的藩鎮割據者進行對抗，依舊無法從根本上挽救大唐的頹勢。

參考文獻

1、《資治通鑑》

2、《金明館叢稿初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