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對外失敗，是眾所周知，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對外軍事的失敗。
剛開始，宋朝和遼國的軍事實力是相差無幾的，宋朝初期能統一南方諸國，也能滅亡北漢這樣在遼國保護下的割據政權。可是，是從什麼時候起宋朝的對外軍事開始走向失敗呢？
這就要從宋太宗的高梁河之戰說起了，因此，有人專門為宋太宗取了一個雅號：高梁河車神。宋太宗堪稱是歷代太宗廟號中最弱的一位了，有點對不起這麼文武齊備的廟號。
實際上，高粱河之戰就在北宋滅北漢的同一年，或許這就是盛極而衰吧。宋朝滅北漢是宋朝軍力的高光時刻，然而，高光還沒持續多久，就即刻跌到了谷底，樂極生悲說的也不過如此吧。
高梁河之戰在當時看來不過是一次對外戰爭的失敗，可從後世的角度來看，這一場戰爭意義深遠，從此以後宋朝再也不敢主動進攻對方，註定了宋朝的弱是從根源上開始的，一顆瘦弱的枝幹是結不出強大的果實的。
所以，宋朝在以後的對外戰爭中，既打不過遼國這樣的大國，也打不過金國這樣的後起之秀，甚至連西北一隅的西夏都打不過，這簡直是中國古代歷代封建王朝的恥辱。
對遼國的戰爭就不說了，遼國本身軍事實力是非常強大的，處處壓制著宋朝。
西夏，作為夾在遼國和北宋之間的割據政權，本身是十分弱小的，可西夏憑藉著左右逢源的本事，不僅將遼國玩弄於掌故之間，更是在和宋朝的幾場戰爭中屢次取勝，宋朝多少是有點對不起自己大一統王朝的稱號，不過，嚴格來說，宋朝並不是大一統王朝。
西夏對宋朝的戰爭主要有三場：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三次戰爭，皆以宋朝的失敗而告終。最後，宋朝只能與西夏議和，在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達成協議，史稱「慶曆和議」。
本文主要寫好水川之戰，其他兩次戰爭就不細說了，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次戰爭三川口之戰可以說是宋朝沒有做好準備，被西夏打敗了，可是第二次好水川之戰，宋朝已經調整了策略，任用了范仲淹、韓琦等人，可還是敗給了西夏，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敗了一次，還不夠，第二次還能失敗，別急，還有第三次……
三川口之戰後的陰影
李元昊不比他的父親李德明和其祖父李繼遷，李繼遷和李德明時期主張對宋朝和好，到了李元昊時期，一改前任政策，與宋朝交惡。
李元昊這個人野心勃勃，自命不凡，他不想做個被宋朝和遼國冊封的夏王，他想做個皇帝。
於是，在1038年的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在興慶府南郊築壇，正式稱帝，國號為「大夏」。從這個國號上看，李元昊的目標遠遠不止做西夏的皇帝，他想當中原王朝的皇帝。
眾所周知，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是夏，漢族以前稱華夏或者諸夏，李元昊將國號改為大夏，一方面是因為這裡原本就是十六國時期赫連勃勃建立的大夏的國土，二是因為夏是中華的雅稱，李元昊在國號上就壓了宋一頭。宋是商朝的另一個存在，夏朝在商朝之前，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西夏是壓過宋朝的。
但是，在李元昊之前，西夏國主都是要得到宋朝或遼國的冊封，李元昊稱帝，想要得到宋朝的承認，宋朝自然是不能承認的。原本這裡就是唐朝的領土，宋朝繼承唐朝成為中原王朝之後，自然是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對待西夏，就像趙匡胤說的那樣：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所以，在李元昊給宋仁宗上表，要求宋朝承認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之時，宋朝拒絕了。
李元昊稱帝，對宋朝來說，就是一個造反的臣子。所以，毫無疑問，宋朝和西夏之間避免不了戰爭。
第一場戰爭就發生在李元昊稱帝的次年，公元1040年的三川口之戰，又稱延州之戰。
這一場戰爭，宋朝在戰場上被西夏打敗了，可宋朝也不算完全的失敗，宋朝犧牲了劉平、石元孫、郭遵、万俟政將領，可最終延州保住了。戰後，宋仁宗斬殺了都監黃德和，為劉平平了反，任命范仲淹，韓琦，龐籍等人經略西北。
1040年七月，范仲淹被升為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一同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擔任陝西安撫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與韓琦共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採取「屯田久守」的方針，鞏固西北邊防。
范仲淹，我們熟悉中他是一名文學家，寫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樣的詩文。可實際上，他也是軍事家，這就與宋朝的文人領軍政策密不可分了。
宋朝對武人是非常忌憚的，「杯酒釋兵權」後，大部分武將是沒有兵權的，反而是文人掌握了軍隊。這是宋朝的特色，也是宋朝最令人詬病的一點，術業有專攻，如果文人都去領兵了，那武人幹嘛去？
所以說，宋朝的弱，是從根子上就註定了的，不改變重文抑武這一基本國策，宋朝是無法走向強大的，宋朝之前的唐，和宋朝之後的明朝，都是一樣的漢族，可唐朝和明朝能強大，宋朝就不行，就是因為宋朝的重文抑武。
三川口之戰後，宋仁宗知人善任，啟用韓琦、范仲淹這樣的人才，按理說，下一場與西夏的戰爭就不會失敗了，可宋朝依舊敗了，而且敗的很慘，這就是好水川之戰。
好水川之戰：再敗
從宋朝和西夏皇帝對待戰爭的態度上來看，宋朝是無法戰爭西夏的。
李元昊可以親自率軍隊出征，可宋朝的皇帝自從宋太宗高粱河一戰失敗後就再也不敢御駕親征了，僅有的一次是宋真宗被寇準逼著親臨澶州，最後和遼國簽訂了一個澶淵之盟，還要以自欺欺人的泰山封禪來雪恥。
三川口之戰後，西夏對宋朝西北邊的騷擾是越來越頻繁，李元昊以為宋朝軟弱好欺負，能搶一點是一點，最好能占領中原。宋朝的反擊也是有聲無力，1041年正月，宋仁宗本來想採納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的建議，擬發涇原、鄜延兩路兵反擊。因同為副使的范仲淹持反對意見，仁宗命諸臣再議。
這就是宋朝皇帝仁慈的壞處了，皇帝做個決策，另一個大臣反對，皇帝就讓重新再議？如此議下去，什麼時候是個頭？打個比方來說，如果唐太宗要滅突厥，一些大臣贊成，一些大臣反對，皇帝就讓他們再議，到最後，突厥恐怕都要兵臨城下了，還沒有個統一意見。
或許這就是一些人口中所謂的宋朝的優點吧，可這優點也太忽略民族大義了吧。人家李元昊早就親率大軍來攻城了，你宋朝的君臣還在商議是戰是和？這不明擺著是戰嗎？對方都來進攻了，你還要去議和？你想和人家還不想和呢？
所以，實際上，這一次好水川之戰，宋朝的失敗也在於自身。李元昊就是趁著宋朝進兵未決之時，毫不猶豫的再次進攻。
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領十萬大軍南下，主力埋伏在六盤山下的好水川口，另一部分至懷遠，並聲稱要打渭州，目的是誘宋軍深入。
李元昊不僅是一個戰略家，也是一個作戰英勇的士兵。在李德明時代，李元昊就多次領兵上戰場，後來更是親自滅了甘州回鶻，擴充了西夏的版圖。
相比起李元昊豐富的戰場經驗，無論是韓琦、還是范仲淹，更像是一介書生了，這並不是說書生不能領兵，古代也有書生領兵打勝仗的時候，但這次，宋朝的這幫文人將領真的碰到對手了。
韓琦一聽李元昊來攻，趕緊讓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數萬，自鎮戎軍經懷遠城、得勝寨，抵達羊牧隆城，出西夏軍之後，伺機破敵。如果不利於戰，就據險設伏，等到西夏軍回師時截擊。任福與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率輕騎數千先出發了，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等後繼。
二月十三日，進至捺龍川，聽說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等正與西夏軍戰於張義堡以南，於是轉道南進，趕到雙方交戰處，殺死幾千西夏軍，西夏軍佯敗，誘宋軍追擊。任福不知是計，脫離輜重，輕裝尾隨追擊。追至好水川，朱觀、武英部屯籠洛川。相約次日會兵川口，合擊夏軍。
二月十四日，任福、桑懌引軍循川西行，至羊牧隆城東五里處，發現道旁放置數個銀泥盒，將盒打開，百餘只帶哨家鴿飛出，這其實是西夏軍發出的合擊信號。宋軍還未成型，就遭了西夏騎兵的衝擊。
宋軍頓時陷入混亂，西夏軍陣中忽樹兩丈余大旗，揮左左伏起，揮右右伏起，居高臨下，左右夾擊，宋軍死傷甚眾，任福的部下勸他突圍逃走，任福說：「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 」遂手自扼咽喉自殺死。
這一場戰爭，宋軍傷亡10300餘人，任福、其子任懷亮、桑懌、劉肅、武英、王珪、趙津、耿傅均戰死。可以說宋軍全軍覆沒，因為隨後宋軍派兵來增援，李元昊就撤軍了。
好水川之戰可以說是宋朝和西夏之間的一次正面對決，宋軍不僅戰鬥力不比西夏軍隊，連戰術都不比西夏，去年在三川口剛敗了一次，今年又接著再敗，簡直是奇恥大辱。
這一場戰爭足以證明宋軍失敗的武力，別說面對遼國了，即便是面對西北邊陲的小小西夏，宋朝都能一敗再敗。
好水川之戰後，李元昊躊躇滿志，聲稱「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
宋軍退兵中途，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幾千人，持故衣紙錢為烈士招魂，噩耗傳到東京，「關右震動，仁宗為之旰食」。宋仁宗怒貶戶部尚書、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和韓琦、范仲淹。宰相呂夷簡連連驚呼「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
重文抑武：導致宋朝黨爭嚴重
實際上，夏竦、韓琦、范仲淹被貶斥，是慶曆黨爭的一部分，正是因為宋朝朝堂之上黨派之爭如此嚴重，面對李元昊的進攻，大臣們並沒有達成一致意見，這才讓李元昊才鑽了空子。戰場上的失敗，並沒有讓宋朝君臣認真反省，戰後，宋朝繼續上演著一次又一次的黨爭。
當初仁宗想要啟用夏竦為樞密使，范仲淹攻擊夏竦，說他是奸邪，仁宗不得不罷用夏竦，啟用杜衍。
再後來仁宗啟用夏竦為陝西安撫使，范仲淹和韓琦為副使，這三人之間並不是很和諧，對西夏是戰是和也沒有達成統一意見，好水川之戰後，此三人都被罷相了，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黨爭。
到了宋神宗時期，宋人文人再次大力攻擊王安石，形成了黨爭的再一次高峰。
宋朝的黨爭對國家危害極大，或許有些人就說了，有黨爭說明宋朝政治包容。但宋朝的黨爭發展到互相攻訐的地步，早已不是政治之爭了，而是個人恩怨。文人在宋朝過得太好，以至於忘乎所以，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反而對國家百害而無一利。
宋朝對外軍事的失敗，也是宋朝政治制度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