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 2007年04期
楊巨平，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阿伊·哈努姆（Ai khanum）是20世紀60年代由法國考古隊在阿富汗東北部的阿姆河（Amu Darya，古稱Oxus河）上游地區發現的一座古代城市遺址。該遺址位於阿姆河與其支流科克查河（Kokcha）的交匯處，與塔吉克斯坦隔河相望。城址的最初地名已經湮沒無聞，所以考古學家以該遺址現代所在地的名稱命名。雖然該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已於1978年結束，但關於它的討論國外仍在繼續。②
有關發掘報告和研究結果③ 表明，該城具有明顯的希臘式城市特徵，但也有當地東方文明因素的滲入與影響。它的建立與毀棄的具體年代難以確定，大致在前4世紀末與前2世紀後期之間。那麼，遠離希臘本土約5000公里的阿富汗，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座城市，而且在如此遙遠的地方存在了約兩個世紀之久？它的建立對當時以巴克特里亞為中心的中亞地區乃至整個「希臘化」世界的歷史進程又有什麼意義？
筆者認為，阿伊·哈努姆希臘式城市的出現絕非一個孤立的事件。它雖然只是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所建數百個同類城市或殖民地中的一個，但它是迄今在中亞地區唯一完整發掘出來的一座。和其他的希臘式城市一樣，它既是希臘—馬其頓人對東方之地進行軍事征服和政治統治的工具，更是希臘文明與東方諸文明長期碰撞、交流、融合的產物。從這一小小的無名城址上，既可以看到不同文明在同一歷史場景之下的交相輝映，也能感受到希臘人在這一地區難以避免的命運沉浮。
一、阿伊·哈努姆遺址是希臘—馬其頓人在中亞長期立足的見證
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對東方的征服始於前334年。僅僅4年，他就橫掃亞非大陸，滅亡了波斯帝國。但他為了平定中亞地區，卻用了整整3年時間，直到前327年才轉而進軍印度。據阿利安研究，亞歷山大在巴克特里亞留下了13500名士兵，以鞏固後方。④
據斯特拉波研究，他在中亞的巴克特里亞和索格底亞那至少建立了8座以他命名的同名城市——亞歷山大里亞，⑤ 其中有一座名為Alexandria Oxiane，即阿姆河上的亞歷山大里亞。⑥ 那麼，現在阿姆河畔發掘出來的這座唯一的希臘城市遺址是否就是該城呢？學術界仍難以定論。⑦ 但該城的出現顯然是他對中亞征服的直接結果。
前323年亞歷山大遽然死去，匆匆建立起來的帝國迅即崩潰。他的後繼者經過20多年的征戰，最後大致三分天下。塞琉古幾乎繼承了亞歷山大在亞洲的全部遺產，統治區域從地中海東岸直到中亞的興都庫什山。巴克特里亞成為該王國最東部的一個重要省份。亞歷山大當初在東方之地建城，或設立殖民地，駐紮軍隊，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決如何以少量的希臘—馬其頓人來統治不斷擴大的被征服之地的矛盾。塞琉古王朝自然碰到了同樣的問題。
於是，以亞歷山大的建城戰略為指導，在軍事、政治、經濟地位重要的地區建立希臘式城市或希臘人殖民地，就成了塞琉古王國初期諸王的明智選擇。⑧ 據統計，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在東方建城（包括殖民地）至少在300個以上，其中保留下名稱者約275個。它們主要分布在東地中海沿岸（約160個），其餘的則大多在幼發拉底河及其以東地區，在巴克特里亞及其相鄰地區有名可據者就有19個。⑨ 除了亞歷山大建立的8個之外，其餘的11個應為塞琉古朝所建。
因此，阿伊·哈努姆古城如果不屬於亞歷山大時期，就一定屬於塞琉古王朝時期，建於塞琉古前305年稱王之時也有可能。⑩
至於城市的具體建立者，阿伊·哈努姆遺址提供了較為明確的線索。遺址的宮殿群入口處附近有兩座類似於小神廟的陵墓。(11) 按照希臘城市的慣例，城中居民死後一般都要葬在城外，但對城市的建立者或贊助者（the benefactors）是例外。因此這二位墓主人很可能就具有這樣的身份。其中一座留下了Kineas的名字，另外一位可能是Triballos。他們一定是受亞歷山大或塞琉古一世（前312～前281年）之命率人來此建城，或者還提供了一定的贊助，以至於死後獲此永久紀念的尊榮。
前250年左右，巴克特里亞地區的總督狄奧多托斯（Diodotus，前256～前248年）乘塞琉古王朝內有宮廷鬥爭、外有托勒密埃及入侵，陷入政治危機之時，宣告獨立。阿伊·哈努姆古城的希臘人在這場政治動盪中扮演什麼角色，不得而知。但該城顯然成為新王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於該遺址有巨大的宮殿遺址，有學者估計，它或許被作為該王國的都城之一，目的是加強對王國東部地區的控制。其中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在此遺址上發現了未經打壓的銅幣毛坯，說明阿伊·哈努姆古城有自己的造幣廠，這是希臘化時期的國王才有的特權。(12) 也有學者進一步估計，該遺址在遺棄前的最後一段時間曾是國王歐克拉提德（Eucratides，約前170～前145年）的王廷所在地。(13)
考古學家們在宮殿群中可能是金庫的遺址中發掘出了幾個希臘式的瓶罐（Vases），裡面雖然空空如也，但外面有希臘文字，表明其中裝過印度或希臘的錢幣。歐克拉提德曾將統治範圍擴展到印度西北部，這些錢幣有可能是他作為戰利品帶回的。
在歐克拉提德父子統治時，巴克特里亞有一座城市名為歐克拉提底亞（Eucratidia），但這座城市是歐克拉提德所建還是將原來的一座城市重新命名為同名城市尚不能確定，(14) 如果是後者，這個城市應該有都城的一些基本設施，如宮殿、造幣廠。若此，阿伊·哈努姆遺址則有可能就是重新命名的歐克拉提底亞。(15)
雖然近代以來的古史學界對亞歷山大遠征至中亞、印度，並在沿路上建立了若干亞歷山大里亞城的事實，(16) 對塞琉古王朝前期諸王的建城熱情，對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對中亞和印度西北部的統治並不懷疑。
但在阿伊·哈努姆遺址發現之前，人們在中亞地區實際上從未發現一個完整的希臘式城市遺址。據斯特拉波研究，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國王歐克拉提德在位時統轄著一千個城市。(17) 巴克特里亞由此在歷史上留下了「千城之國」的美稱。(18) 但城在何處，是什麼式樣，始終是未解之謎。有的學者甚至懷疑希臘人在中亞的統治以及由此產生的「希臘—巴克特里亞藝術」的存在，將其視為「巴克特里亞的海市蜃樓」。(19) 阿伊·哈努姆遺址的出土，不僅證明了希臘—馬其頓人對中亞地區的長期統治，而且為研究這一時期希臘文明與當地文明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極為罕見的實物標本。
二、阿伊·哈努姆遺址是希臘與東方文明因素的匯合之地
從阿伊·哈努姆遺址的整體面貌上看，該城具有希臘式城市的主要特徵。
一是它的城市布局與希臘的城市相似。該城儘管西南兩面臨河，陡峭的河岸和位於城東南方向高達60米的衛城使其具有天然的有利地形，但它還是像一般的希臘城市那樣，周圍建有防禦性的城牆。由於北面是一片開闊的平原，不利於防守，所以北面的城牆加固加厚。有10米多高，6～8米厚，城牆的塔樓高高聳起，超過城牆近10米。牆外有深溝或護城河，以防進攻。
城中還有一座長140米、寬100米、擁有一組儲藏間的大型軍械庫（the arsenal）。
很顯然，此城最初主要出於軍事目的而建，或許本身就是一座軍事要塞。城市總體上可分為上下兩城，上城由衛城和一露天神廟組成，下城則主要是宮殿群、劇場、體育館以及主神廟、祭所、軍械庫等公共建築和私人住宅。這樣的選址與布局實則是對希臘本土城市結構的模仿。
二是城中的主要公共建築具有明顯的希臘特徵。在一般的希臘城市中，體育館、劇場和神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設施。體育館（the gymnasium）是希臘男子的健身之地。非希臘公民是禁止進入的。(20) 即使在希臘化世界的東方，有的當地人學會了希臘語，也躋身於城市的管理階層中，但一般也因非希臘人望而止步。如要進入，就必須像希臘人那樣裸體，這對於當地人來說似乎難以接受。塞琉古王朝的安條克四世就因為在耶路撒冷設立體育館，強行推行希臘文化而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猶太人起義。(21) 可見體育館是希臘人城市生活的標誌之一。
阿伊·哈努姆體育館遺址的獻辭銘文表明，它的保護神是希臘的赫爾摩斯（Hermes）和赫拉克勒斯（Heracles）。(22) 這與希臘化時期其他希臘人城市體育館的保護神也完全一致。(23) 體育館的運動場呈正方形（100×100米），場地周圍環繞著一系列房間與希臘式柱廊。從布局上看與古典時期的體育館沒有什麼大的差異。劇場是希臘人的主要政治生活空間之一。
在古典時期，觀劇本身就是公民的一項義務。不論這裡上演的是悲劇，還是喜劇，其內容都是要通過神話或現實的故事對公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宣揚城邦的政治理想、宗教信仰和道德觀念。尤其是喜劇，它的內容常常就是城邦正在發生的政治事件的再現。當事人可能就坐在觀眾席上正津津有味地看著自己在被醜化或諷刺。但這無傷大雅，被諷刺者並不因此感到恥辱或受到傷害，往往一笑了之。
伯里克利當政時期（前443～前429年）為鼓勵公民去觀劇接受教育，雅典政府甚至向觀劇者發放津貼，其待遇與參加陪審法庭相同，都是兩個奧波爾（obol）。(24) 因此，凡是希臘人的城市，劇場是必不可少的。阿伊·哈努姆的劇場依山坡而建，觀眾席呈半圓形向上延伸，是個典型的希臘式劇場。其中能容納5000名觀眾，說明該城的希臘人為數不少。(25) 與希臘近鄰的羅馬人大約在這一時期也接受了希臘的劇場，但把它改造成了建於平地之上的圓形劇場或鬥獸場。而遠在中亞興都庫什山麓的阿伊·哈努姆城卻仍然堅持了希臘的建築傳統。究其原因就在於這是希臘人的城市。
這裡的神廟雖然採用了東方的建築形式，但裡面供奉的至少應該包括希臘的神。大神廟遺址中的神像幾乎蕩然無存，僅有一塊穿著希臘式涼鞋的左腳的石雕殘存，說明此神像一定是希臘的神，但是什麼神？是男神，還是女神？確實難以分辨。(26) 有學者推測是宙斯神像，並認為這是希臘—巴克特里亞雕刻藝術流派的作品。(27)
三是城中的希臘式造型藝術突出了它的希臘文化特徵。
希臘建築的柱廊式結構以及愛奧尼亞式、多利亞式和科林斯式三種柱頭，浴室中的馬賽克地面由花卉、海豚、海馬和海怪等海洋動物的圖案構成，作為水管出口的是希臘喜劇人物廚子的面具，(28) 未完成的希臘青年雕像和用赤陶模製作的戴頭巾的女子半身像(29)，特別是巴克特里亞諸王發行的印有個人頭像的希臘式錢幣等都是這方面典型的例證。
在人物造型藝術上，巴克特里亞的希臘雕塑家不僅恪守希臘的傳統，而且大膽創新。他們用鉛杆或木棒製成塑像的骨架，然後在上面塗上泥或者灰泥，塑成神像。這種泥塑藝術影響深遠，首先被西鄰帕提亞人所接受，(30) 後來也可能影響了印度的犍陀羅佛教藝術，成為佛教人物造型藝術中除石雕、石刻之外的一個重要分支，最後傳入中國內地。
四是希臘語的銘文、格言、哲學手稿的遺蹟，顯示了阿伊·哈努姆文化與希臘本土文化的一脈相承。(31)
從這些為數不多的銘文來看，他們的語言結構與書寫方法的變化都與東地中海的流行的通用希臘語（the koine）同步。值得注意的是在Kineas陵墓中殘存的一個石柱的基座上，刻著來自希臘德爾斐神廟的格言：「少年時，舉止得當；年輕時，學會自製；中年時，正義行事；老年時，良言善導；壽終時，死而無憾。」(31) 這些道德倫理方面的說教，充滿著希臘人對理想人生的深切感悟。
這些格言原來共有約150條，這裡留存下來的是最後5條。據一塊銘文的記載，這是一個名叫Clearchus的希臘人從希臘本土的德爾斐神廟認真抄寫下來，然後帶到這裡的。(33) 另外在宮殿的一個儲藏室（或許一度作過圖書館）的地面上發現了希臘語手稿的遺蹟。原來抄寫它的紙草早已化作泥土，但墨跡滲印在地面上，手稿的片段內容因此依稀可見，可能是關於柏拉圖知識理論的對話的摘錄。(34) 它好像是亞里士多德學派的一位哲人的作品，而把德爾斐格言帶到此地的Clearchus就屬於這一學派。(35)
這似乎有點巧合，但可說明當時此地的希臘人對祖國家鄉的哲學並未忘懷。雖然兩地遠隔千山萬水，但共同的文化傳統，共同的精神遺產，共同的民族情感仍然把他們緊緊的聯繫在一起。可以肯定地說，在阿伊·哈努姆的希臘人遺棄此地之前，希臘語一直是該城的通用語言。
上述這一切表明此地的希臘人仍然希望生活在他們所熟悉的文化氛圍之中，並試圖將這一文化生態儘可能地保持下去。但事實上從建城之日起，他們就不得不面臨周圍東方文化傳統的影響。他們畢竟生活在遠離希臘本土5000公里之外的完全不同的環境之中。而且隨著前3世紀後期裏海之南帕提亞（即中國古代史籍中的「安息」）的獨立及其向兩河流域方向的擴張，由地中海東岸通往巴克特里亞的道路出現了人為的障礙，時斷時續，希臘人的移民來源逐漸枯竭。
在不斷加大的生存壓力之下，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必須對當地的文化做出讓步，否則他們更難以生存。因此，我們在阿伊·哈努姆遺址感受到強烈的希臘化文化氣息的同時，也感受到了東方文化的大海對這些「孤島」的衝擊與滲透。
最為明顯的是在城中建築的風格和式樣上，大量的東方因素已經融於其中。這說明該城的殖民者在建城過程中十分注意吸收當地的文化。(36) 城內外共有大小神廟遺址三座，但從整體結構上幾乎看不到希臘神廟的跡象。以位於下城的主神廟為例：巨大的方形神廟建在高高的三層台基之上，厚厚的外壁上有內縮凹置的神龕，寬大的門廳通向內部的一間較小的房間，該房間兩側各有一個小屋。這裡曾供奉過一位神的雕像。(37) 這與希臘神廟開放的柱廊式結構迥然不同。
這種所謂的「凹進式神廟」（the indented temple）顯然具有古代兩河從前四千年後期流傳下來，並可能被波斯接受發展的「大屋」式神廟類型（「broad room」temple style）的建築特徵。(38) 這裡的希臘人對東方建築風格的接受還表現在宮殿群遺址上。宮殿本身對於希臘人來說就非常陌生。在他們的城邦內，不可能出現專門供城邦首腦或管理者居住的宮殿或其他建築。
但在希臘化時期，隨著以馬其頓王權、東方君主制以及希臘城邦制殘餘三流合一的新型君主制統治的建立，在東方部分新建的希臘式城市中也就自然而然出現了宮殿式的建築群，因為這些國王或地方總督之類的統治者總要有自己的王宮、署衙及住宅，但因希臘人本身無傳統可循，所以這一建築群在布局上基本採用了東方的式樣。像波斯在蘇薩的王宮一樣，宮殿群可分為辦公區、居住區和金庫。辦公區位於宮殿群的東南角，內設接待廳、檔案室或城市首腦辦公室。
居住區在辦公區左側。金庫在宮殿的東北方向，一個中心庭院，四周環以若干個儲藏室。進入宮殿群，首先是一個很大的庭院（137×108米），周圍環繞118根科林斯式柱子組成的柱廊。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區的屋子內設有浴室，鋪有用不同顏色卵石拼成的馬賽克地面。這些圖案的內容如前所述，都是與海洋有關的生物。如果不是希臘人帶來，簡直難以想像它們在亞洲內陸腹地出現。此外，這些建築的屋頂雖然是東方式的平頂，但屋檐卻用科林斯式的赤陶瓦裝飾，給人以希臘式的外觀。(39) 圓形石柱和矩形的壁柱也顯示了希臘化的效果。可見希臘人在建造這個陌生的宮殿時，仍不忘注入自己熟悉的文化因素。
在宗教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東方文化也顯示了強大的滲透力。在一個飾板圖案上，小亞弗律癸亞的自然女神庫柏勒（Cybele，又稱「大母神」）正乘著一輛由幾頭獅子拉的車，而馭手則是希臘的勝利女神。(40) 另外一位女神的骨雕像完全是東方式的，正面直立、體形粗壯呆板，從臉形到服飾與希臘式神像毫無相似之處。(41) 這些東方神是否只被當地人崇拜，不得而知。但它們能出現在希臘人為主體的希臘式城市內，總會或多或少的對希臘人產生影響。就是在極具希臘特徵的劇場觀眾席上，也出現了一些包廂式的座位，(42) 這無疑是給城中的重要人物，或許是王室成員設立的。這表明在新的政治環境中，古典時代希臘城邦公民平等民主的傳統已受到嚴重削弱，不大可能延續。
但無論如何，阿伊·哈努姆遺址自始至終保持了希臘式城市的基本特徵。
它的居民肯定是以希臘人為主，它的上層統治者也一定是清一色的希臘人，但也有一些當地人生活於他們中間，如有的擔任了城市的財務管理人員（accountants），或做僱工。(43) 阿伊·哈努姆遺址之所以呈現出如此強烈的混合文化特徵，與它地處中亞內陸深處，受當地文化影響較大有很大關係，另外當地人混居城市之中也是其主要原因。可以設想，此地的希臘人既然可以建造希臘式的體育館和劇場，為什麼就不能建造希臘式的神廟呢？這一定與城內外當地居民的宗教傳統有關。(44)
至於這些神廟中到底供奉的什麼神，從已發現的希臘神像殘跡和東方神像的骨雕，以及希臘與東方題材相結合的浮雕，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或是希臘神（其一已經可以肯定），或是東方神，也有可能是二神共奉，或二神合一，就像亞歷山大和塞琉古一世都在巴比倫為當地的主神馬都克重新建廟，(45) 或像埃及托勒密王朝創立的具有埃及神奧西里斯與希臘神宙斯、哈得斯外形特徵的薩拉皮斯崇拜一樣。(46)
但是，也如同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那樣，阿伊·哈努姆遺址的希臘人對東方神祗的接受或將其與希臘神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於政治統治的需要，而非對東方宗教精神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在此地所看到的文化混合現象並非當地希臘人的自覺行為，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三、阿伊·哈努姆古城的毀棄是中亞地區諸文明互動的結果
阿伊·哈努姆古城的遺棄或毀滅年代猶如它的建立年代同樣難以確定，(47) 一般認為至少要到前2世紀中期以後，(48) 至於它毀棄的原因更是含糊不清。但從前3世紀中葉起，它不僅是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的一個重要城市，而且有可能是它的都城之一。它的重要使命就是控制東部地區，防禦遊牧民族入侵，因此，它的命運必然和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的興衰相始終，與北方遊牧民族的活動相聯繫。
自從狄奧多托斯宣告脫離塞琉古王朝以來，巴克特里亞王國實際上幾易其主。狄奧多托斯和他的同名兒子統治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到塞琉古朝安條克三世（Antiochus Ⅲ）約前208年深入遠東收復失地時，發現那裡已經換了主人，是一個名叫歐泰德姆斯（Enthydemus）的人占據著王位。他可能弒殺了狄奧多托斯二世並取而代之。在歐泰德姆斯及其兒子德米特里（Demetrius）統治之時，巴克特里亞王國的版圖大概達到極盛。它不僅遏制了帕提亞人的東進，穩定了西部的邊境，而且向東面的賽里斯（Seres）和弗利尼（Phuryni）擴張。(49)
巴克特里亞之東就是現在中國的新疆塔里木盆地。而賽里斯在希臘人眼裡就是東方的產絲之國，即朦朧認識中的中國。至於弗利尼，曾有匈奴說。(50) 但此時匈奴的勢力範圍似乎還未到達塔里木及其以東地區。因此我們不應把巴克特里亞這兩位父子向東面的擴張想像得太遠。但他們向現在中國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方向發展則是無可懷疑的事實。(51) 而且有可能途經阿伊·哈努姆古城遺址，或由此出發，因為此城就位於通往塔里木方向的交通要道。(52) 德米特里此後還進軍印度，控制了東到恆河中游、南到今日坎貝灣的廣大地區。
但大約在前170年以後，一位名叫歐克拉提德（Eucratides）的希臘人將軍(53) 起兵推翻了歐泰德姆斯家族的統治，自立為王。他可能也向印度進軍，並獲得了不少戰利品。阿伊·哈努姆遺址發現的來自印度的錢幣有可能就是這次進軍的收穫。(54) 歐克拉提德王朝對巴克特里亞的統治也不太長久，至少在中國漢朝的張騫前128年抵達此地之前，已被南下的遊牧部落征服或驅逐。阿伊·哈努姆城的希臘人有可能就是在此前（或約前145年）棄城而去的。
那麼，是哪些遊牧部落滅亡了這裡的希臘人王國呢？由於中外古代史料記載的不一致以及沒有明確的年代可以參照，這一問題仍是一大懸案。(55) 但他們不論是希臘古典作家斯特拉波《地理志》中提到的來自錫爾河彼岸的Asii、Pasir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部落，(56) 或是中國《史記》、《漢書》中提到的來自敦煌、祁連一帶的大月氏人，(57) 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中外古代史料都承認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亡於遊牧民族之手，而且也正是在與這些遊牧民族的不斷衝突中，殘餘的巴克特里亞希臘人被迫後撤印度。
印度西北部此前本來就是巴克特里亞王國的一部分，這樣，希臘人在印度西北部的存在又延續了下來，一些印度—希臘人（Indo-Greeks）的小王國甚至殘存到前1世紀後期。這些印度—希臘人中，應該包括來自阿伊·哈努姆遺址的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的後裔。
從前327年亞歷山大進入印度開始，希臘人對印度部分地區，主要是西北部的統治或控制斷斷續續的長達約300年。
在此期間，希臘文化與印度文化相互接觸、了解、影響，從而產生了許多具有希印文化特徵的文明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以米南德國王為代表的印度希臘人開始誠心接受印度的佛教，從而最終促使以希臘造型藝術形式來表現印度佛教內容和精神的犍陀羅藝術的誕生。(58) 作為希臘藝術、思想進入印度的唯一中轉站和推動者，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王國功不可沒，而阿伊·哈努姆遺址上那些兼具希臘與當地文化因素的建築風格和雕塑作品實際上就是犍陀羅藝術的先驅。(59)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阿伊·哈努姆的希臘人之所以能在此地建城，並長期立足，首先是亞歷山大征服的結果。正是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對東方之地的征服、統治引起了希臘文明與東方諸文明的碰撞、接觸、交流和在某種程度上的融合。也正是由於這種文明的互動，阿伊·哈努姆遺址才會呈現出多元文明因素並存交融的特徵。它與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的關係可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它因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的統治而繁榮，也因這個王國的衰亡而遺棄。它地處文明衝突的最前哨，首先遭受到北方的遊牧民族的強大壓力，也在情理之中。考古發掘證明，希臘人之所以在阿伊·哈努姆建城，還與這裡有適於農牧、便於灌溉的廣闊平原很有關係。(60)
這些溝渠縱橫的土地由誰來耕種，也不得而知。是像希臘人早期殖民者那樣，每到一地就平分所占據的土地，自己或是做地主式的土地經營者，或是成為從事勞作的自耕農，還是土地仍由當地人來耕種，希臘人以統治者的身份向他們徵收賦稅，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此地的希臘人的生活來源，尤其是糧食的供給肯定與這裡的農業資源有關。
因此，阿伊·哈努姆遺址凸現的不僅是希臘文明和已有數千年傳統的古老東方文明的互動關係，在某種意義上還有農業文明與遊牧文明的互動關係。而且正是後一種衝突將希臘文明因素與印度文明因素的交流與融合引向深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阿伊·哈努姆遺址的興衰就是希臘化時期東西方文明互動關係的縮影。
注釋：
①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05BSS003）「希臘化文明與古代東西方諸文明的互動」子課題研究成果之一。
② 詳見Gerard Fussman, A Review of Archaeological Report: SouthernBactria and Northern India before Isiam,
③ 這裡主要指主持該遺址發掘的法國考古隊負責人Paul Bernard的三篇重要文章：(1)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46, (1982)Jan. pp. 148～159.(2)Ai khanum on the Oxus: A Hellenistic City in Central Asia,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53 (1967),p. 71～95.(3)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第2卷第4章《中亞的希臘王國》（P.伯爾納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第67～93頁。
④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IV, 22;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李活中譯本，《亞歷山大遠征記》，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47頁。
⑤ Strabo, Geography, XI, 11. 4.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⑥ Ptolemy, VI, 12, 6 (in Sogdiana),轉引自W. W. Tarn, The Greeks In the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1951, p. 118, n.6.
⑦ 如果托勒密的記載無誤，目前可以確定的阿姆河畔的亞歷山大里亞就只能是這一座城市。雖然托勒密將此城市定位於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亞那地區，但亞歷山大在此地建立的其他城市都不具備瀕臨阿姆河這一基本條件。若此，亞歷山大時建立該城之說成立。
⑧ 在三大希臘化王國中，它建城最多，前幾位國王可謂是「最偉大的建城者」。參見M. Car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Methuen & Co. LTD, London, 1972, pp. 258～259.
⑨ 見M. Car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pp. 244～245.
⑩ 也有學者推測此城有可能是塞琉古一世之子安條克作為共治王統治東部地區時所建，並以此作為駐蹕地。參見H. Sidky, The Greek Kingdom of Bactria, p. 134.
(11) 見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p. 157.
(12) 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p. 151.
(13) H. Sidky, The Greek Kingdom of Bactria, p. 215.沃爾班克認為這一宮殿式的行政管理中心的建造時間可能是前150年。(F. W. 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Glasgow, p. 61.)這種說法雖在Eucratides的統治時間之內，但似乎過於靠後，本文並不認同。
(14) 參見Strabo, XI. 11. 2.塔恩曾對此城市的建立或重命名做過討論，提出過一些假設。但阿伊·哈努姆遺址的發現，對他的假設提出了有力的挑戰。
(15) 參見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p. 154.
(16) 一般認為，亞歷山大一路上先後建立了以他命名的亞歷山大里亞城約20多座，普魯塔克甚至說他建了70座以上。這些城市除1處在埃及外，其餘的均在亞洲，而且主要在底格里斯河以東。
(17) 斯特拉波的資料來源於Apollodorus的《帕提亞史》(The Parthica)。詳見Strabo, Geography, XV, 1.3.
(18) 巴克特里亞是多城之國，在《史記·大宛列傳》中也有反映。司馬遷的材料來自親身深入巴克特里亞地區（大夏，也可能一度包括大宛）的漢朝使者張騫。根據張騫對漢武帝的報告，大夏與大夏相鄰的大宛等國，都是城郭林立。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大夏也是「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張騫抵大夏當在前128年。如果依塔恩之見，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最後滅亡的時間大致定在張騫到達該地之前，即前141～前128年之間(W. W. Tarn, The Greeks in the Bactria and India, p. 277.)，那張騫所聞所見應該就是原來希臘人王國的遺存。
(19) 這是西方著名考古學家福歇（Foucher, A. C. D.）的觀點，他是在巴克特里亞王國的都城巴克特拉(Bactra)遺址進行大規模發掘後，但收穫甚少時發出這樣的感嘆。
(20) 發現於同一時期北敘利亞希臘人城市Beroea的體育館銘文上就明確規定：奴隸，由奴隸解放出來的自由民，以及他們的兒子不能進入體育館進行裸體鍛鍊。M. M. Austin, The Hell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 No. 118. p. 20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4) 在當時的雅典，兩個奧波爾相等於一天的生活費。
(25) 普魯塔克曾在《論亞歷山大的幸運或美德》一文中寫道：「當亞歷山大使亞洲文明化之時，荷馬的詩作被廣泛閱讀，波斯、蘇西亞那人(Susianian)、格德羅西亞人(Gedrosian)的孩子們都學習並能夠談論索福克里斯和幼里披底斯的悲劇」。(Moralia. 328D,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看來普魯塔克的說法還是有一定的根據，並非全是誇張。
(28) 有關圖像參見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p. 150, 151, 158; Ai khanum on the Oxus: A Hellenistic City in Central Asia, PLATE VI.
(29) 見Francois Chamoux,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MA. USA, p. 321;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第2卷，第84～85頁。
(30) 在帕提亞都城尼薩遺址上也發現了這樣的泥塑女神像，時間被定於約前150年～公元100年間。參見Edited by Ame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 Hellenism in the East, Duckworth, London, 1987, Plate, VⅢ, p. 153.
(31) 在此遺址上已發現了4例石刻銘文，兩份寫本，以及約30份刻在瓶子上的簡明財政記錄。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第2卷，第73頁。
(32) 關於這些格言的英譯至少有4種，大同小異，這裡參照二者譯成。
(33) F. W, 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p. 60.
(34) Josef Wieseho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BC to 650AD,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6, p. 114.
(36) 有學者認為，該城遺址顯示了希臘、巴克特里亞、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四種藝術形式的融合。Josef Wieseho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BC to 650AD, p. 114.
(37) 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p. 159.
(38) 參見Edited by Ame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 Hellenism in the East, p. 142.
(39) Paul Bernard, Ai khanum on the Oxus: A Hellenistic City in Central Asia, pp. 77～78.
(40) 參見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p.
158;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第2卷，第88頁。庫柏勒崇拜起源於小亞的弗律癸亞(Phrygia)，後來希臘人將她與他們的瑞亞女神(Rhea)崇拜相混合，成為「瑞亞·庫柏勒」崇拜。此處所引二文（作者均為P.伯爾納）將庫柏勒說成是希臘的自然女神，似有不妥。
(41) 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pp. 158～159.
(42) 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第2卷，第79頁。
(43) 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pp. 157～158.
(44) 有學者認為，衛城西南角的墩座型露天神廟可能就是為了舉行波斯式的宗教儀式而建。Edited by Ame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 Hellenism in the East, p. 146.若依此說，這種波斯宗教儀式或可與瑣羅亞斯德教的拜火儀式有關。
(45) Edited by Ame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 Hellenism in the East, pp. 139～140, 142.
(47) Paul Bernard對此就有不同的說法。他在1967年撰文說：該遺址在前100年左右遭受到一場大火的襲擊，使它突然毀滅，但未真正破壞它的原貌。(見Ai khanum on the Oxus: A Hellenistic City in Central Asia, p. 75.)1982年他卻含糊地說，大約前145年前後，阿伊·哈努姆的希臘人被遊牧民族的入侵者趕了出來。(見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p. 148.)是經過一場攻守戰後，希臘人城破逃走，還是未經抵抗，希臘人就聞風棄城而去？沒有說明。
(48) 還有毀於前1世紀或前1世紀後期之說。見Piter Green, Alexander to Actiu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0, p. 332. Richard J. A. Talbert, Atlas of Classical History, London, 1985, p. 71.
(49) Strabo, Geography, XI, 11. 1.
(50)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1931, p.58.
(51) 塔恩、麥可·格蘭特、胡德森均堅持這種觀點。參見W. W. Tarn, The Greeks in the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1951, pp. 84～87, 111; Michael Grant, The Hellenistic Greeks, London, 1990, p.85;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p.58.
(52) 後來張騫通西域第一次從中亞返回的路線就是經阿姆河上游越過蔥嶺進入塔里木盆地的。其後的絲綢之路南道也是沿此路線往返蔥嶺。因此，張騫有可能途經阿伊·哈努姆城。參見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上冊，地圖出版社，1979年，第33頁：「張騫通西域」、「絲綢之路」；雅諾什·哈爾馬塔主編，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第2卷，第408頁，地圖5 ：「絲綢之路」。
(53) 關於此人的身份、來源有兩種說法：據塔恩，歐克拉提德與塞琉古王室有關，是安條克四世的表兄弟，上部行省(the upper satrapies)，即東部行省的總督，受命率軍恢復對東方的控制而後在巴克特里亞稱王。參見W. W. Tarn, The Greeks in the Bactria and India, p,195～212．據H. Sidky,歐克拉提德是當地的一位騎兵長官，起兵稱王；他的母親可能是被他取而代之的歐泰德姆斯王朝的一位公主。參見The Greek Kingdom of Bactria, pp.219～221.
(54) 當然，該城的統治者還有可能通過貿易等其他手段獲得印度的錢幣。Bernard的推測仍有進一步求證的必要。
(55) 筆者曾對國內外有關此問題的研究作過一些梳理。詳見拙作：《古代希中文明的接觸與交匯》，載《世界史年刊》1996年總第2期。
(56) Strabo, Geography, XI, 8.2.
(57) 司馬遷：《史記》卷63《大宛列傳》、《漢書》卷66《西域傳上》。
(58) 關於印度—希臘人統治時期的希印文化交流和融合，可見拙作《公元前希印文化關係初探》，載《南亞研究》1993年第3期。
(59) 美國邁阿密大學的Edmin M. Yamauchi為Ehsan Yarshater主編的《劍橋伊朗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第3卷寫的書評。其中說到，阿伊·哈努姆遺址的發現為那些認為犍陀羅雕塑藝術是受到希臘化而非羅馬的模式影響的藝術史家的觀點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明。(American historyical Review, Vol. 89, No. 4, 1984, p. 1056)
(60) Gerard Fussman, A Review of Archaeological Report: Southern Bactria and Northern India before Islam, http://www.cais-soas.com/CAIS/Archaeology/southern_bactri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