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27日，瑞典在經濟問題上放棄了黃金標準，瑞典政府同意暫停金本位制。因此，當地的克朗報價下跌25%，折扣已經上升到8%，股市仍然灰濛一片，新聞則顯示了出口商的樂觀，並宣布進口限制。
從1932年初開始，康德文件空白的情況發生了變化，1月，使團向斯堪地那維亞會議報告了貿易和金融狀況。5月，它強調了嚴重的農業危機使困難的經濟形勢變得複雜，政府擔心經濟問題和明年的預算赤字。
瑞典政府認為，該計劃將通過部分公共債務減免資金和酒精稅的提高來支付，應鼓勵批發價格適度上漲，同時採取嚴格的政策，財政赤字的不平衡因為英國的保護主義關稅帶來了問題。
在1932年1月，使團發出了一份報告，分析了政治和議會的情況，其中議會辯論的特點是，西班牙外交部長認為，儘管瑞典銀行在放棄黃金標準時猶豫不決，並對政府經濟計劃進行批評，但社會民主黨人提出了許多關於社會問題的動議。
人們還提到了禁止自願民兵的提議，如蒙克中將的提議。在隨後的議會辯論中，社會民主黨人已經表示不同意瑞典在裁軍問題上的態度。因此，西班牙共和國的外交使館首次提到國防問題，這將是未來十年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自上世紀初以來，瑞典的社會衝突一直在增加，這與西班牙發生的教堂和修道院被燒毀的社會動亂相同。著名的事件是阿達倫的硫酸鹽和亞硫酸鹽工廠，在瑞典北部地區，阿達倫事件標誌著瑞典政治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當天，約有4000名工人舉行了一次大型遊行，主要來自造紙業工人，他們進行了八個月的罷工，罷工者和斯基里斯基羅人之間發生了衝突，當局召喚軍隊執行命令鎮壓，結果有五名工人在執法人員的槍擊中喪生。
這些事件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全國各地爆發了聲援罷工浪潮，保守派媒體指責工人組織則毫不猶豫地將事件定性為真正的屠殺。
1931年春天，瑞典由少數派自由主義政府統治，由卡爾·古斯塔夫·埃克曼(CarlGustafEkman)執導，他們把國家分成兩派，迫使戈比門諾立即採取行動，如省長被該地區和任命一個調查委員會解職，這是最後一次瑞典軍隊被用來確保該國的公共秩序行為。
1931年5月14日成為瑞典的象徵，從那時起，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成了國家命運的真正指導者。
西班牙使團於5月16日和6月6日向馬德里政府報告了阿達倫的事件，造成五名受害者的社會動亂可能被西班牙外交視為小事，特別是與當時西班牙的慣例相比。
然而，我們不這樣認為，由於有關該問題的信件數量，根據國務院的記錄，是相當大的。這似乎表明，西班牙在斯德哥爾摩的外交官意識到阿達倫事件對瑞典的重要性。
從那以後，經過幾個月的漫長時間，社會問題將是加西亞·孔德的報告中經常出現的主題，在阿達倫事件一周年之際，他解釋說，「無產階級」組織要求政府任命僱主和工人之間的調解委員會，以解決造紙工人的罷工問題。
西班牙外交使團最後一次提到這些時，是在1932年9月，在宣布瑞典政府新組成時，加西亞·康德說，社會民主黨人阿瑟·恩伯格最近因在報紙上誹謗國家官員而被判處監禁和罰款。
阿達倫和隨之而來的社會衝突對1932年9月社會民主黨的選舉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成為了全面改革方案和社會立法的組成部分。
1932年春天，瑞典又發生了一件大事，這是自1929年華爾街股市災難以來最引人注目的影響，在三十年代初，臭名昭著的"克魯格事件"引發了長達數月的全國性辯論。
在1908年，年輕的企業家伊瓦爾克魯格(varKreuger)與工程師保羅·托爾一起創立了房地產公司，不久之後，卡爾瑪信託公司成為瑞典的領導者。
卡爾馬信託基金會也隨之成立，它將使這些公司，通過其美國子公司和國際公司，進行全球壟斷，伊瓦爾·克魯格很快在大西洋彼岸的金融市場中建立了良好的聲譽。這使得它能夠以優惠條件獲得貸款，併購買大量政府債券，以換取商業特權。
許多瑞典大公司成為其商業帝國的一部分，其中，愛立信、博利登、電影SF、克魯格也成為斯凱孚 (SKF)和斯堪地那維亞信貸(SCA)等公司的主要股東，所有這些都將隨著1929年的金融危機和瑞典銀行的無能為力而崩潰。
克魯格在1932年春天被發現死在巴黎的家中，經濟危機迫使瑞典銀行(瓦倫貝格的斯德哥爾摩銀行除外)要求克魯格財團完全透明，作為發放新貸款的先決條件。
瑞典首相卡爾·古斯塔夫·埃克曼，他被迫辭職後來，西班牙的遺書將被歸納為證明，他接受了克魯格的捐贈，沒有任何理由，而他的部長們則以克魯格為主。
克魯格事件是與眾不同的，最動議外交使團去了西班牙使團在斯德哥爾摩之間，這不只是超越的後果，它帶來了瑞典國內政治崩潰，特別是政府主席的停止，他們支持社會民主黨在1932年的選舉中獲勝，而且西班牙國家也參與了這一事實。
1932年3月13日，西班牙部長通過電報通知克魯格爾自殺，他回到美國後，開始尋求被拒絕的貸款，在巴黎自殺瑞典商人克魯格被譽為磷之王，這些數字和影響在內閣由攝政親王主持的議會中造成轟動。
他們授權克魯格財團暫停企業，議會將舉行特別會議，以審查政府提案和其他措施，以防止可能的恐慌，特別是對客戶斯堪地那維亞銀行的主要運營中心的擔憂，股市可能在股市大蕭條前關閉幾天。
伯爵在電報文本清楚地傳達了這一事件對瑞典政治生活的巨大影響，這引起瑞典政府和議會的特別夜間會議。在連續的電報中，信息得到擴大，提到了關於克魯格公司的困境，並提到西班牙可能參與瑞典財團發現的財務違規行為。
克魯格案對瑞典政治的影響並沒有被西班牙代表團忽視，4月，加西亞·孔德提到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細節，這是瑞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某些言論，阿爾賓·漢森提出大亨克魯格涉嫌與瑞典社會黨「基爾博姆社會主義者」(從莫斯科分離出來的共產主義者）有牽連。
8月，西班牙部長提到克魯格案是瑞典政府主席辭職的主要原因，部長理事會主席埃克曼先生表示，他的個人忠誠沒有人懷疑，但他卻遭受到了被譴責，當幾天前克魯格清算委員會退還破產後的15萬克朗時，他宣稱他已經交付克魯傑。
現在被迫承認收到的真正數額是20萬克朗，這已經陷入了極其沮喪的境地，缺乏誠意或以前的價值，最後埃克曼選擇辭職，隨後舉行了部長理事會，他沒有出席，因為他已經辭職，而財政部長被任命為總統。
克魯格的遺囑報告了托爾斯滕·克魯格曾被監禁，他是拉瓦爾的兄弟，作為公司的董事，他被指控允許違規行為，包括在財團Kreuger&Toll和宣布破產時的貪污行為。
在次年3月，他重申艾克的辭職是由於他與克魯格的可疑關係而蒙受的恥辱，開始為他的政黨尋求經濟支持，克魯格事件在1934年還沒有被完全埋葬，直到2月，外交部通報了未經證實的消息：克魯格在西班牙與火柴公司進行過交易。
同年夏天，外交部發現克魯格在德國的貸款，是瑞典當時正處於與德國的經濟和商業談判中的一個非常敏感的方面。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克魯格事件導致了自由派卡爾·古斯塔夫·埃克曼內閣的垮台，他承認自己捲入克魯格事件並向古斯塔夫五世國王提出辭職，並宣布舉行選舉。
1932年9月的選舉，標誌著瑞典歷史上的轉折點，社會民主黨在國家命運的最前沿開始霸權主義，並在20世紀的其餘部分幾乎是絕對的權威。
新政府的領導者是阿爾賓·漢森，他被稱為現代瑞典「祖國之父」，人民以他為整個時代命名：阿爾賓·漢森時代(1932-1946年)。
在1928年，在一個著名的演講中，關於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提案，漢森在1921年曾說過：「這是為了制定一種尋求共識的政策。」是為了打造「民宅」瑞典社會主義的特殊模式，遠離階級鬥爭，是主張階級鬥爭的消失。
在阿爾賓·漢森的黨內，他的民俗思想固有的實用主義力量早在1932年就已經開闢了道路。那年，他奪取了權力，瑞典社會民主黨從此以後，其政策將建立在計劃經濟的思想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所謂的「功能社會主義」的基礎上。
國家將通過立法來指導國民經濟，但將財產交給企業家和「創造財富的專業人士」。顯然，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限制個人自由，這需要形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
這是佩爾·阿爾賓(PerAlbin)的民主概念，此後一直是瑞典民主的特徵，這不是「相對於國家」的自由，而是「通過國家」的自由。在瑞典，人民甚至開始談論「白化病」，並定義為「通過保守方法實現自由主義」。
他們制裁了下級外交官，其中包括使團秘書何塞·岡薩雷斯·德·格雷戈里奧，因加西亞·孔德因為缺席而擔任臨時代辦，他改變了命運，保持了馬德里1932年大選的結果。
在這方面，西班牙駐哥德堡領事路易斯·阿馬多·桑切斯，他把自己的報告直接提交給國務院。
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文件，不僅因為在事件中的特殊性，也是因為如果在目的地國有使館或使館，領事館的任務不是直接向其政府發送政治信息，而且主要是由於信息的內容和語氣，他們缺乏專業精神，對瑞典的現實和心態缺乏了解。
其中，挪威議會(Storting)錯誤地宣稱「主義黨」獲得了絕對多數支持，他稱保守黨為「德國黨」，稱獨立黨為「宗教黨」。
但是更多的信息是虛假信息，其動機尚不清楚，必須在與大使館發生分歧的領事復仇的背景下看到他們。
參考文獻：
《瑞典發展史》
《公民社會史論文》
《政治的首要地位:社會民主主義與歐洲二十世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