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們聽到過很多將孩子送出國接受西式教育的故事，這篇文章的主人公則完全相反，趕在女兒上一年級前，他們從德國回到中國，在深圳教育最集中的區域，加入了「內卷」。

在德國，風吟讓兩個孩子接受了自由的、放鬆的教育。回到國內，面對教育環境的不同，風吟和孩子有許多要克服的事，而這位母親也在這個過程中探索自己的教育方式。

我們記錄了這位中產媽媽的教育經歷，也試圖探討不同教養方式是如何根植於社會經濟環境，作為個體又可以做出怎樣的選擇。

文｜周航 編輯｜王一然

視頻剪輯|沙子涵

除特殊標註外，圖片均由講述者提供

從德國到中國

在歐洲待了七年，36歲的風吟回到國內最想不通的一件事是，為什麼舞蹈、書法、畫畫等興趣班都在備戰考級、考證呢？

為了給一年級的女兒找舞蹈班，這位中產媽媽折騰得夠嗆。第一家機構，上沒幾節課，女兒在課上尿褲子，風吟不敢想那位年輕的老師到底多嚴厲，孩子都不敢報告上廁所。到了比賽，訓練更是加倍，不參賽不行——老師說是集體活動，其他家長聽說了還想塞進來，「你們這是不上進。」

第二家舞蹈班依舊嚴厲，壓腿、下腰，孩子疼哭了老師都不鬆手。風吟沒法接受，放棄剩下的四五節課時費，退了課。再說女兒學書法，她感慨，「套路太多了」。孩子試了課，回來就說要報名，風吟後來才發現，上課送樂高，孩子是看中了獎勵。

再續課時，風吟專門去聽介紹，她感興趣的是課程會怎麼融入傳統文化，沒想到負責人一上來就說：「你們知道書法在孩子高考卷面分占幾分麼？」

「有沒有可能以後機改（機器閱卷），這個分就沒有了？」風吟忍不住問。她忘了對方怎麼打岔過去。總之，這不是她想像中的書法課。

這位喜歡旅遊、會自己開著10小時車帶著孩子去滑雪的媽媽反感應試教育，覺得會抹滅孩子的想像力和創造性，她欣賞自由的、放鬆的教育，希望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這種想法一定程度來自風吟個人的成長經驗。三年級時，父親去都江堰出差，專門給她請假一塊去旅遊，「好像玩這件事情比在教室學習要重要。」風吟說，直到現在，她還記得都江堰那座大橋的壯觀。父親另一次出差，她讓帶本《三毛流浪記》回來，結果錯帶了《撒哈拉沙漠》，台灣作家三毛浪跡異鄉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她，「原來人生可以這麼漂泊。」 現在每次去農村，聞到雞鴨的臭味，她依舊感到親切。她的網名，「風吟」，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作品《且聽風吟》，意味著傾聽自己的聲音。

風吟喜歡的教育方式，恰恰也是她生活多年的德國所奉行的。那裡興趣班也多，日常的、周末的、假期的，園藝、芭蕾、戲劇，沒有考級、考分，也沒有積分換禮物，女兒報名了十幾種。

和國內不一樣，這些課程都便宜得不可想像。在德國時，家對面的知名音樂學校，一年學費折算成人民幣只要一千多，最貴的芭蕾，一年也就兩三千，很多學校、政府開設的課程都不要錢。

原本，風吟有辦法拿到德國永久居住證，她也喜歡德國的高福利，但2019年，趕在女兒上一年級前，一家四口還是選擇回了國，這既是丈夫出於工作方面的意願，也是風吟的想法。

風吟說，一些事觸動了她。印象最深的，有次逛商店，她覺得一條裙子質量不好，沒想到女兒問，「是不是中國生產的？」「老師說中國製造的東西質量不太好。」風吟很生氣，但冷靜下來，覺得在國外，一些刻板印象難以避免，最好的辦法，還是讓孩子自己回來，「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活呼吸。」

從德國到深圳，物理距離也就半天航程，但適應起來，卻需要漫長的時間。

這三年，風吟把孩子的興趣班砍了又砍，費用高之外，更因為普遍的功利性。現在，書法沒學，舞蹈也放棄了，風吟言語中透露著可惜，「本來在德國跳的還挺好的，有時跳的還是C（主）位。」

比起大人，孩子有時更難適應。女兒草莓有個特點，上課安靜不下來，總愛動來動去。在德國，這不是什麼事，孩子本來就「各種不雅的姿勢」席地而坐。現在，它成了一個缺點，一個小煩惱。有老師向風吟反映過，「最大問題是太能動了」，同桌家長也婉轉表達過「聽說你們家孩子很活潑」，說自家孩子「之前跟誰坐的時候很好」。

風吟在一本雜誌看到，這屬於運動型的孩子，需要「把能量發泄出來後才能讀書」，有美國學校甚至會專門準備帶單車的課桌，讓這樣的孩子邊踩邊上課。

不過既然有家長反映，她也讓女兒多加注意。她想著，女兒要實在沒法改變，之後萬一再被投訴，就申請單獨座位。「內心本質上，我覺得應該隨孩子的性格是最好的。」她說。

另一種內卷？

回國之後，最困擾這位中產媽媽的，還不是興趣班難挑，而是孩子找不到同伴。

深圳市中心福田區，一個晚上都能看到孩子踩著溜溜車滑過的活力街區，聚集了深圳最多的名校，培訓班更是「跟餐館一樣多」，風吟和丈夫把家安在了這。

每天放學，兩個孩子還跟在德國一樣到小區樓下玩，結果發現找不到小朋友玩。在德國，風吟到了周末，總是和其他媽媽在約去哪玩。一個最常見的周末是，幾家人開上車去草坪野餐。

但自從回了國，這樣的聚會顯得特別奢侈，一問，其他孩子都在忙著補課，家長要麼工作太忙，要麼得帶娃。女兒上了二年級，有次放學回家，突然問自己能不能上「學而思」，因為好朋友在那裡上課。

沒辦法，風吟索性自己帶著孩子玩。也不是純粹地玩，風吟形容是一種「自然教育」。回國前，風吟學了專門自然課程的課程，後來接觸多了，最欣賞北歐國家芬蘭，這裡以最自由、寬鬆的教育方式著稱。

你沒法用某個具體的學科來界定自然教育，它是綜合性、軟性的。比如風吟給孩子們講《西遊記》說到「無根水」，即從天而降的水，就帶孩子們去公園灌木叢採集雨水，帶著他們去思考什麼是「無根水」，為什麼它在《西遊記》裡可以做藥引？

在風吟家，你也能看到一些典型的北歐家庭畫面，家長對孩子有相當大的包容、尊重。前不久過年，有朋友來家裡作客，跟風吟在客廳聊天，看電視的女兒直接喊了出來，「你們能不能小聲點？」風吟就把朋友帶到了臥室繼續聊。

許多家長並不放心孩子到處跑，風吟不是，更小的兒子才上幼兒園，就被派去買早飯，穿過馬路，去了一百多米遠的早餐店。後來其他家長看到，還給風吟發消息，「你夠可以啊。」

當然，這也因為深圳提供的安全感。在德國，風吟經歷過土耳其難民大量湧入，經常看到自行車被偷、車窗被敲乃至銀行被搶劫的新聞，租房時，他們會避開難民聚集的地方。

回到教育，風吟顯然是特別花心思的那種媽媽。只不過不是傳統的做題、上課。為了讓孩子接受「底層數學訓練」，風吟會找到美國一個數學在線學習網站，用類似遊戲和講故事的方法講數學原理，「孩子看得很開心。」她經常帶著孩子到訪一個家附近的獨立書店，風吟喜歡參加文化活動，也總是帶上兩個孩子，上周，他們聽的是一位自然與歷史研究者的講座。

一些德國學校的教育方式也被她繼承下來。在德國，閱讀是一門主課，女兒草莓在國際學校每天的作業只有一件事，就是帶一本書回來讀，課程設計細分到人物、故事、批判性思維等等。風吟好好研究了這種閱讀方法，一直到現在，依舊讓兩個孩子這樣閱讀。

對一些家庭來說，這種接近西方學者所說的「密集型家庭教育方式」或許有些奢侈，甚至可以說是中產階級的「特權」，因為它總意味著「勞動密集和經濟昂貴」。

風吟丈夫在深圳一家知名大企業工作，在家裡負責物質。「我負責精神。」風吟說，孩子出生後，她讓丈夫選做家務還是帶孩子，丈夫果斷選了前者。在教育上，丈夫的角色是提供建議，但做決定總是孩子和風吟。

「她那樣不是更卷麼？」其他家長的質疑輾轉來到風吟耳朵。身邊朋友也會調侃，她女兒成績好，才能到處玩。草莓上小學四年級，已經通過FCE測試，相當於達到了大學英語水平，但依舊在上英語授課的戲劇表演課。

風吟不太認可「卷」這種說法。她說，無論是去戶外接觸自然，還是參加文化活動，都是自己喜歡的，做這些並不帶有功利性。

不過她有時也會想，是不是被家庭束縛太多，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她總是想有完全的屬於自己的生活，之前，她自學了樂器尤克里里，最近又在學畫畫。前段時間，她看了《月亮與六便士》，這本小說以畫家高更為原型，主人公人到中年，突然棄家去一個荒島，最終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有一瞬間，風吟冒出了類似的念頭。

而且，到底什麼是卷？什麼是雞娃呢？風吟反問。就像她德國的一些朋友，「雞」的不是學習，但孩子滑雪、騎馬、打高爾夫，搞一堆體育活動，「你換我們看，是不是也雞娃，可能還覺得更燒錢是吧？」

坐在深圳福田區的一家獨立書店，她說話語速很快，但語氣是溫和的、放鬆的，你可以長時間注視她而不會感到緊張。

至少，像谷愛凌那樣的成長，風吟是認可的。谷愛凌的母親谷燕曾是滑雪教練，很早帶著孩子滑雪，谷愛凌愛上了滑雪，她又一路支持女兒攀登高峰，「儘管她媽媽犧牲了自己的一些時間，成就了她女兒。」

「中國式家長」

二月上旬，在深圳第一次見到風吟，我恰好見證了她兒子一年級的班級集體活動。沒有老師參加，風吟是活動最重要的組織者，她穿著一件彩虹色毛衣，小小的個子不停奔跑在雨中，帶著孩子做各種遊戲。

一位穿著緊身襯衫的家長看起來很忙碌，一直在樹下打電話。掛完電話，他眼睛望著遠處參加活動的孩子，跟另一個父親聊起天，話題自然而然來到「教育」、「壓力」、「內卷」。

這位父親在基金公司工作，他說「現在看個簡歷自己都很自卑」，有清華、北大還有國外名校，競爭太激烈。女兒上幼兒園，他專門挑了「不學習的那種」，現在後悔了，希望轉而督促她學習，「內卷的意思是上大學不一定有用，但不上肯定沒用。」

這樣的聲音，風吟聽到過太多。她很理解這些家長，就像投資，很多人更願意買可以保本的投資產品。「這種心態其實跟教育一樣，大家肯定願意走一條保險的路」。但具體到自己，她覺得不是所有人都要投身其中。

事實上，不同國家流行著不同的教養方式，北歐和中國就大不一樣。美國兩位經濟學家在著作《愛、金錢、孩子：育兒經濟學》中提到，中美多「權威型」家長，而北歐國家多「放任型」家長。兩者都會積極回應孩子，區別在於，前者重在指引，放任型則會順應孩子每一個請求。通常來說，前者重視勤奮，後者則重視想像力和創造力。

這部著作認為，教養方式沒有優劣，「中國人和北歐人一樣愛孩子」，所有家長都在盡最大可能為孩子在社會上立足做好準備。不同的教養方式，其實根植於社會經濟環境。在北歐，經濟不平等程度非常低，而在中美，經濟不平等程度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比其他人掙得更多時，他們完全有理由督促孩子成為優秀的學生。」

聊這些的時候，集體活動散場，我們坐在深圳中心公園的一個閱覽室。風吟的兒子自個兒在公園裡踢球，女兒草莓則在外面自己看著閒書。至少此刻，在這個漂亮的、乾淨的公園，她沒有什麼擔憂。

打心底里，風吟嚮往「放任型」，相信這才能讓孩子超越父母，就像戶外的野草可能比溫室里長得更茁壯，但現實中她也做不到，更多在「權威型」和「放任型」間徘徊。

在深圳，中考比例是許多家長壓力的來源，風吟也跟女兒聊過，告訴她，如果想要昂貴的衣服、食物，那就得自己努力學習——「但如果她就想成為一個外賣員，那自己接受也行。」

風吟也不太滿意當下的職業教育。她的考慮是：之後孩子初中如果成績不好、又或孩子自己要求，她也會報合適的補習班；退一萬步，沒有考上普通高中，她可能會把孩子送入創新的高中教育機構，那裡的學生通常會出國。

她對孩子的寬容也有限制。特別是關於手機和平板電腦，風吟的態度就很明確，每周只能給予15分鐘的自由。保護視力是一種考慮，女兒已經近視200度，對網絡的侵入，風吟也很警惕，她提起俄羅斯有一款遊戲會將孩子帶往自殺，覺得過早接觸成人社會，會帶來沒法控制的負面效應。

這也引起了女兒的反抗。「你不也是一直在看手機，為什麼要規定我？」女兒草莓提出要平等，試圖為自己爭得更多玩平板的自由。

母女倆展開了一場關於平等的爭論。那天費了風吟好多心神，她跟女兒說，自己看手機很多時候是在工作，「如果你可以跟我一樣通過手機來謀生，你也可以獨立做這件事。」「 你不能總在一些事情上要求平等，在一些不好的事情上就不想要求，比如說我做飯了，我叫你洗碗你就不想洗。」……

這樣的爭論多了，風吟覺得孩子在辯論上有天賦，又在內心做了個決定，給女兒報個學習辯論的英語興趣班，將它發展為優點，正好女兒也要求報些英語課維持外語水平。

孩子對辯論沒概念，風吟就用自己的辦法讓他們感受。她報名了一個自然教育論壇的辯論賽，在深圳蓮花山公園，作為選手站上了辯論台。辯論賽上了電視，風吟說，孩子看到後覺得很驕傲，「原來這個就是辯論，很有趣。」

就這樣，母女倆就上辯論班順利達成了一致，以一種婉轉的、曲線的方式。「其實就是把自己喜歡的事情，順便帶著孩子去做。」跟很多時候一樣，說這話時候，她像一個成熟的辯論選手，邏輯沒有漏洞可言，似乎事情總是那麼自然。

其實風吟也會有困惑：勤奮真的那麼重要麼？畢竟生活里她也見過許多不那麼努力卻抓住機會一舉成功的人。但她只能跟孩子們說，「如果你盡力了，沒做好也沒關係。」當孩子自己制定目標沒完成去玩，她也會不知道怎麼辦。

說到這些，這位語氣總是非常肯定的媽媽難得皺起眉頭，說自己也苦惱，「找不到（玩和學習）平衡的點」。但風吟也能接受這樣的焦慮，「因為我是人，我不是神對吧？」

（文中講述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