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我在哈爾濱旅行時就住在老道外，老道外的風貌讓我有一絲滄桑和沉重的感覺，可以說因為百年歷史的積澱，也可以說荒廢十來年的破敗。
我住在道外小六道街和靖宇街旁，面前是錯亂的新式住宅，不遠的背後是蒼涼的老空宅，附近還有一個啤酒廣場，周圍全是仿俄式建築，而真正的俄式建築正在擱置。這個地方沒有道里繁華，倒也人來車往，雖然身處在車水馬龍的街口，可滿眼還是老樹和磚混的三層中華巴洛克式住宅，即便附近有一些新式居民樓，也被行人們巧妙地忽略。
剛來到這裡的時候，我還迷了路，因為這裡的街巷太錯綜複雜。它沒有北京胡同那樣使人進入後如同調進了迷宮的「蒙圈」，但在這兒如果不提前認真研究地圖也會辨不清方向，主要因為這裡「街」「路」不分。東西走向的也叫街，南北的也叫路，到底是哪條是街？哪條是路？雖說這是老街區，還見縫插針地建了許多新居民樓，特別把百年平房拆除後原地建成的居民樓，把老樓搞得支離破碎。
聽說哈爾濱的扒肉算一絕，正好我就住在扒肉館居多的道外。從中央大街回來那天傍晚，我和兩位舅舅一行去了六道街的一家扒肉館，這裡正在鬧動遷，只有這一家還在經營。這家扒肉館離我們旅店很近，之前我們在他們店門前路過好幾次，店裡煮肉的香味迎風傳入我的口鼻，把我的饞癮勾了起來。
我們走進飯店小門，迎接的是一位個子較高的老人，看樣子得有六十多歲，他姓高。他招呼我們進屋入座。飯店的屋子不大，只有四五張桌，80年代薄鐵板吊棚上金黃色裝潢落了一層灰，可桌子抹得油光嶄亮。屋裡只剩下一張空桌，高老頭問我要不要到外邊吃飯，很涼快，我嫌外邊灰大，我們就在靠窗邊的那張空桌前坐下。我們要了三塊扒肉、三碗米飯、一盤家常豆腐和一盤扁豆絲，在等待上菜的空隙和那位老人攀談起來。他不是飯店掌柜的，是掌柜的鄰居，他說這家飯店已經開三十多年了，他也在這裡做了十多年的工。看著這間20平米大還沒有廁所的飯店，我挺驚訝如此小的飯店為何可以開這麼久。
這時一個膀大腰圓打赤膊的另一位老頭從廚房裡出來了，手裡端著一盤扒肉和家常豆腐，高老頭說，這就是飯店的老闆。不愧是扒肉店老闆，這體格真肥實，結結實實的肥肉倒扣在骨頭上就像新出鍋的扒肉塊黏在盤子上。可能是店老闆富態的原因，看上去要比招待客人的高老頭年輕些，但歲月的痕跡畢竟會寫在臉上，圓鼓鼓的臉頰上有些許白髮。
店老闆停下手裡的活給我講述飯店的歷史。他說，飯店已經開了三十多年了，剛開始他是在飯店裡做工，後來兌下了這個飯店，剛才走的那幾桌都是在這附近住的老顧客，就連他們每次吃飯要的東西都是一樣的。可是10月份這裡就動遷了，也不清楚飯店會搬到哪裡，和幾十年的老顧客很難再見面了。說到這，店老闆的眼睛竟有點濕潤。
這時，又來了一桌顧客，老闆忙著招待顧客去了。
席間，透過中華巴洛克建築窄小的窗戶，映入眼帘的是教堂的三層小樓和背後的黃昏。夜幕終於降臨，稀落散布六道街有著百年歷史昏黃的路燈漸漸亮起。我們正在扒肉館裡品嘗飯菜，窄馬路對面的教堂里傳來了虔誠而又聽不懂的合唱，這是牆上鐫刻著1936的基督教堂在做禮拜。那歌聲透過紅磚牆外的水泥磨麵，巨大而響亮，婉轉而鏗鏘，仿佛訴說著過去的歲月，保證對以後生活的決心。就在那一首首聖歌之間，好像用快進的鏡頭播放了他們一代代在這裡出生，長大，變老的生命歷程。我想像著這座樓從1936年建成後這裡就是教堂，它經歷了那些滄桑歲月。我無法想像，一天天教堂里宏大的歌聲晨鐘暮鼓地分割著時間，不知過去了多少個春秋。太長了，好像沒有盡頭。
這一桌顧客吃完了，向店老闆要了電話號碼，老闆沉重地點了點頭，說，飯店還能再開四個月。
坐動車回家的那天上午，我從十道街走到了三道街，圍著所有現存的老建築拍了個遍。拍的都是還沒有被改造的中華巴洛克民宅。由於動遷，很多當地居民都搬離了，昔日古典華麗的外牆上被狠狠地打上了鮮紅大叉，呈現在照片的某個角落。我在一棟又一棟空蕩蕩的院子裡轉，眼前看到破木成堆窗欞破碎的景象怵然感到幾分悲愴，我無法想像一百年前他們年輕的樣子，也無法想像一百年後他們會在哪裡。
我跨進一個院子看到有一戶人家還沒搬，一位老人孤零零的，神情凝重地盯著自己家的屋檐，旁邊只有一棵高大枯槁的槐樹和他作伴。我問那位老人為什麼沒有搬，他說外邊的房子太貴，只有這裡既便宜又安逸。我望見好像要墜落的瓦片和木質的外走廊，心裡一陣酸楚。老人指著這棵老槐樹對我說，我搬到這個院子70多年了，我那時才8歲，那時它還是個小槐樹，它旁邊有一個旋轉樓梯，文革時住房不夠用給拆除了建倉房了，你別看它現在破，它也新過。我問老人這裡改造是要建商業區嗎，你們還回來住嗎，老人無奈地搖搖頭說，不回來住了，一切都老了。
如今，我從哈爾濱回來兩個月了，現在也不知道老道外靖宇街的樓怎麼樣了，再見吧。
寫於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