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中「忠」和「義」是處理人際關係的一對十分重要的倫理道德範疇。這時的君臣關係還具有在道德上平等的色彩。到董仲舒則把君權加以絕對化，他的三綱學說中的「君為臣綱」，賦予君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為臣者只有無條件服從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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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忠」，「義」的內涵相對複雜多變。「義」在儒家思想中是區分善與惡的價值標準，是君子的理想人格，還是君子處理人際關係的行為準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
「義」不僅是向「善」的標準，更成為天理的象徵、仁人志士的人生歸宿。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觀念的變遷，本來專為約束君子行為的「義」後來逐漸演化為普通人處理相互關係的行為準則，朋友之間彼此信賴生死與共，是為「義氣」；豪俠之士除暴安良、助人為樂，被譽為「行俠仗義」。英雄傳奇小說中的「義」更多地表現為民間的行為規範。
強調「忠君」是以宋代為背景的英雄傳奇小說的一個鮮明主題。在家國一體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國之君主猶如一家之長，家長是維繫家庭存在的根本，維護家長的權威就是維護家庭的穩定。
於是，在封建君王看來，「朕即國家」，忠於皇帝就是忠於國家，不管皇帝個人品質是好是雰，皇帝的權力是否被人篡奪成為傀儡，只要皇帝還在就表明國家沒有滅亡，為臣者就必須對來自皇帝的一切意旨（有時實際上是權臣的意志）無條件服從，否則就是對國家利益的背叛。所謂「愚忠」就是對皇權的絕對崇拜，其結果往往釀成國家和個人的悲劇。
「忠君」問題可以說是中國古代任何一部英雄傳奇小說都迴避不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倫理命題，對此，英雄傳奇小說一般採取雙重態度，一方面極力褒揚「忠君」思想，塑造「愚忠」典型人物；另一方面又通過虛構一些不屑「忠君」的喜劇英雄人物來反撥和沖淡作品中過於濃厚的「忠君」思想。這雙重態度實際上代表了上層統治階級和下層民眾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判斷標準，從而也起到了平衡不同階層的讀者的閱讀心理和審美需求的作用。
《說岳全傳》可以說比較典型地反映了英雄傳奇小說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說岳全傳》既寫了岳飛英勇抗敵的愛國情懷，也突出了他忠於皇帝至死不悟的性格特點。岳飛一生恪守「精忠報國」的母訓，在抗禦外敵的戰場上，他馳騁縱橫，智勇兼備，率領岳家軍以一當十、以寡敵眾，多次打退金兵的入侵。
在戰場上，無論怎樣兇殘狡猾的敵人都不是岳飛的對手；但在與奸臣、賣國賊的鬥爭中，岳飛卻表現得束手無策、坐以待斃。在報國與忠君這兩個既矛盾又統一的天平上，岳飛無原則地傾向忠君，寧誤國也不負君。
朱仙鎮大捷後，正是乘勝追擊、收復山河的最佳時機，岳飛面對命他班師回朝的十二道金牌，明知是奸臣欺君誤國之舉，但他卻表示「一生只圖盡忠。即是朝廷聖旨，那管他奸臣弄權」，岳飛的「忠君」既犧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也讓自己被奸臣所害。
不僅如此，岳飛臨死還要連帶兒子岳雲、部將張憲和他同死，死後還「顯聖」制止牛皋等人的反抗復仇。所以如此，是為了全「忠孝節義」的名節。歷史上的岳飛在「忠君」問題並沒有如此執迷不悟，小說則大大描濃了岳飛的「忠君」色彩，反映了作者對傳統「忠君」思想的臣服和畏懼。
在以宋代為背景的英雄傳奇小說中，「忠君」問題另一種常見的表現模式是忠奸鬥爭。如前所述，英雄傳奇小說中忠君與愛國常常是聯繫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民族戰爭題材的小說中，每當外族入侵，皇帝身邊總有一班奸佞之臣蒙蔽聖聰，陷害忠良，投敵賣國。
在忠奸鬥爭中，當忠君愛國之士占上風之時，民族戰爭也會取得勝利，當奸臣占了上風，民族戰爭就會失敗，英雄傳奇小說對民族戰爭的失敗總是作這樣的邏輯推咎，所以忠君與愛國便獲得了高度統一，忠奸鬥爭的小說也就容易得到普通民眾的情感共鳴，能夠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
以《說岳全傳》和《楊家府演義》為代表的民族戰爭小說在民間傳播甚廣，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堪與《水滸傳》等一流作品相媲美，原因正在於作品所表現的岳家軍、楊家將英勇禦侮的忠君愛國精神契合漢民族心理，具有極強的精神感召力。民眾景仰岳飛們的愛國精神通常連同他們的「愚忠」行為也一併包容在內，黎民百姓壓根就沒有去區分愚忠與愛國之間有什麼不同。
《飛龍全傳》中對於為國盡忠者，也總是充滿了肯定，並給予很高的評價。如果說「忠君」在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士大夫階層中比較有市場，那麼，「義」則在民間具有十分廣泛的群眾基礎。以宋代為背景的英雄傳奇小說對於「義」的表現絲毫不亞於「忠」的描述，而且「義」的藝術描寫通常是小說中最生動燦爛的部分，也是最受民眾喜愛在民間產生最廣泛影響的內容。
水滸英雄最崇尚的就是一個「義」字，但這個「義」並不同於儒家文化的忠義之「義」和仁義之「義」，對這個問題台灣學者孫述宇曾結合《水滸》的來歷及其所體現的文化心態作過詳細的辯析。好漢之間能輸肝瀝膽地相互救助，能夠突破血緣關係的界限，以「患難相扶，吉兇相救」為宗旨結拜成情逾骨肉的「義兄義弟」，還能同心同德地干「於法度上饒不得」的冒險勾當，所謂「講義氣」、「結義」、「聚義」是也。孫先生的這些辯析無疑是切合實際的。
水滸英雄們崇尚的「義」有這樣一些特點：一、「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水滸好漢「有俠客之風」，他們對於那些為非作歹、欺壓良善之流深惡痛絕，常常見義勇為，抱打不平，所以深得讀者讚賞。魯智深就是他們當中的代表，他拳打鎮關西，痛揍小霸王，火燒瓦罐寺，大鬧野豬林等，就是典型的俠義壯舉。
二、仗義疏財，濟困扶危。晁蓋也是「平生仗義疏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可以說能夠在天罡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英雄，幾乎無不具備「疏財仗義」的美德。
三、吉兇相救，患難相扶」。如魯智深為了「兄弟義氣」，大鬧野豬林；武松為了「英雄義氣」，怒打蔣門神；林衝出於「仗義」火併了不講「義氣」的王倫；李逵出於「忠義」隻身劫法場；石秀因重兄弟義氣而大鬧翠屏山，等等，都是甘為兄弟兩肋插刀的具體表現。
四、不分貴賤，無問親疏。淪落在社會最底層、朝不保夕的江湖好漢們渴望打破不平等的社會制度，提高其政治、經濟地位，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友愛。
五、有仇必復，不講恕道。對於那些將他們逼入絕境的權奸讒佞、濫官污吏等，他們充滿了強烈的復仇情緒，希望將他們誅盡殺絕而後快。他們無情地懲除那些屈陷良善、恣欲驕橫、貪贓枉法、詐害百姓的貪官污吏、依勢豪強、土豪地霸，憤怒聲討閉塞賢路、非財不用的權奸佞臣。這種不堪屈辱的復仇精神具有的震懾力、毀滅力和號召力不僅令當時統治者心驚膽喪，即便後來的統治者也讀之色變。
由此可見，水滸英雄這種江湖氣十足的「義」與儒家文化的忠義、仁義確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儒家之「義」是與仁愛、忠恕、惻隱之心等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可水滸英雄講的卻是「有仇必復，眶毗必報」。
然而小說作者是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他想表現的並不是這種江湖氣十足的「義」，在處理「忠君」和「信義」的矛盾時，他選擇了「忠君」高於「信義」。
小說中作者處處以儒家文化之「忠義」來規範江湖文化之「義氣」，使其儘量趨從於儒家忠孝節義的思想意識形態。小說中寫梁山好漢是被不仁不義、濫施淫威的權奸貪官所逼害，才不得已而落草為盜的，他們雖造反，卻不敢占地稱王，雖劫財，但劫的是不義之財，雖掠府，卻不忘博施濟民。
他們殺的人都是沒天理、無仁義的濫官污吏或淫惡小人，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單殺貪官污吏、讒佞之人」，「惟誅國蠢去貪殘，替天行道民盡安」，他們反貪官不反皇帝，宋江就經常對來自朝廷的軍官訴說自己「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之類的話，抱有和宋江同樣心思的梁山好漢不在少數。
宋江時刻想念的是怎樣早日被朝廷招安，使皇上明白他的滿懷忠心。為了達到他的目的，他想方設法尋找機會，以至連高俅這樣的貪官被捉上梁山後，宋江不但不殺他，反而好酒好肉招待，還面對高俅低三下四地自我檢討，無非是想通過高俅牽線搭橋，早讓朝廷招安。當梁山起義隊伍終於如宋江之願成為朝廷軍隊時，轟轟烈烈的聚義事業也就走到了盡頭，梁山好漢最終死的死、傷的傷、散的散，「忠義」終於銷盡了「俠義」。
以宋代為背景的英雄傳奇小說對於「義」的描寫經過《水滸傳》的奠基，成為了不可缺少的情節。「信義」是民間普遍遵循的道德準則，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一個重義如山的人，也必定是一個言而有信的人。
結義對天誓言便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所謂結義也就是日後必須信守這個誓言。作為人與人之間建立互信關係的一種道德上的契約，結義在宋元以後的民間社會特別流行。市民流動性大，相互之間需要互助互信，以在通常社會秩序和法律力量之外尋求自身安全的依靠力量。
對天誓言結拜兄弟便成為英雄傳奇小說中出現頻度很高的儀式，無論是《水滸傳》這樣寫農民起義的小說，還是《說岳全傳》、《楊家府演義》這樣寫朝廷高官、歌頌民族英雄的小說，以及《飛龍全傳》、《說呼全傳》、《五虎平西平南》等英雄傳奇小說中都少不了結義這個民間儀式。
岳飛不但與自小一起長大的王貴、張顯、湯懷等結義為兄弟，在求官應試以及後來成為朝廷將帥率兵征戰的過程中，也無一例外與自己的部將結為異姓兄弟。岳飛屈死風波亭後，岳家軍的後代在替父輩報仇的征途上，也無一不如父輩們一樣結義同行。楊六郎、狄青、趙匡胤等都有很多的結義兄弟。
宋元以來，結義似乎成為市民之間顯示牢靠關係的唯一標誌，而且英雄傳奇小說對於這個儀式結交過程的描寫情節也嚴重雷同，幾乎形成為一套固定的程式，無非是兩個陌生人邂逅，先來一番打鬥，各報姓名後才知道對方是自己仰慕已久早想結交的人物；或一方被另一方打敗，勝利者準備拿失敗者作祭品或下酒料，危急關頭，為刀俎者無意中報出自己的姓名，於是，峰迴路轉柳暗花明。
總之，通過結義鞏固好漢之間的欷血聯盟，是中國封建時代獨特的超政治的倫理道德景觀，具有超常的政治和道德力量。
除「忠」和「義」之外，孝也是以宋代為背景的英雄傳奇小說著力強調的一點，宋江是名聞遐邇的「孝義黑三郎」，為盡孝道甘願獻出、也幾乎獻岀生命，公孫勝、雷橫等莫不都是孝子，李逵還表演了一幕沂嶺殺四虎的孝的悲劇。
岳飛、楊六郎、呼家兄弟等莫不都是至孝之英雄，《飛龍全傳》中的王朴不只深謀遠慮，為世宗獻計獻策，還有辭官養母的盡孝行為；狄龍、狄虎也是爭殉父難，顧義忘身；等等。可以說英雄傳奇小說中的英雄大都是集忠、孝、義於一身的光明形象。
以宋代為背景的英雄傳奇小說後期作品中，儒家倫理綱常觀念和教化思想比前期又有所增強。
以宋代為背景的英雄傳奇小說塑造了許許多多的英雄形象，這些英雄性格不一，人生遭遇不同，但在他們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儒家倫理思想的光芒。儒家思想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對世人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那種「安貧樂道」以道德心理自我滿足為安身立命之地的人生哲學；那種以「貴義賤利」、「存理滅欲」為行為方針的價值觀念，以及那種壓抑個性和自由意志，唯父意、君旨是從的「愚忠」、「愚孝」等心理模式，確與儒家思想有密切的關聯，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強調個體對整體的道德義務，反映在民族意識上，積澱為維護民族利益和民族團結的崇高品德，表現為堅貞的民族氣節，陶冶了不少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