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米勒爾的貓

編輯|米勒爾的貓

寒法爾迪猶太人的大量移民和人口的快速增長一直持續到1621年4月停戰協議到期為止。其實早在停戰協議到期之前的幾年間，西班牙對停戰的反對呼聲就層出不窮，因為西班牙認識到對荷蘭的停戰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帝國的危害在亞洲尤其明顯。

1609年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進一步擴張大大減少並限制了葡萄牙東印度的運輸，威脅著西班牙所把持的菲律賓。

直到1618年，荷蘭東印度貿易量至少是葡萄牙的四倍,這使荷蘭人可以用自己的東印度產品代替以往由葡萄牙人運送到西班牙、義大利、德國和低地國家的產品,與葡萄牙人相比，新興的荷蘭人擁有更為優越的經濟資源、更多的人力資源以及更強大的海上優勢，葡萄牙在東方的殖民地顯然有了崩潰的危險。

西班牙宮廷尚不擔心荷蘭在加勒比海和南大西洋航行及貿易的增長，但是自1572年以來荷蘭聯省議會按照荷蘭和澤蘭的要求停運了所有遠洋船舶，對海爾德河口在停戰期間的持續封鎖，極大地阻礙了安特衛普的海上貿易，尼德蘭南部經濟力量也因而轉移到了北部。

在菲利普三世眼中，同樣令人擔憂的是在禁令解除期間，荷蘭人的船隻和貨物被允許返回伊比利亞半島的港口，1609年以前的限制被取消後，荷蘭人以其無與倫比的航運庫存和低運費，以犧牲英國、法國、佛蘭芒和漢薩人為代價，迅速控制了連接伊比利亞半島和波羅的海和北歐的南北交通。

這意味著在1609年至1621年間，荷蘭船只運送了大部分波羅的海穀物、木材和海軍補給品到達西班牙、葡萄牙和義大利，而荷蘭船隻則攜帶大部分半島的常規出口物品，包括美洲的再出口貨物和白銀返回北部港口。

在1621年左右，根據被召集到馬德里協助部長們進行貿易戰略審議的幾名商業顧問之一弗朗西斯科·雷塔瑪的說法，在休戰期的後幾年中，每年約有820艘船進入伊比利亞港口，其中大多數是荷蘭人。

他估計，從伊比利亞運出的所有出口產品(包括鹽，葡萄酒，無花果，杏仁，卡斯蒂利亞美利奴羊毛，白銀和其他殖民地商品)的年總價值為1300至1400萬杜卡特(ducat)，大約是西班牙王室可支配年度支出的兩倍，貿易的平衡越來越不利於西班牙。

到1618年，停戰已被視為損害帝國經濟生存能力和凝聚力的主要原因。從馬德里國務委員會(CouncilofState)以及帝國其他高級委員會，例如印度事務委員會(CouncilsofIndies)及葡萄牙委員會(CouncilsofPortugal)的討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當年，人們就已經理解了這一點······停戰協定對荷蘭非常有利，而且自簽署之日起，他們發現自己不受阻礙，擁有大量的財富，這些地區卻大大減少了，因為荷蘭人藉此將商業活動拉走了這種破壞如果不立即得到糾正的話，會變得越來越糟」。

塞法爾迪猶太人在荷蘭與伊比利亞半島以及印度群島之間的貿易擴展中起到核心作用。對於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而言，更讓他們擔心的是，這些塞法爾迪猶太人是活躍在伊比利亞半島和印度群島中的新基督徒商人的親戚或夥伴。

天主教的地位是否會在這一過程受到影響?

為此，對新基督徒的忠誠和經濟價值具有積極態度和消極態度的雙方就如何將葡萄牙新基督徒更好的融入伊比利亞天主教會體系開展了多次辯論，希望通過某種合理的方式，比如縮減宗教裁判所，減少歧視，提供特殊優惠等，將流亡到荷蘭的塞法爾迪商人重新吸引回來。

然而，在西班牙的統治下，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1622年，一位名叫杜阿爾特·戈麥斯·索利斯葡萄牙新基督徒寫道:「對於出生在猶太家庭的葡萄牙人來說，三到四代人像基督徒一樣生活在葡萄牙，但卻一樣逃離不掉被壓迫的命運，這是荒謬的」。

在他看來，這種無理的迫害是許多人傾向於搖擺不定或堅持做秘密猶太人原因。即使新基督徒並沒有認為自己與周圍的葡萄牙社會有所不同，即使他們虔誠信天主教，但根據宗教法庭的調查，他們仍被認為屬於某個可疑團體，與社會的其餘部分不同，無論他們保持個人身份，都有可能從虔誠的天主教轉變到秘密猶太教。

十二年停戰協定期滿後，菲利普四世(PhilipIV)在葡萄牙、義大利(SpanishItaly)重新實施禁運，從那時起直到1641年12月葡牙脫離西班牙統治，荷蘭與葡萄牙之間的貿易再次受到嚴重破壞。

導致這一時期移民荷蘭的塞法爾迪人數受到打擊。在1620年代，阿姆斯特丹匯兌銀行工作的塞法爾迪儲戶數量大大減少，整個荷蘭的塞法爾迪猶太人暫時縮水，漢堡、魯昂以及安特衛普的人數反而有所回升。

不過，隨著荷蘭西印度公司對巴西北部的控制力的加強以及荷蘭、巴西與澤蘭之間蓬勃發展的食糖貿易和奴隸貿易，塞法爾迪猶太人在停戰後禁運期間經歷的經濟困難在1634年之後大大緩解。

隨著荷蘭海外貿易的不斷擴展，阿姆斯特丹的塞法爾迪猶太人數量在1647至1672年間得到快速增長。這一時期移民的特點是荷屬殖民地塞法爾迪猶太人口的擴張,荷蘭海外殖民地的發展使塞法爾迪猶太人在跨大西洋貿易中的作用顯著加強。

在17世紀中後期，來自中歐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口的湧入更加成為焦點。儘管塞法爾迪人在金融和海外貿易中的影響力以及財富擁有量方面遠遠超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但在人數的較量上，塞法爾迪社區人數規模則相對落後，到了17世紀末也只達到了3000人。

塞法爾迪猶太人向荷蘭的移民主要集中在17世紀前半期，這一時期也正是荷蘭跨大西洋貿易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從整體來看，現代早期猶太人的移民流動，不僅與宗教迫害有關，商業利益也是其關鍵因素。

跨大西洋貿易指地理大發現後,以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殖民國家為代表，跨越大西洋開拓美洲殖民地，從事與殖民地商品有關的一系列貿易活動。

跨大西洋貿易的開展與近代早期海洋帝國的殖民擴張活動相輔相成，也是近代早期全球經濟中的重要組成。荷蘭跨大西洋貿易便是其中支重要的經濟力量。

荷蘭共和國在大西洋地區的擴張令人印象深刻，自1590年代起，荷蘭商人開始將船隻運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他們大舉進攻了亞洲和大西洋的伊比利亞貿易網絡，在歐洲、亞洲以及大西洋建立起龐大的貿易帝國，在近代早期殖民擴張和全球化的起始階段，從世界各國中脫穎而出。

到了1650年左右，荷蘭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可能已經超過了歐洲乃至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份額，跨大西洋貿易在荷蘭共和國甚至被認為是一種「奇蹟」。

這一奇蹟的出現至今無法用可靠具體的量化形式去表達，但其起步速度之快，卻可以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中找到答案。即，荷蘭與伊比利亞之間的戰爭對荷蘭跨大西洋貿易的起步和發展直接相關。

在這一背景下，有些學者認為伊比利亞的禁運嚴重破壞了荷蘭貿易，促使荷蘭人在西大西洋地區的競爭性擴張;有些學者則受到年鑑學派方法的啟發，淡化了政治或軍事背景，從荷蘭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商業結構的變化來看待荷蘭在這一時期向大西洋地區的擴張。

從荷蘭向跨大西洋地區擴張的背景來看，政治、軍事原因的影響要更直接和深遠，因為經濟發展和商業結構調整也無一不受到當時戰爭和封鎖禁運的影響。

荷蘭能夠在16世紀末期如此快速的在跨大西洋貿易中占據上風，與其自身固有的海洋經濟基礎密不可分。荷蘭傳統的經濟支柱鮮魚貿易，波羅的海貿易，強大的航運能力以及城市紡織品等經濟產業在荷蘭跨大西洋的開拓中提供了支持。

在尼德蘭北方諸省反抗西班牙統治之前的幾個世紀裡，北方經濟的發展動力主要依賴於一些沿海地區從事海洋貿易的城市以及烏特勒支和格羅列寧的非從事農業生產的中產階段力量,他們主要從事大宗貨物的運輸貿易以及鮮魚捕撈業鮮魚貿易雖然不是漁業中的唯一，但卻是最重要的，當時尼德蘭北方的咸鮮魚分銷貿易是其經濟的主要基礎。

荷蘭人還把釁魚漁業稱為「所有商業之母」。十七世紀中期一位研究鮮魚的歷史學家邁納特·塞米恩斯表示:「上帝創造了荷蘭和魚貿易，這是他為全世界祝福的一個例子」。

從制和銷售鮮魚貿易中衍生出來的對鹽的需求，也是早期荷蘭國際貿易中的重要一環，荷蘭的咸鮮魚、葡萄牙的鹽、波羅的海的穀物成為荷蘭早期國際貿易中的三樣重要商品。

尼德蘭漁業的發達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相關。在充滿水的西北歐三角洲地區捕魚在向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過程中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

雖然漁業產生在荷蘭的特定區域中，但隨著城市需求增長的推動，尼德蘭的漁業向更正式的組織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而這一發展又與區域間航運的興起有關。隨著航運業的發展，漁業開始向內陸水域以外的方向發展。

在公海中，他們遇到了挑戰和機遇，這些挑戰和機遇帶來了重要的創新，從而為走向更遙遠的市場提供了可能。因此，漁業成為了早期荷蘭海洋貿易的重要部門，魚也成為了一種商品，在尼德蘭北部的出口貿易中一直保持了兩個多世紀的領先地位，並對其國際收支產生了重大影響。

與在港口尋找消費者直接銷售鮮魚不同的是，魚產品想要成為國際貿易，走向更廣闊的市場，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就是如何保存魚的問題。

以漁業為生的勞動人民早已想到了用醃製的辦法。通過乾燥，煙燻和醃製保存的魚在13和14世紀就已經成為重要的國際貿易商品。漢薩商會會定期向法蘭德斯供應來自挪威的蟹魚肝(stokvis)或在瑞典南部的舍嫩(Schonen)沿海捕獲咸鮮魚。

舍嫩沿海的緋魚捕撈是沿海捕魚的一種形式，漁民將新鮮的鮮魚帶到港口進行清潔和醃製，之後再進行銷售。

尼德蘭佛蘭芒海岸和澤蘭三角洲的漁民也開始捕撈鮮魚，但是,由於在海岸附近捕獲的鮮魚與舍嫩的鮮魚在質量上無法匹敵,漁民不得不冒險走到更遠的地方，尋求更優質的鮮魚，因此他們來到了多格河岸和雅茅斯附近的英國海岸。

在十四世紀上半葉，荷蘭和澤蘭的漁民採取了這一措施，他們使用小型的船隻，僅向荷蘭市場提供新鮮或淡鹹的鮮魚。

參考文獻：

1，維爾納·桑巴特:《猶太人與現代資本主義》，艾仁貴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

2，維爾納·桑巴特:《奢侈與資本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耿淡如、黃瑞章譯註:《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選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65年.

4，阿巴·埃班:《猶太史》，閻瑞松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