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米勒爾的貓

編輯|米勒爾的貓

荷屬巴西的葡萄牙猶太人社區的繁榮時代是短暫的。1645年，隨著當年葡萄牙種植園主及其奴隸反對荷蘭統治的大起義，這個時代戛然而止。

完全沒有做好準備的荷蘭殖民政權和軍事駐軍，除了在主要城鎮和要塞的城牆後面撤退外無能為力。

在短短几個月內，糖園遭到破壞，經濟一落千丈。在荷蘭人在該地區剩餘的9年時間裡，糖和巴西木出口下滑，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在累西腓和鄰近地區定居的許多猶太人在17世紀40年代末開始離開了巴西，分散到不同的方向，但大多數人至少在最初回到了阿姆斯特丹或米德爾堡。

在隨後的苦戰中，荷蘭人堅守累西腓，同時，他們在海上嚴重破壞了葡萄牙的大西洋航運;但他們每次試圖在戰場上擊敗叛軍，從而將他們從產糖區清除出去的努力都失敗了。

隨著1654年第一次英荷戰爭期間荷蘭巴西的最終崩潰和投降，該國剩餘的600名猶太人不得不離開，一些人前往美洲其他地區，主要是加勒比海和蓋亞那，大多數人重新前往荷蘭。荷屬巴西的崩潰對荷蘭的塞法爾迪猶太人乃至整個新世界的塞法爾迪猶太人都是沉重的打擊，不只是經濟上。

巴西作為充滿希望的土地，塞法爾迪猶太人將前途寄托在這片土地上，似乎只有在巴西，才有可能以無限的規模解決猶太人的定居問題。

西印度公司下，巴西的猶太人手中所享有的特權已經是1645年之前任何地方所能獲得的最寬鬆的權利,猶太人被有效地賦予了與基督徒同等的地位和機會，這在那個年代是不言而喻的獨特現象。

荷蘭阿姆斯特丹能夠取代安特衛普成為北歐新的貿易轉口中心，塞法爾迪猶太人能夠選擇來到此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塞法爾迪猶太人商業貿易網絡的再擴展的體現。

在一定的歷史機遇之下，塞法爾迪猶太人和荷蘭相互選擇了彼此。16世紀，西葡兩國自身海外商業已經達到了頂峰，他們幾乎把跨大西洋地區的新世界和遠東貿易視為壟斷，在北歐，每一個位於新開發的遠洋貿易路線上的城市現在都有一個相當大的西班牙和萄牙的商業殖民地。

葡萄牙和西班牙掌握著跨大西洋地區的殖民地，荷蘭想要在貿易擴展的初期快速加入這一行列，作為西班牙和葡萄牙商業代理人的塞法爾迪猶太商人則很好的扮演的這一角色。

葡萄牙,荷蘭以及巴西殖民地中的塞法爾迪猶太人幫助塑造了荷蘭的跨大西洋貿易，也為荷蘭大西洋港口的建立和擴大做出了重大貢獻。

他們對荷蘭給予政治上的支持，在荷蘭獲取巴西殖民地中有著一定的貢獻;他們在戰場上表現突出，延長了荷屬巴西的生命。他們從荷蘭寬容政策中獲取的商貿特權也同樣回饋給了荷蘭共和國。

塞法爾迪猶太人在近代早期廣泛的貿易網絡和國際聯繫，使得他們擁有感受國際市場脈搏的能力，並能夠迅速了解掌握各國的情況。他們的信貸透過猶太人在主要貿易中心的定居點得以促進，他們之間的關係又能夠幫助貨物迅速有利地分銷。

他們在歐洲、黎凡特和西印度群島等不同地區定居，建立起廣泛的貿易聯繫，有利於促進荷蘭貿易的發展，擴展荷蘭貿易的邊界。

16世紀末荷蘭迅速向跨大西洋地區開拓以及荷蘭與塞法爾迪猶太人的歷史命運在此時交織相會，這一原因是複雜的，主要與當時歐洲國際政治、軍事局勢的變化和發展密不可分。

有些學者受年鑑學派方法的啟發認為荷蘭向跨大西洋地區的擴張主要與其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商業結構的變化有關，但結合近代早期歐洲複雜多變的時代背景來看，政治、軍事、宗教等國際局勢的變化和發展才是最為直接和深遠的。

首先是宗教裁判所以及西葡聯合王國建立的影響。1492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大規模迫害使得西班牙猶太人大量流散到它的鄰國葡萄牙以及歐洲和北非的各個港口城市中去。

由於當時的葡萄牙國王若奧二世採取接納猶太人和新基督徒的態度，考慮到距離成本，不少猶太人選擇定居葡萄牙。

1580年，西班牙與葡萄牙聯合王國建立，宗教裁判所的影響也深入到葡萄牙境內，帝國在持續不斷的對外戰爭中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困難，葡萄牙地區宗教裁判所的活動也因而高漲起來，葡裔猶太人再一次向伊比利亞半島以外的地區流散。

宗教裁判所的活動並不是開展一時就停止的，迫害活動的日趨增加使得猶太人繼續向外轉移，這也是後來來到荷蘭的寒法爾迪猶太人大多數是葡裔猶太人的原因。猶太人向伊比利亞半島外的流散為塞法爾迪商業貿易網絡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其次是荷蘭從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爭取獨立這一事件,這直接導致了荷蘭貿易向跨大西洋地區的開拓以及塞法爾迪猶太商人的到來。

安特衛普在16世紀中葉作為北歐重要的港口城市，曾是處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商品的分銷中心。

然而，尼德蘭北部的反叛使得安特衛普在多次圍困中陷入困境，尤其是1585年通向大海的海爾德港口被荷蘭軍隊封鎖，使其失去了與海外殖民地商品溝通聯繫的機會，荷蘭的港口城市利用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迅速成長起來。

在1585至1590年間，由於西班牙和葡萄牙封鎖了荷蘭的船隻和貨物，並與親西班牙的荷蘭東北部的格羅寧根聯手切斷了連接荷蘭與德國的水路，荷蘭在波羅的海的傳統貿易受到嚴重打擊，荷蘭又沒有建立起與殖民地商品運輸的任何渠道，荷蘭的經濟也因此陷入衰退。

傳統的咸鮮魚貿易因缺少葡萄牙塞圖巴爾的食鹽也受到影響，因此荷蘭不得不冒險走向更遠的地方開闢新的貿易渠道，除了向東方的探索外，也開始試圖在跨大西洋地區尋求貿易機會，以獲取蔗糖、優質食鹽等高價值商品。

除此之外，葡萄牙雖然在政治上與西班牙合為一體，但是，西葡聯合王國內部並非是鐵板一塊,葡萄牙並不想因為荷蘭與西班牙的戰爭而失去與荷蘭貿易的機會，作為與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商品聯繫密切，流動性強的塞法爾迪猶太人的商業貿易價值在此刻就更加凸顯了出來。

1590年是荷蘭在與西班牙獨立戰爭中的一個轉折點。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大敗於英國，國運開始走向衰落。之後，西班牙介入法國胡格諾戰爭，以支援支持天主教的法國吉斯家族，將精英軍隊交由法內塞爾帶領並進軍法國，給了荷蘭喘息和反攻的機會。

荷蘭開始舉行全面反攻，取得了多場勝利。

由於西班牙在多次的海外戰爭中損耗巨大，迫切需要波羅的海的穀物和海軍補給，因而解除了對英國和荷蘭的全面禁運，荷蘭至此擺脫了獨立戰爭所帶來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困境，依託強大的海上力量，開始參與到伊比利亞半島殖民地商品的貿易中來。

塞法爾迪猶太人也在1590年代中期左右來到荷蘭，利用個人與葡萄牙密切的商業聯繫，或成為貿易代理人和保險人，或參與直接貿易，為推動荷蘭跨大西洋早期貿易階段的殖民地商品交易中的做出了貢獻。

塞法爾迪猶太人在16世紀90年代中期選擇來到荷蘭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荷蘭作為當時歐洲宗教最寬容的國家，對飽受宗教裁判所迫害的猶太人和新基督徒有著強大的吸引力;二是荷蘭阿姆斯特丹等港口城市的崛起給塞法爾迪猶太商人帶來巨大的經濟吸引力。

荷蘭的宗教寬容與這一地區自古以來的地理環境、經濟和政治傳統密切相關。尼德蘭低地沼澤濕地眾多，土地稀薄，荷蘭人與大自然的鬥爭中使其及其重視個人價值。

為了適應複雜的環境而形成的自治組織和以城市為支柱的鬆散自由的政治結構，使人們的思想意識更加自由獨立;得天獨厚的港口優勢和不利於耕地的土壤使其商業氛圍濃厚，這些因素使尼德蘭低地社會更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

不過,荷蘭的宗教寬容是相對而言的。相對於天主教國家，荷蘭能夠接納不同宗教派別的人士,但並不意味著荷蘭是完全意義上的宗教寬容比如，對於天主教，荷蘭的寬容並不值得一提;荷蘭也並未以任何法律形式將宗教寬容納入國家的要求之下，而且在不同城市間存在著差別。

只是在重商主義的時代背景下，對經濟利益上的考量使得宗教衝突退居其次。因此，塞法爾迪猶太人來到荷蘭以及荷蘭當局對新基督徒和秘密猶太人的接納，更多是出於經濟上的考量。

荷蘭與西班牙之間關係的轉變對荷蘭的貿易以及塞法爾迪人的移民也有直接影響。以1621年西荷「十二年停戰協定」到期為分界線，可以將荷蘭跨大西洋貿易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在前期，荷蘭跨大西洋貿易以阿姆斯特丹等本土港口城市為中心，處理了來自葡萄牙將民地的眾多商品。阿姆斯特丹以及鹿特丹的葡裔猶太人充當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商品的出口代理商，這一做法其實是安特衛普葡萄牙商人傳統的延續。

在停戰期間，荷蘭與伊比利亞半島及其殖民地貿易得到快速增長，也因此迎來了塞法爾迪猶太人移民荷蘭的高峰，阿姆斯特丹的蔗糖、香料、菸草的數量快速增加，塞法爾迪猶太人口也得到快速發展，阿姆斯特丹猶太社區成為猶太人宗教文化和經濟生活的中心。

荷蘭跨大西洋貿易主要涉及巴西西印度群島、西非、蓋亞那以及美洲大陸，主要交易的商品類型有蔗糖、菸草.生皮、黃金、象牙、鑽石、珊瑚等。西印度公司成立後，奴隸貿易因其巨大的經濟利潤逐漸成為荷蘭壟斷貿易的主要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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