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0 世紀—11 世紀，對於以漢族文化為榜樣的「漢文化圈」來講，是非常有歷史意義的時間段。自趙宋建立至蒙元統一，中原周邊各民族紛紛崛起，與宋並立而治; 而李唐舊屬東南亞諸郡、東北藩國、隔海以仿唐為榮的日本，此時也都已不在宋的控制之下。以歷史角度來看，這樣的獨立有助於各地區民族的自我開發; 而在文化上，各地區也在繼續接受宋代漢族文化的濡染。

雖然宋與周邊政權或盟或戰，並不太平，但在文化層面卻是以其深厚的底蘊默默灌溉著整個「漢文化圈」，「圈」內諸族亦競相傳習仿效。宋代文學的成就和特點也就隨文化傳播的大勢，不斷影響著周邊民族文學發展的軌跡，西夏文學便是其中之一。西夏為党項民族在西北地區創立的政權，其祖先據傳原為羌族一支，起河湟之南，逐水草而居，後迫於吐蕃威逼，內附李唐，遷居夏、銀等五州之地，羈縻於中原王朝。

至黃巢兵起，党項藉機壯大，漸為藩鎮，經五代及宋，逐步擺脫中原之控，終於北宋寶元元年立國，號大夏，史稱西夏。西夏一朝，歷十帝祚，近二百載，與宋、遼、金等同時期的勢力盟戰不斷，於各政權夾縫中求得生存，不斷發展，在西陲之地創造了獨特的民族文化。然於西夏末期時，內外交困，終不敵成吉思汗兵臨城下的鐵騎，不僅黯淡亡國，且被殘忍屠城，一朝驚艷，葬於兵燹。

無論從史籍記載還是從出土文物、文獻的實證來看，西夏曾經創造的文化的確是多樣且精彩的。文學作為傳統藝術成果之一，其在西夏的發展也是可圈可點。但如今眾多版本的中國文學史作品中，西夏文學卻很少被提及。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之前發現的漢文文學作品數量較少，受到的關注度比較低，另一方面是西夏文文學作品雖然相對略多，但可以識讀它們的專家寥寥，且多治西夏學，他們對於西夏文學的研究只是偶爾為之，並不系統，影響有限。

對於西夏文學的研究，學者多以單篇文章論之，且很少關注西夏與其他文化交流對文學的影響，目前僅見張廷傑先生《宋夏文化交流與西夏的文學創作》對此有過系統的探討，但仍有言之未盡之感。文章不揣淺陋，試從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角度略陳宋代文學與西夏文學發展關係之管見。

宋與夏的文化交往

在趙氏立宋至崖山海戰的近 300 年及之後的很長時間，宋文化以其特有的強盛源源不斷地灌溉著周邊各個民族政權，而這些民族也競相傳習效仿，未曾停歇，西夏也不例外。因為西夏聯強攻弱、以戰求和的外交策略，宋夏之間的關係總是不斷變化，時盟時戰，但外交層面上反覆盟戰的狀態主要取決於宋夏雙方軍事力量的變化。

在文化交往方面，由於宋朝所屬漢文化的一面獨大，同時西夏由星散部落轉向政權獨立，尚處在由部落酋長制向封建君主制的過渡中，文化建設並不發達，宋夏雙方的文化交往形態與其說是雙方的「交流」，不如說是宋對夏的單向輸出。

在西夏建國前，夏太祖李繼遷於對宋的不斷游擊中就意識到學習漢文化的重要性，「潛設中官，全異羌夷之體; 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在由夏州遷都靈州時，遭到眾人質疑，繼遷曰: 「其人習華風，尚禮好學，我將藉此為進取之資，成王霸之業。」西夏立國後，在保留部分原有的蕃落制度外，又仿宋制，「官分文武班: 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開封府……曰文思院，曰蕃學，曰漢學。」

因李元昊的個人野心及立國未穩的局勢所迫，元昊不僅命人創製獨有的民族文字，又將漢學放在次要地位，努力培養自身的民族獨立意識，此時宋對夏的文化輸出並不十分明顯。後經毅宗諒祚、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順三代的發展，對於學習漢文化的爭論逐漸有了明確結論。如果說西夏在制度上對宋文化的追崇是文化建設之「骨架」的話，那在其他方面如儒家典籍的求索、漢人儒士的任用便是建設中的「血」與「肉」。

在元昊創蕃字之初，就用西夏文翻譯了《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漢地書籍教授國人。另據史籍記載，在西夏與宋的官方交往中，有關書籍流通的「乞請」一項非常多，其中若干次都提到西夏向宋求佛經、史籍和儒家經典的史實。

如宋天聖八年，「德明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一藏，仁宗從之。」又如宋嘉祐七年，「表求太宗御製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

一般來講，西夏以馬進貢，名義上是為充當印造書籍的工費，一來「乞請」屬於社會活動，尚有一定的因素摻雜其中，二來此時西夏的印刷技術尚不完善，這類「乞請」中也有請求宋遣工匠進入西夏的記載。

由於技術的逐漸成熟，西夏的官刻、私刻事業在仁宗時期得到廣泛發展。這些刻書機構除刊刻本國典籍外，還將翻譯自宋的典籍如《論語全解》《類林》《經史雜抄》等進行刻寫傳播。漢地書籍的傳播只是宋文化傳播的一個方面，另一個主要的傳播方式則是西夏對漢人的重用。漢人作為文化傳播的主體，曾在西夏的文化建設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綜上，西夏與宋的文化交往，多以宋文化居高臨下的文化輸出為主，很少會有平等的交流。這並非是西夏特有的，在與宋並立的幾個政權如遼、金或朝、日等，均以傳習宋代文化為要務，且相互之間也有交流。「元昊既制蕃書，遵為國字，凡國中藝文誥牒，盡易蕃書。由此可見西夏與周邊民族的交流是非常多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說文字是各民族文化的標誌，漢字代表宋地漢族，西夏文代表党項，那麼此條記載表現出的，是西夏對宋的略顯自卑，所以西夏文只是附於漢文旁; 而對於其他民族，党項又是自大的，所以在公文中以西夏文為主導，以其他民族文字為副。

雖然學術界對這則史料的真實性尚有不同意見，但西夏在大肆推行漢文化後秉持尊宋貶夷的態度也不是沒有可能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宋文化的不可撼動之位。

宋代文學的變遷與特點

清代蔣士銓曾於《辨詩》中雲: 「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雖是評價宋詩，但此句也不失為是對宋代文學的註解。與勇猛進取、豪放自由的唐人不同，宋朝自建立之初就將儒家重教化的文學觀視為「祖宗家法」，這也造就了「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

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眾所周知，宋代皇權得到空前加強，其基礎是重文抑武，以廣大庶士為主構成的官場結構。因此，宋代文人的身份便與李唐有別，大都是集文、學、官為一體的複合型人才，這就決定了其思想格局不會限於個人對現實世界的好惡，而是以國政為重。

對高尚人格的尊崇，是宋代士人精神層面的主導，這種影響也就自然而然地會浸潤至他們的文學理念中。由此，宋代文學便因作者身份、修為的不同，有別於唐代「丰神情韻」之風，具有強烈的性格，紙中文字成為他們參與時政的得力工具，且更為強調文學的教化功能，使得宋代文學滲透出濃厚的淑世精神。

在這種基調下，再來反觀宋代文學的發展脈絡，便可以看出宋代文學變遷的軌跡，實則與兩宋的內外局勢休戚相關，宋詞的發展便是很典型的例證。宋詞作為宋代文學的傑出代表，其在宋初時以晏幾道、歐陽修為代表，詞體與唐五代時期差別不大，均為「小令」，語言清新婉約，內容歌舞昇平。

至柳永時始有「長調」，且內容逐漸有了悲壯之感; 蘇軾作詞，開粗豪之風，與其散文風格相近，波翻浪滾。蘇軾與柳永各負盛名，但派別不同。蘇軾被歐陽修讚賞而名噪京師的年代，北宋正經歷著內外交困的局面。在他守孝還朝時，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正在緊張進行中，因歐陽修的反對，蘇軾也加入到恩師的保守派中，後又被迫離京。

無論其政見是否客觀，但朝野的動盪，外戰的壓抑，他面對的世界，已經不是二十多歲時的「平和時代」了。這種動盪和變化，也在蘇軾的文風上有所體現。

北宋末的著名詞人李清照，是因國與家的動盪而帶來詞風明顯轉變的代表人物。她經歷過貴胄子弟的安定祥和，也經歷了被迫南渡的國災家難，前後期的生活有著明顯的區別。

這種時代的變遷和個人生活的分野，對其詞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都有著深刻的影響。李清照前期的詞作，因為生活的祥和安逸，多表現出一種活潑輕快或離愁別緒之感。

如著名的《如夢令》二首，是作者回憶出遊時的鮮亮景色和歡快的情緒，「詞中之龍」辛棄疾，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南宋，曾經投身兵戎的經歷讓他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收復失地的壯志豪情，是一位有著強烈淑世精神的詞人。

作為南宋愛國主義詞作的代表人物，他的詞表現出了對戰鬥生活的懷念以及對南宋治理黑暗的痛心，這裡隱含著作者激昂慷慨的呼號，憂憤無奈的嘆息。如《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破陣子》( 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 、《賀新郎》( 甚矣吾衰矣) 、《鷓鴣天》( 一片歸心擬亂雲) 等作品，皆為此類。

總體來講，宋代文學在太平時，表現的多為太平氣象，時至南宋及亡國後，慷慨激昂、呻吟嗚咽的作品漸多，無論詞、詩、文，戰爭、侵略的影響在宋後期作品中屢見不鮮。宋代作家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對歷史和人生的思考，造就了他們知性反省、重理節情的思維特徵和獨立思考的精神。

強調文學的實用性、教化功能，是宋代文學總的特點。西夏文學由早期單一的口傳文學逐漸發展成具有多種類、多題材、漢文化和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綜合性文學態勢，與宋文化的輸入不無關係。

從西夏歷史進程來看，在軍事鬥爭中西夏與宋雖互有勝負，然由於漢文化的歷史積澱和文化認同，處在「漢文化圈」內的党項依然保持著對中原文化的向心力，促進了本族的文化建設與發展。西夏文學在文化相融的大背景下，無論是漢文還是西夏文作品，接納、吸收宋代文學菁華的現象無處不在，這也造就了西夏文學外蕃內漢的特有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