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凱（章靜繪）
相較於知名農業專家、食品工程博士與上海交通大學MBA課程教授這些身份，崔凱先生更樂意以「農家子弟」與「（半個）文藝青年」自居。這使他的新作《穀物的故事》在具備恢弘的文明史、全球史視野的同時，有了更接地氣的人間關懷和更加生動的言說方式。一方面，他「能夠跳出書本」，用「產業、經濟和社會的視角」切入看似微末而易遭忽視的小小穀物，從中發現人類社會的大問題；另一方面，他舉重若輕，要言不煩，儘量少說「黑話」、多說「人話」，對各種現實問題做了深入、清晰的梳理與分析。近期《上海書評》請崔凱聊了聊關於穀物的那些事。
《穀物的故事》，崔凱著，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9月出版，336頁，49.00元
能請您談談寫作《穀物的故事》的緣起嗎？
崔凱：首先，我和穀物有著與生俱來的緣分。1970年，我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一個叫孤店子公社的地方，當時家裡就是一間茅草房，一直住到上高三。房前屋後就是連綿幾十里的農田。放學以後作業很少，一群孩子就在田野里瘋玩，撈河魚、掏鳥窩、抓田鼠。也幹過一些壞事，到了秋天，我們一群熊孩子會從放學路上經過的豆田裡拔出幾株成熟的豆株，坐在地頭，用火柴把秸稈點燃，隨著「噼噼啪啪」的響聲，很快就能聞到黃豆烤焦的香氣。等秸稈燒完了，大家七手八腳把火踩滅，在草灰中拾揀烤熟的豆粒，吃得嘴巴和手指沾滿黑色的炭灰。
崔凱故鄉村外的稻田（左邊那棵樹為崔凱父親1977年所種）
崔凱回到故鄉的村莊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記憶都是美好的。遇到春旱年景，機井灌溉抽水，地下水位下降，村裡的井水枯了，我要到幾里外的一眼深井去挑水，挺累的。村民們也經常會為搶水灌溉發生械鬥，致傷致殘死。遇到病蟲害，農田裡植株一片一片的枯黃，會減產甚至絕收。這些經歷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田野調查」。或者說，從出生開始，穀物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其次，就受到我相對比較特殊的個人求學和工作經歷的影響了。很多人關於農業的知識結構是寶塔形的——在學院裡一路本碩博按部就班地讀上去，而我不一樣，是從整個農業產業的上游到下游，從田園到餐桌，都過了一遍。1988年，我考上了吉林農業大學。填報高考志願時，老爸覺得有錢人會穿著毛皮大衣，就讓我報了「經濟動物」專業。沒想到我一時筆誤，寫成了「經濟作物」，就被錄取到農學系。大學畢業實習時，我還去科爾沁草原上的一個鄉鎮管理過五千畝的稻田，每天騎著自行車在幾個村子裡跑，風吹日曬，蓬頭垢面，回歸農家子弟的本色。1997年，我在江南大學獲得第一個博士學位，專業是食品工程。我是老家那個鄉鎮的第一個博士，有位村里長輩問我：食品工程博士畢業後是不是相當於一級廚師？畢業以後，我應聘去了上海的冠生園集團——大家應該很熟悉這家食品公司生產的大白兔奶糖。一轉眼二十多年過去，雖然換過不同的公司，但我一直關注農業，調研過數以百計的農業相關企業，還擔任過多家農業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俗話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些實踐讓我能夠跳出書本，用產業、經濟和社會的視角審視農業。其間忙裡偷閒，我還在華東師範大學讀了一個心理學博士，算是沾染了一點人文氣息。
最後，促成這本書的直接原因，是2018年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經歷。當時我選修了人類學系的《人類史大變遷》課程，由四個教授講解，人類學的視角和全球史的視野給我很大觸動。課堂上講到一點穀物起源，一帶而過。因為我一直關注農業，課後就想找一本書系統地了解一下，居然沒有找到。我看過包括咖啡、甘蔗、胡椒、辣椒、棉花等物種在內的通識書籍，這些物種都是在地理大發現後走向世界的，歐洲人對此有著獨特的情感記憶。相比之下，穀物是農業版圖中的「主角」，是人類最悠久的馴化物種。其他物種作為「配角」已經樹碑立傳，主角卻依然躺在被人遺忘的角落。就像法國博物學家法布爾說過的一段話：
我們在戰場上殞命，歷史卻對這些戰場大加宣揚；我們在耕地里繁榮，歷史卻對這些耕地充滿輕蔑、不願提及；國王的私生子都能在歷史上留名，而小麥的源頭卻無人知曉。人類就是如此愚蠢。
時至今日，能夠說出小麥、水稻、玉米、大豆起源地的人依然很少。當時我突發奇想：能不能用穀物的視角寫一本人類史的書籍？四年時間，三易其稿，於是就有了目前這本《穀物的故事》。
《穀物的故事》將物種、農耕、歷史、經濟、戰爭、飲食和生活融合在一起，從遠古時期的穀物馴化到現代的全球糧食貿易，勾勒出過去一萬年的人類史畫卷。令人好奇的是，史前社會的原始人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食譜很雜，涉及塊莖、野果、貝殼等諸多食物。為什麼最終成為人類主食的是穀物，而不是西瓜或者豬肉？
崔凱：不妨來梳理一下這個過程。大約四百萬年前，人類開始直立行走，雙手被解放出來。大約一百萬年前，人類開始使用火，吃上了熟食，但這兩個變化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類和動物野獸的生活還是沒有根本區別，依然朝不保夕，吃了上頓沒下頓。
真正改變人類命運的，其實是一萬三千年前人類開啟的對穀物的馴化。當時地球突然遭遇了一次小冰期，古氣候學稱之為「新仙女木事件」。氣溫驟然下降了八攝氏度，相當於福州的年均溫度變得和北京差不多。這次冰期大約持續了一千兩百年，生態系統崩潰了，食物資源短缺，尤其是冬季，日子更加難過，人類不得不吃起了以前看不上眼的草籽。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野果可以生吃，肉類可以直接烤食，而穀物籽粒卻要一粒一粒撿起來，再去掉外殼，研磨成粉，吃起來不太方便。人類最早採集穀物，可能不是為了充飢，而是作為取暖用的柴草，或者保暖用的草墊。不過真到了挨餓的時候，蚊子腿也是肉，別說一粒一粒的穀物了。穀物不僅富含澱粉能量物質，而且含水量只有百分之十四，能夠長期儲存，可以幫助人類度過食物短缺的冬季。廚房裡的豬肉和西瓜放幾天就會變質。非洲鬧了饑荒，如果我們想向當地災民捐助土豆，輪船開到印度洋上，土豆就會爛了。如果以松子為主食，一棵紅松要長到三十年，每年才能結出十斤松子，還要爬到十米高的樹頂去採摘，一不小心就會摔成骨折——所以，松子只能作為零食。
發現了穀物的諸多好處，先民們二話不說，把手中的長矛一扔，拿起鋤頭開啟了熱火朝天的農業革命。今天回看，地球上大約有四十萬種植物，只有六百多種被人類馴化栽培，最終成為人類糧食的穀物只有幾十種，堪稱萬里挑一——穀物世界如同金庸先生筆下的江湖，擠上飯桌的物種都是經過幾千年的「華山論劍」，才得以「登堂入室」。
有了穀物作為食物保障，人類的命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告別顛沛流離的日子，在農田周圍開始定居生活，有了我們熟悉的村鎮、城市和國家。糧食越來越多，不必所有的人都去種地，產生了職業分工，有了工匠、僧侶和藝術家，修建起金字塔和萬里長城。一萬年前，地球人口只有幾百萬，今天已經增加到八十億，增長了整整一千倍。
您在《穀物的故事》中，嘗試從穀物的角度對文明的盛衰興亡展開比較和闡釋。您認為，支撐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穀物。這種試圖為穀物「正名」「表功」的觀點很有意思，可以請您簡單談一談嗎？
崔凱：回望歷史，兩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已衰亡，而華夏文明是個例外。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地處歐亞大陸東部，四周是天然的地理屏障。打開中國地圖，東邊是一望無際的太平洋，南面是瘴氣籠罩的熱帶叢林，西邊是難以逾越的青藏高原，北邊是荒無人煙的沙漠戈壁。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阿拉伯帝國都曾經橫跨歐亞大陸，但卻沒能跨過帕米爾高原和青藏高原。別人進不來，我們也出不去，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文明邏輯自我生長。
不過，「地理環境論「並不能解釋所有疑問。比如：四千兩百年前的冰期導致了很多古文明的衰落，華夏文明為何能熬過極端的氣候變化？又比如：長城以北的遊牧民族和中原的農耕文明相愛相殺了兩千年，氣候好的時候，雙方相安無事，長城隘口還經常有自貿區，一旦氣候不好，遊牧民族遇上食物危機，就開始侵襲中原地區，但為何並沒能導致華夏文明的徹底終結？
從穀物的角度出發，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些疑問。
第一，中國有生長在黃河流域的小米，也稱「穀子」，被譽為「百穀之長」。小米很耐旱，需水量只有小麥的一半。時至今日，在北方乾旱貧瘠的農田裡，當小麥和玉米都難以正常生長時，農民還可以種植適應性強的小米——一旦遭遇冰期，以小麥為主糧的部落或者餓死，或者遠走他鄉，文明就此中斷，而超級耐旱的小米則可以繼續養育我們的祖先。
除了小米，我們的祖先還種植著另一種抗旱穀物——糜子，也稱黍米或黃米，《詩經》中那句大家都很熟悉的「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指的就是它。糜子米粒略大於小米，今天在田野里已經很少見。過年前，很多北方人家會用黍米磨麵蒸饃，裡面包上豆沙餡，俗稱「黃米糰」，蘸上白糖特別好吃。我小的時候，算得上高檔食物。很多農家還用糜子秸稈做成掃把，父母會拿它來教訓闖禍的孩子。
第二，中國有生長在長江流域的水稻。經濟學中有一個風險控制原則——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進一個籃子裡。中國農業就有兩個「籃子」：黃河流域裡盛著小米和小麥，長江流域裡盛著稻米。如果中國只有黃河這一個「籃子」，一旦面臨氣候變化或異族入侵，華夏文明很可能會像其他文明那樣最終消亡。比如唐宋時期，北方戰亂頻發，從安史之亂到靖康之亂，大量北方難民湧入長江流域。恰恰是長江流域的水稻養育了一方民眾。黃河和長江相距一千里，這種深層次的地理布局構成了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所缺少的戰略縱深。當黃河流域成為對抗北方入侵者的前線時，長江流域成為提供後勤保障的戰略大後方。只不過，古代沒有高鐵和高速公路，要把長江流域的糧食運到黃河流域，還需要開鑿一條大運河——就是隋煬帝幹的事。大運河貫穿兩大水系，東南富庶的身子，伸著三千多里的細長脖子，供養著西北長安這顆頭顱。一邊是北方的大漠孤煙，另一邊是南方的小橋流水，運河成為溝通南北的經濟大動脈，帶火了沿岸的商貿經濟，綿延千年。
第三，中國有精耕細作、小農經濟的農耕文化。從古至今，中國一直面對人多地少的緊箍咒，種地不多花些心思，就養不活更多的人口。古代中國人摸索出一套精耕細作的技術，糧食單產比西歐要高出幾倍。宋朝時期，中國的人口已經達到一億，為華夏文明打下堅實的人口基礎。儘管在元朝和清朝，北方的草原民族也曾依靠武力入主中原，然而征服者的人口還不到漢民族的百分之一，文化上也處於劣勢，最終被以柔克剛的農耕文明所同化。而傳統中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使得各家各戶的田地里種植著五花八門的農作物，穀物、蔬菜、果樹和棉麻等應有盡有，院子裡還有水井、磨盤和織布機。「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與世無爭。一旦遇到災難和戰亂，人們就躲在各自的村子裡，即使沒有超市，沒有外賣小哥，依舊可以自給自足，有著強大的生存韌性。
今天餐桌上的食材數以百計，哪些是源自中國，哪些是外來物種？
崔凱：打開世界地圖，北緯三十度線被喻為地球的「臍帶」。人類在這條線上與很多穀物的祖先相遇，開啟穀物馴化與農業種植，也讓這裡成為世界文化和宗教的誕生地。水稻、大豆和小米起源於中國，麥類起源於西亞的兩河流域，玉米則起源於北美洲的墨西哥。
四千年前，小麥翻山越嶺來到中國。到了漢朝後期，磨盤開始普及，小麥終於超越了小米，成為餐桌上的主糧。冬種夏收的麥子又與其他作物進行一年兩熟種植，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使人口從春秋戰國時期的三千萬增加到唐朝的八千萬。宋朝開始，中國從越南引入了早熟的秈稻品種——占城稻，開始有了水稻和小麥輪作，南方又逐漸發展出雙季稻，穀物產量不斷增加，不僅人口飆升至一億，人們還吃上了一日三餐。明末清初，玉米、紅薯和土豆等美洲高產作物先後傳入中國，在貧瘠山地上推廣種植，助力清朝人口超過四億。
除了穀物，我們餐桌上的多數蔬菜品種，也是在漢朝開啟絲綢之路以後才傳入中國的。名稱中帶有「胡」字的——胡蘿蔔、胡桃（核桃）和胡瓜（黃瓜）等，大多是兩漢、南北朝時期，由西域的「胡人」從西北陸路引入。名字帶「番」字的——番茄（西紅柿）、番薯（紅薯）、番石榴等，多在南宋至元明時期，由「番舶」（外國船隻）從南方海路帶入。洋蔥、洋柿子（西紅柿）、西葫蘆、西芹等帶「洋」或「西」字的主要是明清兩代由西方「洋人」引入中國。
那麼，穿越回兩千兩百年前的秦朝，很多外來物種尚未傳入中國時，人們都吃些什麼呢？
秦朝時的炊具多為陶器，將米飯和麥粒放入陶罐中煮熟就是一餐。百姓的主食是小米，富人家才有大米——當時在秦嶺以南，才有水稻種植。餐桌上有雞鴨魚肉，但調料很稀缺。灶台上只有花椒和鹽，蒜和香菜在漢朝才傳入中國。主食沒有包子和麵條，直到漢朝後期，人們才會使用磨盤磨麵，製作出麵食。阿拉伯蒸餾技術在元朝傳入中國，才開始有了高度白酒。在此之前，李白、武松喝的酒水就是自然發酵的米酒，酒精度只有十度，和啤酒差不多。街邊也沒有火鍋店和爆米花店，因為辣椒和玉米直到明末清初才傳入中國。所以，有些古裝影視劇里的食材種類過於豐富，並不符合歷史事實。至於有的劇中街頭百姓也都衣著光鮮，渾身上下連塊補丁都沒有，那就更荒誕了。真實的歷史行程多數時候都伴隨著饑荒、瘟疫和戰亂，普通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艱難的。
我們在餐館裡吃飯，服務生經常會問：主食是麵食還是米飯？水稻和小麥，誰才是第一主糧？
崔凱：在染色體組數量上，包括水稻在內的多數穀物都是二倍體，而小麥不同，它是六倍體。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小麥不是由單一的祖先進化而來，而是由三種不同的野草雜交而成，算得上穀物世界裡最多情的種子。但複雜的基因結構有好處，讓小麥有了更強的地理適應性，廣泛分布於世界各地，而水稻主要分布於亞洲的季風氣候區。在中國，水稻和小麥的產量之比是六比四，水稻是第一主糧。放眼世界，這一比例卻是四比六，小麥是第一主糧。
水稻和小麥之爭不僅存在於世界的東西方，也存在於中國的南北方。南方種水稻，北方種小麥。曾有人認為南方人因為吃稻米長得矮小，北方人因為吃小麥長得高大。從營養角度看，稻米與小麥大致接近。小麥的蛋白質含量（百分之十五）略高於稻米（百分之十），但是稻米蛋白質的胺基酸配比更為合理，生物效價優於小麥。也就是說，雙方基本上是扯平的。客觀地說，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身高的確存在差異，但影響因素不只是食物種類，還有族群遺傳和氣候環境等因素，不能簡單地在水稻和小麥身上找答案。
農學家關注糧食的產量和品質，社會學家則有著更多元的視角。2014年，《科學》刊登了美國學者托馬斯·托爾漢姆（Thomas Talhelm）的一篇文章，文章認為，水稻和小麥可能是中國南方和北方文化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引起了廣泛關注。他認為：水田需要一個精細的灌溉系統，而灌溉系統是個龐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全村老少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這促進了南方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水稻種植後，水從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農民之間需要就水資源管理達成一致——否則不缺水的時候，張三排水，澇了李四的地，或者乾旱的時候，趙莊截水，旱了王村的田。溝通協商中，人們打磨出溫和的性格。小麥是旱田作物，各種各的地，互相獨立。這種耕作方式允許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並且逐漸發展成為北方的文化準則。種水稻的南方人更講求集體主義，種小麥的北方人更講求個人主義。這個話題很有意思，後續還可以深入討論。
這裡可以補充一點小知識：你在超市裡買的一袋麵粉，不一定是來自同一塊麥田。因為包產到戶的歷史原因，至今農民仍是分散種植，品種選擇雜亂無章。今年風調雨順，大家種植優質品種。明年爆發病害，抗病品種又受到青睞。不同年份存在氣候差異，即使將同一品種的小麥種在同一塊耕地中，成分、品質和口感上也會有所不同。為了實現產品的標準化，現代麵粉廠會選擇不同產地、不同品種的麥子，根據客戶要求的品質進行「雞尾酒」式的混合，調配出各種標準化的專用麵粉，於是就有了超市中的餃子粉、麵包粉和麵條粉等。餐桌上的一盤餃子，麥粒很可能是來自山東、河南、河北，甚至美國、澳大利亞等地，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後再磨製成粉。小麥從西亞走向世界，最終在麵粉廠的車間裡完成一次全球性家族聚會。
此外，還可以再補充一點小知識：很多人都認為，產量排在第一位的穀物應該是水稻或小麥。其實，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全世界，玉米的總產量都排在首位，約占糧食總量的百分之四十。玉米是C4植物，光合效率很高，而且耐旱、耐貧瘠。今天的餐桌上很少看到玉米，是因為大約三分之二的玉米被用於飼料工業，生產出肉蛋奶。另外三分之一則被用做食品原料，比如可樂飲料的甜味劑並不是白糖，而是玉米生產出的澱粉糖。所以，我們仍在間接地食用玉米。還有少量玉米被用於生產燃料乙醇，按照百分之十的比例添加到汽油當中。
讀到全書第三、第四部分，感覺您充滿了憂患意識，從農業工業化、糧食全球貿易等不同角度，討論了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在您看來，中國什麼時候能夠實現糧食自給自足？
崔凱：大家都知道，中國有十四億人口和十九億畝耕地，算下來人均耕地九百平方米，假設三十米見方，相當於兩個籃球場大小，約為美國的五分之一和俄羅斯的九分之一。要在這樣一小塊土地上生產出餵飽一個人的食物，很不容易。我們經常聽到這句話：「中國用世界百分之八的耕地養活了世界百分之十八的人口。」但是在這背後是連續多年對土地進行超負荷的開發種植，這在其他國家是極為罕見的。
中國要優先保證水稻和小麥兩大口糧的自給自足，這一點我們確實做到了。然而，畢竟耕地面積有限，保證了口糧，大豆和玉米就有了缺口。隨著人口和肉蛋奶消費量的增長，中國的大豆和玉米進口量快速增加。2000年到2021年，中國糧食進口量占全球的份額已經從百分之五提高至百分之三十。我們來算一筆帳：中國每年糧食產量六點八億噸，進口糧食約為一點五億噸，合計八點三億噸。如果按照重量折算，中國糧食的對外依存度不到百分之二十。但如果進口的這些糧食換算成耕地面積，數據就不一樣了。大豆每畝產量很低，一億噸大豆就需要八億畝耕地；再加上其他穀物、肉類和奶粉，合計約十億畝耕地。中國自有十九億畝耕地面積，合計二十九億畝。按照耕地面積折算，我們的糧食對外依存度超過百分之三十。
那麼，如果糧食完全自給自足，中國究竟可以養活多少人？單純依靠國內的十九億畝耕地，按照目前的消費水平，中國可以養活十億人。今天中國有十四億人口，預計2050年人口緩慢減少到十二億，2070年再減少到十億。也就是說，五十年後的中國才可能實現糧食自給自足。由此可見，「把飯碗端在自己手裡」不是三五年的事情，而是三五十年的艱巨任務。我們應該學會——從我做起，節約糧食。
需要說明的是：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各種試驗田畝產創新高的報導，這些高產數據當然可喜可賀，但我們並不能簡單按照試驗田數據去測算全國的增產潛力。因為試驗田會選擇最適宜的氣候帶和最好的耕地，配備最科學的光溫水肥，配置專業的農業技術人員負責田間管理。一言蔽之，讓穀物享受「總統套房級」的待遇。然而在大田生產實踐中，種植和管理不可能如此精細，加上有些地方土質貧瘠，平均產量只能達到試驗田的一半。我們要理解其中的差別。
具體而言，中國每年進口的一點五億噸糧食，其中很大一部分要通過「ABCD」四大糧商來完成採購——它們是美國艾地盟（ADM）、美國邦吉（Bunge）、美國嘉吉（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四家公司都是糧食全球貿易中的百年老店，它們抓住一戰和二戰前後的歷史性機遇，從生產到加工、從貿易到物流，建立起全球化的糧食產業鏈布局，共同掌控著全球超過七成的糧食交易量，對國際糧食價格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也就是說，在糧源掌控環節，我們仍存在「軟肋」。
有一點請大家轉換一下觀念：不要認為進口糧食就是買了多少噸的大豆和玉米，糧食生產要消耗大量的耕地、淡水、化肥和石油。中國每生產一百斤糧食，就要使用六斤化肥，遠高於農業發達國家。四十年前，黑土地富含有機質，踩上去像海綿，會留下腳印。經過幾十年的化學農業浸染，有些地方已經出現土壤板結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進口糧食是在進口耕地和淡水，在進口青山綠水和藍天白雲。提高糧食自給率是「面子」，保護環境和資源是「里子」，掌握其中的戰略平衡是一門藝術。
有的朋友可能在想，既然化學農業有如此多的問題，中國乾脆大力發展有機農業好了。消費者更喜歡暢想詩和遠方，然而人多地少是中國的現實狀況。有機肥最多能替代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化肥用量。如果全部使用有機肥，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減少百分之三十。對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言，這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另外，中國每年養殖七億頭豬和一百億隻雞，畜禽糞便是重要的有機肥原料。然而高密度養殖環境下，存在濫用抗生素的問題。糞肥處理不當，會對土壤造成二次污染，解決起來很麻煩。
最後，提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賈雷德·戴蒙德在名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提出一個很犀利的觀點——「農業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錯誤」。您對此作何評價？
崔凱：事實上，是農業開啟了人類生活方式的變革之路。只不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人類享受著農業的紅利，也得付出相應的代價。農忙季節的彎腰勞作，讓現代人的腰腿疾病遠多於遠古人類。高碳水飲食為細菌創造了良好的口腔環境，現代人的蛀牙率也明顯升高。農業生產要求人口聚居，人類後來又馴化了家畜，人畜共生導致流行病增加。有些病毒潛伏在馴化動物身上，基因突變後感染人類，演變成天花、瘧疾、豬瘟、禽流感，等等。
即便如此，我認為農業的價值還是值得肯定的。如果在街頭做個社會調查——手機和拖拉機，哪個更重要？我相信很多人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手機。而我會選擇拖拉機。要是這個世界沒有了手機，人類照樣可以生存，可要是這個世界沒有了拖拉機，人類現在能夠耕種的土地將只剩下一個零頭。民以食為天，如果這片天塌了下來，手機也好，豪車也罷，都不能保證人類的生存。沒有農業，現在九成以上的人都活不下來。這就是最基本的現實。
現代農業機械
所以，一言以蔽之，我們今天當然會面對很多問題，可是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於由農業發端的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關鍵還是在於人類如何控制自己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