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楠楠

編輯|楠楠

伊斯蘭主義，也稱為政治伊斯蘭教，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利用伊斯蘭符號和傳統並從中汲取靈感以實現社會政治目標。這些運動的目的和目標千差萬別，他們對伊斯蘭傳統和實踐的解釋也千差萬別，因此，該術語的確切範圍和定義仍然存在爭議。

在許多被視為伊斯蘭主義者的不同團體中，有穆斯林兄弟會等改革運動以及基地組織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等跨國聖戰運動（伊黎伊斯蘭國；也稱為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 [ISIS]）。

這個詞有時適用於伊朗的velāyat-e faqīh政府體系，它起源於伊朗革命、沙特王朝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派和阿富汗的塔利班，儘管這些通常被認為是獨立的原教旨主義運動。

形容詞Islamist表示：使用伊斯蘭教的符號和傳統來追求社會政治目標的某人或某物，與Islamic一詞不同，後者直接指代伊斯蘭教作為一種宗教的各個方面。

歷史背景和理論基礎

儘管許多伊斯蘭主義理論家借鑑了伊本泰米葉等早期神學家的著作，但支撐伊斯蘭主義運動的理論基礎植根於 19 世紀後期，這是一個轉型時期，伊斯蘭世界同時努力應對日益增加的現代性和啟蒙思想，一方面，另一方面，面對西方殖民主義，它自身的衰落。

這一時期伴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和大眾識字率的提高，這不僅促進了新思想的傳播，但也提供了更多獲取伊斯蘭材料的途徑，尤其是古蘭經。

普通民眾閱讀古蘭經的能力增強，削弱了受過訓練的宗教學者的權威，被稱為 ʿulamāʾ 作為解釋守門人，並使非專業人士能夠對聖經進行自己的個人解釋（ijtihād），從而導致聖經的增加寫實主義。

現代主義思想家試圖調和伊斯蘭世界（曾經是科學成就和知識努力的領導者）的衰落與西方的成功。賈馬爾丁阿富汗尼，也許是他那個時代最有影響力的人，認為當時在歐洲社會盛行的理性主義思想也是伊斯蘭教的純粹核心，他相信伊斯蘭教賦予人類管理創造世界的責任使用頭腦和理性。

他的學生穆罕默德·阿卜杜 (Muḥammad ʿAbduh)將阿富汗人的大部分思想付諸實踐，領導了一場影響伊斯蘭機構改革的知識分子運動。

他將伊斯蘭教和現代主義等同起來，以至於他的門徒能夠在他們自己的工作中以不同的方式給予其中一個或另一個特權。

他的一些追隨者，例如艾哈邁德·盧·賽義德，通過強調他的現代主義論點，將他的思想發展成為有效的世俗意識形態。

其他人，例如拉希德·里亞塔，強調有必要回歸伊斯蘭教的純粹核心，以振興伊斯蘭社會，將伊斯蘭教salaf （祖先）的做法理想化。

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穆斯林知識分子也發生了平行的發展。

賽義德·艾哈邁德·汗的著作證明了伊斯蘭教與理性主義思想和現代科學的相容性，穆罕默德·伊克巴爾積極尋求在穆斯林社會實施改革。

Abū al-Aʿlā al-Mawdūdī將回歸理想化的伊斯蘭教列為優先事項，並為印度次大陸的伊斯蘭政府制定了強有力的政治理論（特別關注分治後的巴基斯坦）。

地方社會政治運動

當這些改革主義思想作為逃避腐朽和殖民主義的解決方案滲透到公共話語中時，有組織的伊斯蘭運動在 1928 年成立伊斯蘭國家時，迎來了他們的分水嶺時刻。

哈桑·班納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受到伊斯蘭教促進現代化和繁榮這一理念的啟發。

該組織在埃及各地建立了基層網絡，以促進社會福利、發展和埃及新獨立政府未能觸及的人群的教育。

雖然它最初並未直接涉足政治領域，但它很快轉變為民眾動員反對執政的瓦夫德黨、法魯克一世國王和英國在埃及影響力的工具。

與此同時，在印度，當穆斯林聯盟推動在現在的巴基斯坦建立一個穆斯林占多數的世俗國家時，馬杜迪和他的追隨者進行了抵制。

根據 Mawdūdī 的說法，任何國家的作用都是實施真主的主權( ḥākimiyyah ) 並應用他的法律，從而實現烏托邦，只有這樣做，穆斯林才能恢復昔日的繁榮。

一個世俗國家，即使在穆斯林統治下，也會不斷地破壞這樣一個完美的系統，並且必然會使社會回到一種疏忽和腐朽的狀態（jāhiliyyah）。

因此，Mawdūdī 於 1941 年成立了Jamaʿat-i Islami，成為伊斯蘭教的先鋒反對穆斯林聯盟成功的政治制度。

儘管穆斯林兄弟會在其起源上比 Jamaʿat 自上而下的政治理想主義更加民粹主義和非政治化，但兄弟會成員開始接受 Mawdūdī在支持ḥākimiyyah和陷入jāhiliyyah的人之間的二元論。

儘管在 1952 年與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 (Gamal Abdel Nasser)和自由軍官運動合作影響了埃及的革命，但穆兄會與新政權不和，導致鎮壓和暴力循環。

暴力的意識形態理由很快在Sayyid Quṭb提出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大部分穆斯林社會只是名義上的，那些阻礙上帝主權的穆斯林是jihād al-sayf（通過肉體戰鬥進行的聖戰）的合法目標。

穆斯林兄弟會在 1970 年代放棄了暴力，但庫特卜的聖戰概念在後來的跨國伊斯蘭運動中產生了影響。

在許多阿拉伯人對泛阿拉伯主義未能實現繁榮感到失望並尋求意識形態替代方案之後，伊斯蘭主義運動在阿拉伯世界激增。

穆斯林兄弟會的現有分支遍布中東，包括敘利亞、約旦、伊拉克、蘇丹和巴勒斯坦領土。類似的運動，Ennahda由拉希德·加努希和 阿卜杜勒法塔赫·穆魯在突尼西亞成立。

這些群體的共同點是接受現有的民族國家，普遍願意參與現有的法律框架，致力於民主原則，以及接受包括非穆斯林在內的多元化社會。

一些意識形態相似的團體在不太穩定的政治環境中拿起武器。

真主黨成立於 1982 年黎巴嫩內戰期間（1975-90 年），此後一直是該國最強大的民兵組織。1987 年，在被稱為第一次起義的巴勒斯坦起義中，哈馬斯從穆斯林兄弟會的巴勒斯坦分支中脫穎而出。

1990 年代，在阿爾及利亞政府鎮壓新生的伊斯蘭拯救陣線之後 - 贏得了地方和全國選舉的多數幾個分裂的團體在該國的內戰中拿起武器。

儘管這些團體具有武裝性質，但他們對武力的使用仍然局限於當地情況，他們的言辭以民族解放而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沙文主義表現形式表達。

跨國聖戰運動

由於穆斯林兄弟會與埃及政府之間的和解時期導致前者在安瓦爾薩達特總統任期內放棄暴力，那些仍然同情庫布思想的伊斯蘭主義者仍然對政府政策感到不滿。

與兄弟會無關的較小團體在全國各地成立，並呼籲武裝推翻政府。許多這樣的團體聯合起來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EIJ)，其領導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薩拉姆·法拉吉(Muhammad Abd al-Salam Faraj ) 於 1981 年散發了一本名為《被忽視的責任》 ( Al-Farīḍah al-ghāʾibah )的小冊子，其中提到了 Qutbist jihād al-sayf。

同年，法拉吉和 EIJ 的其他四名成員參與了刺殺薩達特的行動。

與此同時，阿富汗戰爭（1978-92 年）在阿富汗不受歡迎的共產黨政府和聖戰者組織之間肆虐，聖戰者組織是不同的阿富汗游擊隊戰士團體，他們從伊斯蘭教中汲取靈感，將其作為一個團結因素。

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名穆斯林湧入戰鬥，其中許多人已經在家鄉參與伊斯蘭運動，包括 EIJ 成員艾曼·扎瓦希里。

通過富人的贊助和魅力，形成了一個組織外國戰士的網絡奧薩馬·賓·拉登，被稱為基地組織（阿拉伯語：al-Qāʿidah，「基地」）；扎瓦希里將成為該組織的關鍵領導人，尤其是在 2011 年賓拉登死後。

由於政府繼續得到蘇聯軍隊干預的支持，許多參與戰鬥的伊斯蘭教徒得出結論，反對國家政府的聖戰只能成功首先瞄準支持他們的全球大國。

因此，在蘇聯撤軍和阿富汗政府倒台後，基地組織在 1990 年代發動了一場跨國聖戰。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跨國聖戰的想法吸引了一些現有的伊斯蘭組織，如 EIJ，並激發了世界各地幾個小型恐怖組織的形成。

他們經常在基地組織品牌的「專營權」下運作——包括伊拉克基地組織(AQI)，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AQAP)，以及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AQIM。

但他們之間的組織聯繫即使不是孤立的，通常也是微乎其微的。

就這樣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也稱為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 [ISIS]）是 AQI 的繼任者，很容易在 2014 年冷落基地組織領導人並獨立行動。同樣，許多代表伊黎伊斯蘭國進行恐怖襲擊的個人與該組織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直接接觸。

其他聲稱與基地組織和伊黎伊斯蘭國有聯繫的團體包括索馬利亞的青年黨和分別在奈及利亞的博科聖地。

阿富汗的塔利班，儘管早期依賴基地組織的資助，並繼續與基地組織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組織保持聯繫，但並不擁護跨國聖戰的意識形態。

後伊斯蘭主義

從上述一些伊斯蘭組織的意識形態轉變中可以看出，伊斯蘭運動通常是動態的，會響應和適應其環境。

在許多情況下，植根於伊斯蘭主義的運動開始將現代性和發展置於伊斯蘭身份之上，這一轉變在他們的活動和話語中都很明顯。

這種現象的例子之一是突尼西亞的復興運動黨，該黨在 2011 年茉莉花革命後與世俗主義者進行務實合作。

2016 年，該黨正式宣布其活動重點是確保穩定的民主在突尼西亞，它將不再參與伊斯蘭機構的教化或動員。

其領導人表示，由於宗教機構和虔誠的個人能夠在突尼西亞新政府的領導下自由活動，因此不再需要對伊斯蘭機構的支持。

土耳其也發生了類似的轉變。

在 1998 年被取締的伊斯蘭福利黨中，出現了正義與發展黨(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 AKP)。雖然其成員包括前福利黨員和黨繼續推動土耳其的非世俗化。

例如，取消在公共場所戴頭巾的禁令——新黨既不懺悔又開放。他於 2002 年上台，最初尋求伊斯蘭學者法圖拉·葛蘭 (Fethullah Gülen) 和他的 Hizmet 運動的支持，以顛覆世俗主義者和極端民族主義者。

然而，在 2010 年代，AKP 開始利用其權力鎮壓 Hizmet 運動。到 20 世紀末，該黨因其經濟政策和民族主義言論比其社會立場更為引人注目，甚至在 2018 年的選舉中與一個極端民族主義政黨結盟。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