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比德爾對《軍事力量》書評的回應
作者：史蒂芬·比德爾（Stephen Biddle），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教授，美國對外關係協會國防政策兼職高級研究員。
來源：Stephen Biddle, 「Military Power: A Reply」,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8, No. 3, 2005, pp. 453-469.
導讀
當地時間2023年2月21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波蘭華沙發表講話時表示，「就在普京對烏克蘭發起軍事行動後的幾個星期，歐洲已經迎來二戰之後最大規模的陸地戰爭」。衝突仍在繼續，但由於戰場具體細節的缺失，現有數據似乎難以判斷衝突雙方是否存在「現代兵力運用體系」，如果有，它對某場或某幾場戰鬥結果產生了什麼作用。「現代兵力運用體系」是否對未來的戰鬥結果產生因果作用，我們目前也無從得知，但這或許是戰爭結束後的研究案例。國政學人第22-11-19期推送了《<軍事力量：解釋現代戰爭的勝利與失敗>書評三篇》，本文是《軍事力量》的作者史蒂芬·比德爾對書評的回應。
「現代體系」是主觀的且存在「套套邏輯」嗎？
科恩和霍洛維茨-羅森將「現代體系」視為一種主觀判斷。如果現代體系是確實是一種主觀判斷，這將導致「套套邏輯」。既然我們在事後觀察，從而知道誰贏誰輸，我就可以判斷任何獲勝的軍隊都是「現代」的，從而確保預測和觀察之間的完美契合，但這並沒有告訴我們任何有效信息。如果現代「體系」真的是關於普遍行為的一種論斷，那麼這個論斷是錯誤的，因為1918年之後有大量的「非現代體系」行為。
然而，現代體系既不是一種主觀判斷，也不是1918年後的普遍常數。相反，它是一個客觀且可觀察的獨立變量：有些軍隊採用，而有些軍隊不採用。學者們可以根據清晰明確的編碼標準來辨別。因此，學者不能巧妙地塑造事後評估來確保贏家採用「現代制度」，因為評估不是一種個人主觀判斷。事實上，《軍事力量》書中有大量客觀、可量化的指標對兵力運用進行觀測，這些量化數據是根據明確的作戰編碼標準計算出來的。例如,「縱深」是指從前線到防守方最後方預備陣地的平均距離；「正面」是指主要攻擊區的寬度；等等。書中的每個案例中都展示並討論了「現代體系」每一個要素的觀測值。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觀察兵力運用的（截面數據和不同時間的數據）變化，以展現軍隊相對保持現代體系的標準。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採用新型號設備或者看起來像如今的西方軍隊，而在於兵力部署和運用的客觀具體細節。
那麼，科恩和霍洛維茨-羅森為何會認為現代體系是主觀的或存在「套套邏輯」？這可能是語義的問題。「現代」這個形容詞在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被廣泛使用，且往往是高度主觀的使用，我懷疑它在《軍事力量》中的出現可能使科恩和霍洛維茨-羅森誤讀為具有廣泛內涵的概念。實際上，作者寫這本書的時候並沒有這個目的，也沒有打算賦予它這種意思。作者並不把這個詞作為對歷史進步的寬泛主觀判斷來使用。相反，它是一種定性的簡略表達方式，意在總結兵力運用每個要素客觀的數值的某種特定模式（即縱深防禦、大量的預備隊、低暴露運動和狹窄正面）。現代體系及其效果的完整和形式上的精確描述等細節均在附錄中提供。非正式的總結當然不會比正式的具體說明更精確或更完整。但是，在文中使用簡要凝練的短語並不意味著被凝練的觀點是主觀的或存在「套套邏輯」。
相比之下，霍洛維茨和羅森對「變革」和「變化」的區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他們並沒有提供明確的、可操作的標準來區分。霍洛維茨和羅森顯然對某些東西的「數量級」非常感興趣，但卻不太清楚究竟是什麼東西。例如，作者不確定如何衡量「在特定的時間範圍內和特定數量的兵力下，軍事行動範圍的數量級增長」。
《軍事力量》認為，僅僅在防守方選擇縱深防禦或者淺層防禦的作用下，領土收益的變化可能遠遠超過10倍。這是否意味著，每當防守方選擇淺層防禦時他們都會誘發一場革命？
新軍事變革（RMA）文獻長期存在的問題是，它傾向於依賴模糊的、任意的用語。其結果是更接近於單純的語義學，而不是有意義的實質性區別。衡量一場「變革」的最終標準是它與具體政策的聯繫。RMA辯論始於一種關切，即擔心新技術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軍隊，而不是按部就班的漸進式適應所能提供的。RMA的倡導者認為他們以前就看到過這種情況：火藥、蒸汽船、坦克或飛機都需要全面的創新，否則國家就會遭受軍事災難。相比之下，《軍事力量》認為現代體系是自1918年以及進入21世紀以來軍事成功的必要條件。該書認為，新信息技術或新的精確打擊技術並不要求對現有的兵力結構或軍事學說進行徹底改變。作者認為自1918年以來沒有發生過這種革命（當然也沒有發生過需要空前創新才能生存的革命），而且在近期也不會發生。
是否選擇了正確的案例？
科恩和霍洛維茨-羅森傾向於選擇其他案例，而且希望選擇更多。他們所提及的案例都很有趣，其他任何案例也一樣。事實上，該書的大樣本統計分析正是為了涵蓋儘可能廣泛的案例。然而，廣度是以深度為代價的，對廣泛的案例進行深入研究是不現實的。
作者的三個案例選擇是正確的嗎？把「麥可行動」（operation Michael）和「古德伍德行動」（Operation Goodwood）納入研究是因為它們滿足了埃克斯坦關鍵案例（Eckteinian crucial case）方法的要求；選擇「沙漠風暴行動」的理由是它對未來戰爭辯論很重要，以及它適用於過程追蹤法。每一個案例的選擇邏輯都是明確的，且由理論驅動，這些案例通過多元三角驗證來防止選擇偏見和增加視角的方式是明確的，並且與方法論文獻所提供的邏輯一致。
相比之下，科恩和霍洛維茨-羅森都沒有為他們的首選案例提出任何自洽連貫的理論邏輯。僅僅根據結果來尋找案例，就是通過對因變量的選擇來使自己的研究結果出現偏差。埃克斯坦關鍵案例法的要點正是通過選擇那些能證實或證偽理論的自變量值（而不是因變量值）的案例來防止偏差。霍洛茨-羅森的選擇標準並不清晰，沒有反映出減輕選擇偏差的明確策略。他們表示，1940年的法國戰役應該被包括在內，因為它在RMA辯論中很重要，但這正是「沙漠風暴」被選中的原因：1991年的戰役直接催生了RMA辯論。
該理論並不認為所有的戰鬥結果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相同，或者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或阿拉伯-以色列戰爭中取得進攻性成功是不可能的。相反，該理論解釋了在這些戰爭中進攻（和防守）取得成功的原因，這與傳統的觀點不同，特別是它強調了兵力運用的因果作用。
同樣，他們提出的其他幾個案例，都展現了淺層的、前沿的、明顯非現代體系防禦的突破（例如，1941年德國對蘇聯的入侵，或1941-42年早期的北非攻勢）；或展現了深層的、後備隊主導的、明顯是現代體系防禦的進攻失敗（例如，1943年德國在庫爾斯克的失敗）。在提出的案例中，沒有一個案例能明顯證偽理論。同樣，如果沒有更仔細的案例分析，這並不是一個確定的結論，作者鼓勵其他人更詳細地研究這些（或其他）案例。但是，目前我們遠不清楚這些案例當中是否存在對該理論提出有力挑戰的案例。
聚焦中高烈度衝突會削弱本書的意義嗎？
范克里夫德（Van Creveld）和科恩都認為中高強度的陸地戰爭是不合時宜的，未來主要是恐怖主義、武裝叛亂或其他低烈度的衝突。兩人都希望把重點放在低烈度戰爭上。兩人都認為該書過度關注地面戰鬥本身，並希望更多地關注空中力量；范克里夫德更進一步，認為任何遺漏（如作者所認為的那樣）情報、領導、後勤、士氣、地形或運輸等方面的書都「不值得撰寫」。
事實上，該書為其對中高烈度陸地戰爭的關注做了一個延伸的論證（第6-9頁），范克里夫德和科恩大多忽略了這一點。作者沒有足夠的空間在本文重述整個論點，因此他只提出兩點。
第一，自冷戰結束以來，關於中高烈度衝突消亡的論斷已經司空見慣。事實上，至少從1991年起，范克里夫德本人就一直這樣宣稱。然而，在此期間，中高烈度的戰爭一直在進行，特別是在科威特、亞塞拜然、厄利垂亞、剛果、盧安達、波士尼亞和克羅埃西亞；僅在過去三年中，美國就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進行了兩次這樣的戰爭。
為什麼我們要認為這個老掉牙的預測現在突然大行其道了呢？中高烈度戰爭從未像低強度衝突那樣普遍，在冷戰時期也是如此。但不常見的事件仍然可以是重要的事件，當然，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政府仍然認為中高烈度戰爭是重要的，需要為之做準備。儘管長期以來有相反的預測，這種形式的衝突仍然存在，因此它似乎值得研究。
第二，這本書並沒有簡單地忽略空戰、情報、領導力、地形或運輸。並非所有這些主題都要占據重要位置，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在書中缺乏考慮。戰略轟炸確實被明確排除在外，主要是因為它已經在其他地方得到了充分研究。相比之下，陸地戰役的空中作戰要素是本書的核心，如1944年的西北歐或1991年的「沙漠風暴」。火力和殺傷力的大幅增長使現代體系變得重要，而這大部分正是來自於1918年以來空中力量在觸達和有效性方面的大規模增長。
同樣，在第四章中，情報被視為該理論中技術變革的核心問題之一（第62-6頁）。有效的領導力被視為現代兵力運用體系使用的一個關鍵要求；在某些類型的政治和社會體系中，缺乏有效的領導力被描述為兵力運用差異的主要原因之一（第48-51頁）。地形是現代體系戰術的核心，它主要被描述為利用地球地形的固有複雜性來減少在現代武器下的暴露（第35-9頁）。運輸，連同空中力量，是該書技術變革的一個主要問題；可靠的、高速的、遠距離的運輸（包括用於戰鬥和後勤）的可用性不斷增加，是該理論預測技術變革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放大突破後果的一個核心原因（第59-62頁）。
范克里夫德和科恩更希望看到更多關於這些主題的內容，但所有的分析都必須選擇戰爭的某些方面進行更詳細的分析，而對其他方面的問題處理較少。有些話題不可避免地要被省略：作者沒有持續討論士氣，也沒有明確地討論後勤。顯然，兩者都很重要，但並不是每本書都能考慮每一個可能很重要的話題：我們都在研究我們生活的世界的各個方面，而不是它的全部。
相比之下，技術是該書詳細討論過的一個主題，但科恩錯誤地描述了該書對該主題的探討。例如，《軍事力量》並沒有假定「技術停滯」（technological stasis）。相反，技術被視為一個變量，正是為了研究變化的影響。這本書並沒有發現技術變化不相關或不重要。本書所主張的是，技術的影響（雖然重要）比今天的討論中廣泛假定的影響要小且存在差異。特別是，技術的主要影響是放大兵力運用選擇的後果；如果不考慮兵力運用，技術評估可能會出現根本性的錯誤。而且，先進的技術不可能壓倒現代兵力運用體系的作用。但是，擁有更好的技術總是有利的，該理論中沒有任何關於「無情的反技術主義」的主張。信息基礎設施是該書討論技術的核心，而後勤的作用在該書討論擴大戰果行動（exploitation operation）中的技術時是很重要的，儘管是隱含的。
統計分析是否靠不住？
科恩和霍洛維茨-羅森都對這些統計數據不滿意，儘管原因非常不同。科恩最終沒有被說服，他不認為大樣本分析對解釋世界來說普遍作用不大。他對《軍事力量》中的細節提出了一些次要意見，但對他來說，真正的問題是方法本身，而不是方法在任何特定研究中的實施。我們在統計學的潛在效用上顯然有分歧。但作者相信，每一個主要研究傳統都有一些重要的缺陷和盲點（包括統計方法和科恩更傾向於使用的小樣本方法）。這也是我使用混合方法研究設計的原因：減少研究結果是任何特定方法的缺點所製造出的假象的機率。
霍洛維茨-羅森還提出了一些其他統計學上的批評；也許最重要的是，他們聲稱這一章缺乏任何對「兵力運用」的直接衡量，從而削弱了其研究結果。他們指出，作者使用的「國民身份」虛擬代理變量囊括了不僅僅是兵力運用的影響，因此作者不能把虛擬變量的表現完全歸因於兵力運用。這是事實。然而，這並不與分析相矛盾。統計數據並不是要在真空中「證明」作者的理論；就像任何實證檢驗一樣，它們只是區分替代理論的相對有效性。
是什麼解釋了兵力運用？
《軍事力量》將兵力運用視為一個外生的獨立變量：它並不試圖解釋國家為什麼要這樣運用它們的兵力。相反，它解釋了兵力運用和戰鬥結果之間的關係，只認為兵力運用會有變化，而不是為什麼變化。弗里德曼和霍洛維茨-羅森對此都不滿意。
霍洛維茨-羅森認為，該理論缺乏對兵力運用的解釋，這對理論構成了基本挑戰。在解釋缺失的情況下，我們怎麼知道兵力運用不是由軍用物資造成的？如果兵力運用是由軍用物資造成的，那麼就不能說它比物資更重要，甚至可以說它與軍用物資是相互分離的。那麼，這個理論就會出現一個內生性問題：它的關鍵獨立變量將不是真正的外生變量，而是內生變量（即由理論中的其他變量決定）。
當然，任何理論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任何因果主張總是被嵌入到一個更長的先驗因果鏈中：比如，戰爭是由權力的不平衡導致的；權力的不平衡是由不同的經濟增長導致的；不同的經濟增長是由不同的地理稟賦導致的；不同的地理稟賦是由板塊運動導致的，等等，而這個鏈條的唯一真正終點在於上帝或量子力學。除非我們的理論從神意（Divine Providence）開始，並從那裡推導出來，否則總會有一些無法解釋的先驗關係，產生我們的「外生」獨立變量。而由於這種關係是無法解釋的，它原則上可能涉及一些被包含的變量。這是社會（或物理）科學中的一個正常事實；這幾乎不是《軍事力量》所獨有的。
霍洛維茨-羅森假設，國家會根據他們的物質條件選擇最佳的兵力運用（因此只有物質條件是真正的外生和決定性的）。然而，案例研究顯示，與當前火力和其他物質條件不匹配的兵力運用的例子反覆出現。當然，這不是一個完整的（或有效的）兵力運用理論，但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國家不會簡單地採用物質上最佳的軍事方針。也許，在兵力運用的某些更深層次原因與技術或數量優勢之間存在著一些尚未發現但意義重大的聯繫。畢竟，我們永遠無法排除這種可能性。
相比之下，弗里德曼更傾向於把兵力運用理論的缺失看作是錯失的機會。兵力運用差異的原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國會使用現代兵力運用體系嗎？敘利亞會嗎？伊朗會嗎？朝鮮會嗎？如果兵力運用像我所說的那樣重要，那麼這些問題對於合理的國防規劃至關重要。《軍事力量》試圖表明，不同的國家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運用它們的兵力，但這遠遠不是一個系統的理論，它並不能用來預測任何特定國家在任何特定的時間會如何使用它們。更廣泛地說，弗里德曼希望對政治在發動戰爭中的作用進行更系統性的分析——無論是以國內政治需要塑造戰鬥行為的形式（如福克蘭群島），還是以政治在戰鬥結果轉化（或不轉化）為戰爭結果的作用。弗里德曼說得很對，這本書排除了許多此類問題。它的框架緊緊圍繞著兵力運用、技術、數量優勢和戰鬥結果之間的關係——它確實是一種戰鬥理論，而不是一種戰爭理論。
如果不首先確定現代體系對戰鬥結果的重要性，那麼解釋採用現代體系的前提條件的理論是沒有意義的。然而，這些任務中的任何一項本身就是一項長篇大論的工作。本書關於戰場成功所需的戰術和作戰行動的研究結果，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手段，來構建一個關於政治在戰術和作戰行動中的作用的進一步理論。
詞彙積累
擴大戰果
Exploitation
技術停滯
Technological stasis
神意
Divine Providence
縱深防禦
Deep defence
正面
Frontage
事後
Ex post
譯者：阮鎮煒，國政學人編譯員，倫敦大學學院政治學系安全研究專業（碩士），興趣領域為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心理學。
校對 | 陳暄傑 黎開朗
審核 | 丁偉航
排版 | 肖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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