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發慧
真實的時間經驗的核心不再是線性時間中精確、飛逝的瞬間，而是存在經驗自身有限性的真實決定的時刻，存在每時每刻都從生延續到死，它小心翼翼地前進，隨意決定原始歷史性的命運。
——海德格爾
馬鈞是一位能夠在知識的完備與內心的溫潤之間取得平衡的批評家，他的批評在旁徵博引的雜糅中抵達對文本、人世的接受與容納，從不停留在只針對此文此物的評述和闡釋中，他的批評向博學開放，在縱橫捭闔之間投射自己內在的心靈形式，而且他的批評總在廣博的張力之中獲得精準，在向外的突破中獲得內在的微妙穩定。這部花費十多年光陰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時間的雕像——昌耀詩學對話》，便是馬鈞詩學觀念和批評實踐的集合，「時間」「雕像」「對話」三個關鍵詞，以高度的命名能力呈露一位批評者與詩人之間召喚式的生命記憶，從對過去生活的穿越中沉思生命和詩歌的本質。
這部批評專著中馬鈞試圖用豐富而不混沌，內在而不陰鬱的聲音把握昌耀和自己經歷的歲月的本質。他收放自如的知識運用能力控制了批評學理向學院派研究的靠近，也用引經據典拒絕了批評情緒向大眾的滑坡，厚重的青色書身湧現了研究中的靜默與熱烈、體認與接納，這一切關乎昌耀也關乎閱讀。閱讀的深度經驗或深度的閱讀經驗已成為馬鈞批評的關鍵詞，他所要描述和構建的是一種細緻入微的知音式的閱讀體驗形成的詩學觀念，這個體驗與詩歌、詩人保持著田園般的淳樸關係，是現代社會中於瞬息萬變中尋找永恆精粹的精神震顫，像極了洛陽鏟輕輕敲動之後豁然開朗的欣喜。當然，抵達這一驚顫之前必然要遠離當前的生活，將詩歌當作精神抵抗外界刺激或干擾的有效方式，作為詩人的昌耀是這樣實踐的，作為批評家的馬鈞也是這樣回應的。我們這一代人體驗昌耀的個人情境和時代語境已是一種經驗的不可能，馬鈞所做的恰好是彌補或修復這一不可能，用對話的形式製造一種引人感同身受的情境，用個體語言與經驗之間關係的邏輯場域呈現給我們一個關於語言和談話的事實，而這個事實又涉及一個核心的基本命題——時間。
作為批評家的馬鈞極具鋪展的能力，他把對時間的確認落腳於「遲暮風格」「空間想像」「此刻世界」「語言拼貼」等多個詩學主題，以切近經驗的珠鏈式書寫完成對昌耀詩歌歷史的勾勒，這種詩學化的概括也讓昌耀的詩歌獲得了新的秩序。馬鈞也從不避諱將自己的閱讀帶入對昌耀詩歌的批評中，但是他對昌耀的閱讀是一種自主內化和個體化的經驗，是多個碎片構成的有機整體，他涉及的經驗不止閱讀和歷史現實，而是一種關涉生命現實的整體性，是他對昌耀設身處地的理解和體察的凝練。其中包括昌耀本人及其詩歌變化著的形象、期待與事實衝擊式的印象、瞬間一瞥的猝然中斷等，他都以一種卓越的智性表現出來，尤其是從歷史的角度和詩學內里深究昌耀之所以成為昌耀的根源。在此意義上，馬鈞是以時間為契入點，談語言與經驗、自我與他者、意識與主體性等問題，對於這些對偶概念範疇的詩學實踐，他很巧妙地設置了「憨敦敦」和「澗底松」兩位一張一弛一俗一雅的對話。
就《時間的雕像》而言，對話性體現出的互文性完善了這本專著的指涉功能，如熱奈特所言「一個文本在另一個文本中的確定存在」是憨敦敦和澗底松兩個人的共現關係，而這種對話性本身則是作為批評者的馬鈞與作為詩人的昌耀之間保持的陳述關係，而且這個陳述關係是一種多語現象的整合，使得寫作的生產力表現為一種思辨、淵源和影響。在對話性演變為互文性的過程中，由於以詩歌文本作為基礎，因此這個過程也並沒有喪失客觀的現實基礎。馬鈞將他心中（作為讀者）的昌耀放在文本中，昌耀成為了一個參照物，由此形成的文本效應並不排斥外部世界，而是以互文性關係的複雜性解釋了詩歌和世界的多元性與複雜性，這不失視為馬鈞的詩學努力之一。
對話意味著編織情節，意味著從偶然性中提取必然的理性，在個別中尋找普遍，在時間的片段獲取情理之中的必然，這是詩學組合情節的藝術，時序性為對話提供了可理解的邏輯性。馬鈞用閱讀和品評來消解和修復昌耀詩歌中的斷層與空缺，讓詩歌中的客觀結構擁有具體化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對話將品評轉變為一種交際功能，建立在詩歌基礎上的對話品評形成的張力讓文本表現出一種戲劇性效果，而文本內部的戲劇性效果也是一種認知表述，因此，憨敦敦和澗底松互為對象的虛構性聯結將此戲劇性的核心懸置。昌耀的詩歌作為此懸置物的落腳點和關聯物無疑是馬鈞視角的迅速交替，各種不同的視角在對話中被不斷融合，而且在融合中形成了馬鈞寫作的顯著特徵。無意於用一個已有的具體概念定義或歸納概括這個特徵，但它或許可以這樣被描述：對不能共存的事物的規律性超越——使困惑變成情感的共鳴，使喜悅變成詮釋，使細讀成為一種姿態，把閱讀中的觀相展示給讀者。或許，批評的藝術只能通過施加於批評者身上的影響來獲得表達，並形成一種體驗。如此，作為批評家的讀者，我感受到的是馬鈞的詩學對昌耀詩歌的超越，其意義在於引發一種效仿的欲望。
當下對昌耀的再描述是必要的，讓昌耀的詩歌自身形象更加清晰和立體也是必要的，這並非對詩人或研究者而言，更確切地說，是由於真實性的需要。馬鈞的研究是對這種真實性的尋覓和還原，他猶豫、摸索、尋找行動的空間、分析的工具和適當的干預方式，以及社會中構成文化的方式，辨認出真正的問題：昌耀的自我創造是什麼？如此，必須關注昌耀詩學觀念在詩歌實踐中的運作方式，以及湘楚文化、青藏文化在其詩歌中的挪移。因此，馬鈞的批評眼光也必將轉向「易逝的」「迅速傳播的」「從外部賦予的」「偏離又靠近的」等多種迂迴曲折的闡述。
詩學敏感在馬鈞身上以博聞的個體經驗被隨時調動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尊重詩人內在的自由，將批評的注意力集中在細微的詩歌空間中，在這些空間中注滿悄無聲息的巧妙的解讀，經由不同知識的立體闡釋營造出一種計策的美學，也是在實踐一種「行為的風格」。《時間的雕像》中對話路線與書信札記的交織，很難形成明確的分割，這是一個富於觀察與體驗且深入的實踐，昌耀詩學的歷史與馬鈞詩學觀念的共同運作讓昌耀成為他自己詩歌的變體，而這個變體在馬鈞的批評實踐中得到闡釋的明晰，恰如雕刻者銼刀中展現的自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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