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戀、彩禮、生育……當下圍繞性別的話題如此爭論不休。
這種壓力，甚至讓B站UP主「全嘻嘻」等三位畢業於北大的成熟女性，也需要迫切地向一位75歲的日本老人尋找一份標準的參考答案。
這位老人，身材瘦小，但鮮紅短髮利落帥氣，語調溫柔但剖開的是殘酷的現實。
她就是上野千鶴子，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的身份是她學識天然的背書。在國內的社交媒體上，上野千鶴子儼然成為了一個符號：一位「完美」的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熱」背後，是中國女性對進步思潮的渴望。
若果我們溯源上野千鶴子的成長，一名全球知名女性學者、東亞女性主義者、女性學學科創始人的「煉成」，並非一蹴而就的，也並非如全嘻嘻那個或曰無知、或曰陷阱般的提問：「成為女性主義者，是因為被男人傷害過嗎？」，那樣被動、無力。
一名女性主義者誕生，必然帶著社會的、歷史的疤痕，就像上野千鶴子曾說，如果她100%不厭女了，就沒有必要當女性主義者。女性主義者，就是不斷與內在的厭女心理以及外界的女性困境做鬥爭的人。
比起金句頻出的知名學者，或者奉上智識高壇的女性主義「百科全書」，上野千鶴子身上最給人力量的，大概還是她作為一名真實的女人的故事——如何掙脫性別角色的束縛，以及如何保有改變世界的決心：即便改變可能很緩慢，但它確實在發生。
讓全日本感到麻煩的女人
上野千鶴子曾說，要了解一個人，最重要的是知道這個人在什麼樣的時代，經歷過什麼事情。
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三年，恰逢日本的嬰兒潮世代，上野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
從構成來看，這個家庭在當時的日本稱得上「典型」：當醫生的父親是大男子主義十足的人物，母親是全職太太，家中的奶奶並不滿意兒媳，而父親與奶奶永遠屬於同一陣營。
上野千鶴子的父母因自由戀愛結成婚姻，但兩人婚後關係不好，母親多有抱怨，常對孩子們說：「我不離婚還不是因為你們」。
上野將自己的媽媽形容為普通的、差勁的、讓年幼的孩子產生負罪感的母親。在家中，她是母親身邊那個「冷眼旁觀」的女兒，她很早就開始了對家庭的觀察：媽媽，就算換一個丈夫，你的不幸也不會消失。
對於出生在嬰兒潮世代的日本人來說，上大學不是一件普遍的事，當時男性的升學率為20.7%，女性的升學率更低，只有4.6%。
身邊的環境會誘導年輕的女孩不必追求過高的學識。上野千鶴子考大學時，從小教育她要「學習一門手藝」的母親話鋒一轉，說「女孩子讀短大（類似於大專）就夠了」；她的父親給她拿來「配有宿舍的女子大學」的宣傳冊，希望她能上離家不遠的神戶女子學院。
上野千鶴子當時的想法只有一個：快點離開父母。
這是一顆單純的叛逆之心，儘管叛逆得不算徹底。年輕的上野想去東京，但父親覺得那不是一個女孩兒能獨自闖蕩的地方，因此她選擇了京都大學。
在上野讀大學的20世紀60年代，全世界迎來了一股解放性的力量，青年男女站在一起，反對戰爭、種族歧視，追求文化多元與性解放。
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也誕生於這股力量之中。1968年，巴黎爆發五月風暴，法國女人此後才獲得終止妊娠的權利。
日本也爆發了以反對越南戰爭為背景的學生運動。當時的上野千鶴子向猥瑣的「大叔」扔過石頭，也給運動「前線」的男同學捏過飯糰。
在這個過程中，部分女性發現，原本她們認為的男性戰友，並不是真正的同盟。他們按照用途給女人分類，在私底下嘲笑那些對性主動的女學生為「公共廁所」。
正是這些被背叛的女性社會主義者，成為了女性解放運動的旗手。意識到性別的巨大鴻溝，上野千鶴子不由感到憤怒，她說：「我之所以成為女性主義者，是出於私憤。」
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中，上野千鶴子說過這樣一段話：
「經常有人說『因為私憤成為女性主義者太不像話』『真正的女性主義應該是男女共同追求性別平等。』」
「每次我都會想『呸！』，我為私人怨懟而戰有什麼不對？」
個人的即政治的，上野認真地對待著自己的憤怒，並總是表達出來。就這樣，她逐漸變成了一個讓全日本感到麻煩的女人。
為母親復仇
「我的工作是什麼呢？」，上野千鶴子在《最後一課》中自我介紹，「就是把女人們心中的問題翻譯給大叔們聽……我做的就是從這樣那樣的現象里，提出問題，擺出數據給他們看。」
在過去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女人們心中的問題，或者說，她們曾經在某一刻產生的不解、憤懣，是不被公開提起的。她們集體帶著這樣的情緒，度過「沒有差錯」的一生。
二戰之前，日本男女七歲不同席。到了上野千鶴子這一代，他們得以在一種表面的男女平等中度過校園生活。但一進入社會，她們就發現一切都與想像中不同。
選擇讀四年制大學的上野，沒有考慮過未來的生存問題。那是一個「女性理所當然成為主婦的時代」，日本中產階級女性的模範人生就是結婚、生養，成為家庭主婦，社會默認女性進入職場的年限只有兩三年，一旦結婚就會辭職。
當時，大學畢業的女性很難找到工作，企業面對她們也會束手無措。除了公務員與教師，日本社會中就沒有其他合適的選擇。
根深蒂固的性別文化就是這樣展開無形的操縱，為了將女性框定在有限的選擇內，那些「非主流」的女人就會受到懲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上野千鶴子都沒法養活自己，當她終於被一家女子短大聘用時，簡歷已經遞出去23次了。
她曾說：「我們這一代的女性大都有過不甘心的經歷，覺得不應該這樣。」
上野千鶴子的專業是社會學。和專注自我的詩人、小說家不同，這是一門對「外面的人」抱有好奇心的學科。作為一名學者，上野千鶴子的研究領域十分廣闊，但從最初的主婦研究，到後來對老年護理的興趣，都與她的親身經歷緊密相關。
1982年，上野千鶴子完成了學術出道作《讀懂主婦論爭》。除了母親就是全職主婦之外，上野千鶴子研究主婦的契機，還是源自二戰後日本職業女性對全職太太的批判。
1993年，上野千鶴子受聘於東京大學，是歷史上東大文學院的第三位女性教師。
上野千鶴子常說，在她們之前，日本是沒有女性主義的。該怎麼理解當時的情形呢？她借用他人之言，引進西方概念，比如什麼是家暴，什麼是性騷擾。這些每一個如今看來再尋常不過的詞句，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說，都意味著一次觀念的革新。
這其中的重大意義在於，社會的語言，被女性主體的經驗重新書寫。如果說，女性主義有什麼立竿見影的實際效用的話，就是為女性過去深埋心底的那些「不舒服」找到理論的武器，所有的「不適」背後都牽著一根古老的繩子，終於不再是「我的過錯」。
在上野的女性主義論著中，能看到她鮮明的反戰思想。在其1998年發表的《賦國家主義以社會性別》中，她重新審視了女性與國家、戰爭之間的關係，指出了慰安婦不是賣淫者而是受害者（在有慰安婦出現指認之前，日本人一直相信著有關慰安婦的「另一種事實」）。
在《讀懂主婦論爭》的基礎上，上野千鶴子出版了另一本重要的學術著作《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從這本書中，可以觀察到上野對資產階級女性解放思想的割席，她認為女性主義理論有且只有三種，即激進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
上野千鶴子認為，資產階級女性解放思想主張公正的權利，但沒有解釋社會的「不公正」是怎麼實現的。她還批判了北美白人中產階級女性救助組織的局限性。
誠然，這些擁抱女性主義的中產救助者在現實中幫助了無數被家暴的妻子、被侵犯的女性，但如果不對她們如此遭遇的根源進行追究，永遠站在受害者之外的第三方位置，只會陷入「西西弗斯式的勞動」。
這便凸顯了理論的重要性，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視域下，上野提出，近代女性受到來自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男性在經濟上的主導地位與女性在經濟上被剝削的事實，構成了資本主義運行的基礎。
對女性的經濟剝削是何以實現的呢？按照傳統的性別分工，女性在家庭中承擔家務、育兒和照顧老人的勞動，這些行為之所以能被稱為勞動，是因為它們可以轉移給他人。長久以來，女性在私人家庭中一直從事著這些免費的勞動，而免費，即意味著被剝削。
無償的家務勞動揭示了傳統婚姻內女性的真實處境。《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一書的寫作跨越十年，上野千鶴子說，她用十年的時間，終於為母親實現了復仇。
弱者也能獲得尊重
對於上野母親那個時代的女性來說，「不結婚」從來不是人生的選項之一。而像上野一樣出生在日本嬰兒潮世代的女性，「敗犬」（30歲以上未婚未育的女性）和「單身貴族」的比例為3%。
女性主義的浪潮看似浩浩湯湯，不可阻擋，但在現實里的進程是極其緩慢的。
上世紀80年代，當上野千鶴子在日本引進「無償勞動」這一概念時，首先反駁她的恰恰是全職太太們，她們聲稱自己從事的是愛的勞動，不能用金錢衡量。
在與1978年出生的漫畫家田房永子的對話中，上野千鶴子失望地發現，她們經過艱苦鬥爭總結出的概念與話語，沒有被下一代人繼承。許多年輕人感到新奇的話題，事實上早已經在半個世紀前已經就聊過了。
歷史的規律似乎總是這樣，激烈的學生運動往往留下犬儒主義的遺產。進入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成為席捲世界的主流經濟思潮，地球持續發生著變化，但許多深刻的矛盾依舊深刻。
1985年，日本制定《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這一法案有效提升了女大學生的僱傭率與女性員工的工作時長。然而事實上，《均等法》頒布後，日本職場中的性別結構差異並沒有消除，女性仍然面臨著一道隱形的職業天花板。公平的制度以自由選擇之名，掩蓋了現實中的性別歧視。
「很多人都想當然地認為經濟發展會導向性別觀念的進步，但在日本30年，新自由主義沒有改變性別的差異，而是對性別差異（進行了）重構。」近段時間，上野千鶴子在與國內女性主義學者戴錦華的對話中提到，她誓死不與新自由主義為伍。
根據上野的設想，在「自由」的選擇之後，女性將被分為三派：少數的精英職業女性，多數的邊緣化職場女性與全職主婦。
少數精英女性的存在，沒有改變任何結構性的差異，她們只是原有制度挑選出的新獲利者，她們原本遭受的剝削，被部分轉移到更加弱勢的中老年女性或移民群體之上。
從個人來說，在固有的社會結構中，努力讓自己成為勝出者沒有什麼不對，但從上野的「不與新自由主義為伍」的來看，她真正關注的，並非個體女性的地位變化，而是集體的女性命運。
「不是讓女人變成男人，也不是讓弱者變成強者，男女同權追求的是弱者也能獲得尊重的思想」，上野千鶴子在東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上說到。
「上野千鶴子熱」
2019年，東京醫科大學爆出的招生醜聞，以及蔓延到日本的全球反性騷擾運動，都讓上野千鶴子在東大的演講成為一種必然。
這場演講，給日本社會投下了一枚炸彈。儘管上野也因此受到「在公開場合夾帶私貨」的攻擊，但更多引發了強烈的共鳴。
作為女性學的奠基人，上野千鶴子在日本性別學界向來是知名人物，但早期她在公共領域並不活躍。上世紀90年代，日本電視節目中活躍的女性主義者只有田嶋陽子一人，然而，由於媒體的操控，她在多數人心中是一個被嘲笑、被輕視、沒男人愛的形象。
田嶋的遭遇，讓上野感到格外「沒意思」，40歲以後，她就幾乎不看電視了。
不過到了21世紀，一股新的氣息涌動起來，上野千鶴子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地接觸公眾。如今，在寫作與接受採訪的間隙中，她每年都要做一百多場演講。
在學者的身份之外，上野還是非營利組織WAN（Women’s Action Network）的理事長，這是一個為女性提供信息與交流場所的平權機構。在WAN成立十周年的演講會上，上野用「我是引發輿論爭議、為WAN做流量貢獻的理事長上野千鶴子」介紹自己。
當下的日本社會，上野千鶴子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名字，而在鄰國中國，同樣發生著一場關於上野千鶴子的潮流。
2018年一個秋天的傍晚，一名東南大學的青年教師給上野千鶴子發了一封郵件，裡面寫滿了她對上野三十多本著作的讀後感，並邀請上野來她執教的大學進行演講。
出乎這位教師意外的是，上野千鶴子在第二天就答應了她的請求。
從發出郵件到最後的講座落地，隔了一年時間。在這一年，上野千鶴子在東京大學開學典禮上的演講也在中國的網際網路上廣泛流傳，一下子提高了她的知名度。講座當天，場地容納人數只有200人，但到場的人數超過了300。
性別議題在輿論場的持續發酵，汲取女性主義知識的需求。上野千鶴子的圖書在近些年被密集地引進中國。在2020年到2022年三年時間內，國內共出版了10本上野千鶴子的著作。
「全嘻嘻」等人與上野千鶴子的對談，以及由此引起的網際網路對女性主義空前的討論，讓「上野千鶴子熱」再度投射到生活的每個角落。
誠然，上野千鶴子的理論不能回答中國所有的性別問題。同樣的，上野千鶴子她在那個時代面臨的最大挑戰，與今天女性面對的也有所不同。
但有一點始終是一樣的，渴望進步的女性都站在歷史的最前沿。在她們面前的，是一片從未有人涉足過的荒野，在那裡，沒有一種名為幸福的經驗可供借鑑。
但最重要的是行動與改變。就像上野千鶴子說的：「我能夠自負地說，是我們改變了社會。」
改進社會的行動，由每一個個體自己踐行。
作者 | 寶珠
編輯 | 吳擎
值班編輯 | 莫奈
排版 | 茜雯 鄭澤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