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緣一說

編輯|緣一說

前言

西方國家對殖民地的統治不僅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和行政體制,還要發展強大的文化力量,使被統治的民族和國家對西方國家產生強烈的認同感。

比照集團行為是在殖民地產生的以西方文化為榮、嚮往和追求西方社會的行為方式和社會現象。

亞當·溫斯羅普

在亞當·溫斯羅普的兒子約翰（後來的麻薩諸塞州總督）的早期通信中，愛爾蘭的地理位置與父親日記中大致相同。

然而，有一個顯著的區別：雖然約翰·溫斯羅普一直與他在芒斯特的堂兄弟保持聯繫，直到1628年，他更關心愛爾蘭政府中心的發展。

當時他似乎認為，整個愛爾蘭王國可能會被英國人塑造成一個真正虔誠的社會。

因此，他派他的長子小約翰去都柏林三一學院接受教育，因為其他熱心的新教徒也相信，在維持虔誠的課程和環境方面甚至超過了仿照的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

溫斯羅普認為學院的進步只是將愛爾蘭從對罌粟花的反常依戀中解救出來的一步，但他似乎被他的姐夫都柏林政府官員和虔誠的牧師的努力所說服，然後享受著贊助查爾斯·庫特爵士，該種植園將成為救贖整個國家的工具。

約翰·溫斯羅普投資了這些企業，並於1621年親自訪問了愛爾蘭，他當然考慮過在那裡安家：「我希望上帝能開闢一條讓我在愛爾蘭定居的道路，如果是為了他的榮耀。」

碰巧的是，上帝下令約翰·溫斯羅普的家應該在馬薩-切斯特斯，而不是在愛爾蘭，但事實表明，他和其他成千上萬的英國人一樣，考慮參與各種國家在愛爾蘭贊助種植園，而不是在大西洋彼岸或更遠地區的更具投機性的冒險中賭博。

關於英國「國內」和「海外」殖民之間的這些相互聯繫，人們已經寫了很多，這有時被比作摩爾人西班牙收復失地與征服新西班牙之間的聯繫。

在這兩種情況下，歷史學家都發現，他們與海外殖民相關的程序和理由一直使用到近代早期，這令人費解。

這種困惑源於這樣一種觀點，即殖民化是歐洲列強保留的程序，旨在維護他們對「外國」人民的權威，而這反過來又將「異性」與遠離歐洲的地方聯繫起來。

這種假設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它們不允許所有受過教育的歐洲人都意識到，殖民化是羅馬人在古代用來在整個歐洲大部分地區提高權威和文明的一種方法。

在中世紀，盎格魯北歐人用來擴大他們的影響力，包括他們參與英格蘭、蘇格蘭土地、威爾斯和愛爾蘭。

這些先例對愛爾蘭的英國人、低地蘇格蘭人和古英語特別有吸引力，因為他們都敏銳地意識到，他們自己的社會起源於征服。

因此，對這些人來說，一旦通過說服進行的改革顯然是徒勞的，訴諸殖民方法幾乎是自動的回應，因為他們通過先例和馬基雅維利等近期理論家的論文都相信，建立殖民地是適合他們自己時間和地點的程序。

此外，對於蘇格蘭、英格蘭和愛爾蘭的諾曼人後裔來說，他們的首要任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在參與更多投機性的冒險之前，他們的道德責任是不太清楚。

此外，在新教徒看來，完成這一國內議程應該優先，因為新教改革在國王自治領的外圍方面進展甚微。

托馬斯·史密斯爵士

作為政治論文《英格魯共和國》的作者，史密斯在討論他的阿爾斯特冒險時明確表示，將英格蘭的「大英國協」擴展到其歷史邊界之外的唯一方法是通過軍事征服，然後按照羅馬人青睞的路線建立殖民地。

對於古典主義者和前民法教授史密斯來說，殖民化的詞彙和方法都源於羅馬實踐，並證明了他試圖在阿爾斯特建立的殖民地的等級和專制特徵。

然後，這個殖民地將有助於使阿爾斯特的蓋爾人文明化，就像羅馬殖民機構文明古英國人一樣。

威廉·斯特拉切伊在談到維吉尼亞州的英國定居者對那裡的土著居民的責任時也提出了類似的論點。

當他也引用了他自己時代的西班牙例子時，這是因為這也符合他對古典先例的理解。

這些例子表明，那些考慮殖民選擇作為擴大民間社會範圍的手段的英國人看到了所有受過教育的歐洲人通過學習古典文學獲得的共同知識庫。

史密斯的觀察和斯特拉奇等更正式的敘述，使「殖民地」一詞成為「種植」的同義詞，使其成為具有更溫和園藝聯繫的術語，從而削弱了與「殖民地」一詞相關的尖銳邊緣。

因此，阿爾斯特種植園的「接受者」被要求「種植或安置一小部分，其中24名18歲的有能力的男性是英國人或內陸蘇格蘭人」。

北美的各種英國定居點從一開始就被稱為「種植園」，1660年君主制恢復後為監督所有這些項目而設立的官方機構被稱為貿易和種植園委員會。

更強調的是，當約翰·彌爾頓將其比作造物時，消除了與種植園相關的任何污點，稱讚上帝是「主權種植園主」，他「將萬物都框定在人類令人愉快的使用中」。

它表明，早在所謂的「發現」發生之前，殖民化就一直是歐洲政府軍械庫中的武器，而且在殖民化變得更加嚴重後很久，殖民化就繼續在歐洲使用通常與遙遠、異國情調的地方有關。

識別這些先例和相似之處很有趣，但人們必須意識到，雖然這些可以鼓勵英國人更遠的地方冒險，但在這一時期開始時，他們也幫助了殖民勢力，甚至使其走上了虛假的足跡。

因此，在定居的早期，英國人在完全不同的氣候和經濟環境中的殖民化經常遵循相同的路線，因為不同的促進者有相同的假設，這些假設源於古代或中世紀的先例。

商人往往是殖民化的主要支持者，在處置上是保守的，依靠標準程序來促進和監督手頭的任何任務，無論可能出現的不同情況如何，這也導致僵化。

例如，將倫敦公司在阿爾斯特種植園履行職責時遵循的程序，與百慕達和維吉尼亞州伯克利家族種植園工作的命令進行比較表明，贊助機構在每種情況下都任命了一個人在當地代表其利益，並且此人在做出任何涉及財務支出的承諾之前必須從家中接受詳細的指導。

這種密切監測導致了關於各自殖民地種植地的測量和劃分以及自然開發的公式性信件資源，內容幾乎相同，不考慮到代理商運營的完全不同的環境。

這種對例行公事的依戀可能導致大量浪費精力，但它也產生了詳細的報告和成本計算，為實踐中的殖民化提供了寶貴的見解。

阿爾斯特、百慕達和維吉尼亞州的雄心壯志是創建模範社會，但也預計技術熟練、有進取心的人將有機會在新環境中發財。

因此，維吉尼亞州的信預測「任何年輕辛苦的誠實的人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在這個國家致富」，這與阿爾斯特種植園宣傳員的預測相似，即所有去阿爾斯特的工匠或經驗豐富的丈夫都會「被努力所估計並迅速致富」。

殖民地的文明和安全

與此同時，兩家企業的發起人都警告說，非熟練工人和窮人在各自的社會中將沒有立足之地，來自阿爾斯特的布倫納哈塞特的可怕警告。

來自羅馬先例的另一個共同假設是，如果殖民地要保持文明和安全，就必須組織成城鎮甚至城市。

托馬斯·史密斯曾試圖圍繞其預計的首都伊莉莎白組織他在阿爾斯特的私人種植園，17世紀初阿爾斯特國家贊助的種植園的支持者也堅持認為，定居者社區必須圍繞城鎮網絡組織起來。

為此，他們不僅舉起了羅馬人通過建立城市傳播文明的榜樣，還舉了崇高的先例，即在諾曼征服愛爾蘭時，布里斯托市與國王亨利二世達成協議，從維京人手中接管都柏林，並與平民和解。

這「種植」不僅給布里斯托帶來了名聲和利潤，而且「也不是文明和確保該國這一部分地區安全的最起因」。

懷著類似的意圖，維吉尼亞州伯克利種植園的發起人於1619年9月4日委託他們的代表約翰·伍德利夫船長：

「建立和建造一個名為巴克利的城鎮，並在那裡安置和種植我們的人和多樣化的其他居民，為了全能的上帝的榮譽，基督教的擴大，以及該國一般種植園的增加和收入，以及我們自己、男人和僕人的特殊利益和利潤。」

種植園的業務將從這個城鎮進行，伍德利夫作為公司的首席商人享有貿易壟斷權，他將從其安全出發進行交易，「要麼與維吉尼亞州本地人，要麼與居住在那裡的英國人進行交易」。

兩個種植園的代理人都得到了關於為居民建造房屋和教堂的詳細且幾乎相同的說明，英國推廣者向每一批定居者提供了大致相同的商品，以開始建造這些商品。

這些商品，無論氣候或環境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包括使定居者能夠產生第一次收成的種子，以及贊助商認為使殖民地在商業上可行的作物；但這些清單更多地告訴我們的是英國經濟的不足，而不是特定殖民地的潛力。

筆者認為

西方人把自身作為"文明"的參照物,把殖民地作為野蠻落後的對象,形成比照集團行為天然的認同秩序。

西方國家運用制度和政治權力塑造比照集團行為,並注重通過非官方的社會化制度,製造出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文化鴻溝的假象,使殖民地民眾形成強烈的文化自卑情結和以西方為榮的意識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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