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爭先：第一次工業全球化》，[紐西蘭]馬特耶·阿本霍斯 [加]戈登·莫雷爾 著，孫翱鵬 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移民並非歐洲特有的現象
19世紀是工業全球化的時代，其中最能展現其時代特徵的表現之一，便是全球人口遷移——人和社群的遷移，旨在尋求一個新的定居點，並往往與他們的原籍地相距甚遠。
2004年，歷史學家亞當·麥基翁（Adam McKeown）發表了一篇開創性的期刊文章，其中描繪了19世紀跨洋、跨州人口遷移的範圍，其範圍之廣，令人驚嘆。他指出，1848年後，全球移民數量激增。截至1940年，已有超過5500萬人遷入美洲，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大西洋彼岸的移民，也有一部分來自印度、中國、日本和非洲，占比雖小，數量卻仍十分可觀（250萬上下）。同一時期，另有約莫5000萬人橫跨印度洋、南太平洋（其中大約400萬人來自更遠的地方），5000萬人跨越中亞大陸、進出日本。上述人口遷移中，相當大的部分（儘管並非盡數）發生在1914年以前。
1900年的梁啓超可能心滿意足於「足不出戶」，通過報紙便能「了解世界」。但基於麥基翁的數據，19世紀，數不勝數的人起身遷移，其行跡遍布全球，與報紙帶來的效應一樣，均為工業全球化時代注入了活力。引發並促成這些移民行為的因素不一而足，比如，1815年後開放且相對安全的海上旅行、航運和運輸路線的擴展，以及全球工業經濟體中，人口遷移「推力與拉力」的動態發展。對於這數以百萬計的移民，構成其中每一位移民的身份認同的核心，都是其個人或家庭的故事——講述他們如何決意（或是迫不得已）背井離鄉，去往一個他們所謂的「新世界」，開拓新生活。他們中的一些人，如淘金者或鐵路工人，一生中甚至經歷了不止一次的長距離遷徙。
顯而易見，移民並非歐洲特有的現象。不過，長期以來，歷史學家一貫使用人口遷移模式，來解釋19世紀西方崛起，並逐步占據全球主導地位的成因。例如，歷史學家詹姆斯·貝利奇(James Belich)在其《盈滿大地》(Replenishing the Earth)一書中寫道：「1815年及以後，英國和美國中，以英語為母語的移民數量激增，他們不斷開拓殖民地，乃至遍布全球，此舉為英語世界主導其他國家政治、文化局勢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儘管在貝利奇看來，移民的激增，並不依賴於工業化的最初推動力（因為大部分移民行為發生在蒸汽船盛行之前，但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後）。但隨著工業城市的蓬勃發展，如英國的殖民地（雪梨、新加坡和孟買等），美國的洛杉磯、舊金山、聖路易斯、芝加哥和紐約，移民的數量也隨之成倍地遞增。貝利奇的論點還有許多有待考證之處。畢竟，在1870年之前，遷往美國的所有移民中，有半數以上來自不列顛群島。但隨著工業全球化進程的推進，19世紀50年代後，其影響深入到越來越多的社群，人口遷移模式也逐步多樣化。
電影《前進天堂》（2002）劇照。
於上述發展中，工業化起到了關鍵作用，很大程度上因其影響了大多數社群的社會經濟基礎。一方面，工業化為人口遷移提供了上升途徑與機會，可將其視為「拉動因素」，比如，不斷崛起的工業城市，為人們提供了工作，以及一個得以享受現代化所帶來的「愉悅」的處所。另一方面，工業化也創造了一系列社會條件，使許多人更殷切地渴望遷移，可將這些條件視為「推動因素」，鼓吹人們離鄉背井，啟程去摸索一個未知的未來。
發生在手工工人身上的殘酷故事周而復始地上演
我們不妨思考一下，在19世紀工業中心地帶，工業革命都帶來了怎樣的社會影響。自工業化伊始，社會結構就已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不平等，不僅顛覆了傳統手工業者、工人和土地精英的生活，同時也使工業城市中大量工人階層，不得不面對惡劣的工作、生活條件。不可否認，工業化積累了巨大財富，中產階級各個腰纏萬貫，大眾得益於更加實惠的日用品，發明家們也廣受好評與讚譽。但是，上述所有的發展都伴隨著高昂的代價，並使得許多人陷入舉步維艱、窮困潦倒的境地。
工業化推進後，首當其衝的便是技術精湛的工匠及其所屬行會，他們的工作被價格低廉的勞工接手，其手藝也由機器替代，因而喪失了勞動和政治價值。於是，眾怒難平，他們極力抵制工業發展進程。比如，19世紀初的數十年裡，英國中部地區的「盧德派」工匠曾多次毀壞棉花原料、破壞羊毛廠，以此發泄憤怒；19世紀40年代，德國西里西亞的織工起義抗議廉價製造品的湧入，也同樣具有破壞性；在印度孟加拉地區，一些工匠砍掉了自己的拇指，以抗議從英國進口廉價產品，後者業已嚴重影響了他們的手工業，即便其技巧是那麼爐火純青；1848年歐洲爆發革命，部分地區的革命甚至是由工匠群體所發起的，他們不滿於工業化對其生計和傳統價值的影響，因而揭竿而起。工業化進程中，機械化帶來的優勢與技藝超群的手工工人格格不入，後者很快便發覺機械化威脅到了自己的生存。但機器改進、工廠擴建的進程仍不斷推進，技巧生疏（或不那麼熟練）的產業工人數量激增，新興工業中產階級的財富日益增長，與此同時，發生在手工工人身上的殘酷故事，也在周而復始地上演。
人們可能會認為，產業工人必定會從工業資本主義的勝利中受益匪淺，但恰恰相反，他們更傾向於將自己視作工業化的受害者。1848年，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其中寫道，工人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全世界。」書中大肆批判原始資本主義制度，揭露大都市中無產階級（工業工人階級）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儘管如此，由於工業經濟提供的工作數量與日俱增，其整體重要性突飛猛進，大量農業勞動者依舊選擇離開農村，前往城市務工，尋求財運。因此，這些城市規模迅速擴大。但生活於其中的大多數無產階級，光景十分慘澹，內外交困。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艱難時世》（Hard Times，1854年）、伊莉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的《南方與北方》（North and South，1855年），以及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年），均對無產階級慘澹無望的生活進行了深刻地描述。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這樣一副圖景：1850年，英國產業工人超過英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部分人居住在工業城市，而工業城市的數量也在不斷增長。工人階級的預期壽命約為36歲，與之相比，中產階級的平均壽命約為50歲。這種壽命的差異，源於巨大的貧富差距。英國的中產階級，在全球工業資本主義經濟中受益頗多，因而負擔得起更好的食物、住宿和醫療保健。而工業工人階級，做著開採燃料和製造商品的工作，是工業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螺絲釘」，卻生活於淒風苦雨之下、供給短缺的貧民窟之中。他們的世界，家徒四壁，唯有貧窮。
歷史學家理察·埃文斯列舉了一些具有說服力的統計數據，進一步說明了二者的巨大差異。例如，他指出，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的軍官學員，家境優渥，相比於就讀皇家海軍協會下屬慈善學校的工人階級男孩，二者雖年歲相仿，前者的平均身高卻比後者高出整整9英寸（約23厘米）。此外，嬰兒的死亡率也同樣能夠體現貧富差距。1900年，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嬰兒，其存活率高達96%，而出生於工人階級家庭的嬰兒僅有67%。在法國和德國許多大城市收集到的統計數據也與此相仿，特別是在工業城市，其中的貧民窟擁擠不堪、通風不良，肺結核和霍亂引發的後果更為致命。這些不平等的現象，也並非湮沒無聞。19世紀社會動盪，多次發生革命抵抗、勞工動亂、罷工和抗議，而這些不平等的現象，為這些抗爭活動的興起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解釋。
電影《布魯克林》（2015）劇照。
此外，這些運動還促進了全球範圍內，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勃興。儘管這些政治活動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工人階級的苦難，但「撒旦的磨坊」與「資本主義的貪婪」惡名昭彰，許多人仍情願破釜沉舟，逃離當前的「悲慘世界」，冒著風險進行海外航行，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新環境，開始新的生活。
綜上所述，工業化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在人們決定是否遷移的過程中，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現存的宗教、種族、政治觀點和階級的裂痕，在城市化的動態變化中，只會越撕越大。人們紛紛離開故土，去海外尋找新的機會，例如，1840年代，經歷過馬鈴薯大饑荒的愛爾蘭人和其他北歐人、見證了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的人們，很大一部分都踏上了遷移的旅程。自1850年起，平均每年有25萬德意志人離開歐洲，前往他們所謂的「新世界」，構建「德國城鎮」、商業網絡及社區；並且早在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前，這些德意志人就已經踏出這一步了。在某種意義下，正是這些移民者，塑造了德意志帝國主義，正如英國移民者塑造了英國一樣。
此外，1876—1914年，還有多達1400萬的義大利人，其中以農夫為主，離開了剛剛統一的義大利，前往西歐和美洲尋求更好的生活，其中22%的人，最終紮根於阿根廷或巴西。其他情況，例如政府政策的變化、涉及宗教和少數民族的行動，也會促使人們離開故土。舉例言之，俄國的門諾派教徒長期以來在沙皇俄國都被免除兵役，但在19世紀70年代，他們卻被強求加入軍隊。因此，迫於形勢，一些人移居加拿大，另一些人則選擇了美洲的其他地方。
19世紀全球人口遷移的多樣性
值得重點關注的是，在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期間，人們分別見證了經濟繁榮和衰退期。在19世紀的經濟蕭條時期，鮮少有政府具有社會福利機制或金融工具，來「緩衝」廣泛的失業、貧困帶來的打擊。19世紀後半葉的一系列政治騷動，推動了部分「緩衝」機制的形成。但在1815—1914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更常出現的場景是，工人不堪饑寒交迫，紛紛離開故鄉，遠至帝國殖民地，開闢新生活。例如，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長期蕭條困境期，發生了幾次大型的歐洲人口外遷。這短短20年間，因價格暴跌、種植農業向放牧業的轉型，英國的糧食產量下降了26%。
此外，英國的農業轉型，也造就了農村大規模的失業——畢竟，飼養動物所需勞動力少於種植業。因此，這一時期，英國有超過25萬人放棄了農業生產。大部分人投身工業生產，另有一些人離開了祖國，另尋出路。出於同樣的理由，且國內工業就業機會又相當有限，地中海地區有數百萬農民移居海外（其中一些仍在歐洲）。但是，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以及澳大利亞、南非和巴西的專業種植園，業已打通歐洲市場，歐洲外遷者的農產品就價格、質量和數量而言，均無法與前者的產品匹敵，這大大影響了他們的遷移。全球化的工業經濟，使一些富強的國家，得以獲取價格低廉的進口產品，來滿足其國民基本的食品消費需求。這一現象，也引發了全球糧食生產、消費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電影《穀子和鯔魚》（2007）劇照。
正如歷史學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E.H.Carr）的觀點，在歷史研究中，數字至關重要。（19世紀前的）幾個世紀以來，各個帝國均不間歇地開拓殖民地，但其成果，仍無法與19世紀媲美，19世紀人口遷移數量之大，造成的影響深刻且不可磨滅。舉例來說，1790年，加拿大僅有大約25萬名移民，其中以法國人為主，而到了1860年，已有超過300萬名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大多以英語為母語）遷居於此。且不久之後，另有更多的歐洲人，為了擺脫貧困、逃避政治動盪，也加入了這些人的行列。諸如此類的增長，也發生在了澳大利亞。1790年，澳大利亞的白人移民者尚不足1000人，但到了1860年，非原住民的人數竟達到了125萬。但「盎格魯世界」（得名於貝利奇）最大的殖民擴張地還當屬美國——13個殖民地，從最初的380萬人口，到1860年，已增長至近1600萬。又過了40年，美國人口已然高達7600萬。許多新移民者來自愛爾蘭、歐洲的德語區，後來，義大利、東歐和波羅的海地區也紛紛有人遷往美國。
但是，並不只有工業化大都市才具有人口持續遷入的特徵。正如開頭所述，中亞、亞太和印度洋地區發生的人口變化，同樣令人嘆為觀止。而之所以會有大量移民流入這些非歐洲國家，很大程度上也源於19世紀全球工業化。促使大量移民湧入這些國家的推動因素，與大規模種植園經濟增長息息相關，而後者又是工業大都市製造中心的供應源。這些坐落於世界各地的種植園，對於勞動力有著龐大的需求，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的自由、非自由勞動力。19世紀後半葉興起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是如此，其項目規模之大，令人心嚮往之。
1849年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興起一波淘金熱，同時正值美國修建橫貫大陸的鐵路，提供了大量工作機會。因此，200多萬中國和日本勞工受其吸引，遷往美國。另有數百萬中國人，移居中國東北和俄國西伯利亞，投身於當地的鐵路建設。即使是加勒比海、南太平洋、非洲和亞洲的種植園經濟，也有數以千計的中國人和印度人從業於其中。1861年，俄國農奴解放後，也興起了一波向美洲和亞洲東部的大規模移民潮。同時，上海、新加坡市、香港和孟買等港口城市，快速擴張，蒸蒸日上，世界各地的移民因其提供的工業機會，也接踵而至。
但並非所有的遷移行為，都是出於個人意願進行的。1815年，維也納會議達成國際協議，一致廢除奴隸貿易，但這一協議實際上只在大西洋世界奏效。1815年後，奴隸貿易這一形式逐步銷聲匿跡。1865年，在一場內戰後，美國的奴隸制才被廢除。但是，這並不是奴隸制的終結——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奴隸制，仍可見於世界各地，非洲人依舊被當作奴隸、被交易，被迫在印度洋地區和中東的種植園工作。
直到1838年，奴隸制，而不僅僅是奴隸貿易，才在英國及其所控領土上被正式廢除，法蘭西帝國緊隨其後，於1848年廢除奴隸制。西班牙要到19世紀80年代才廢除奴隸制，荷蘭則比西班牙早10年。但是，儘管簽訂了正式協議，歐洲和美國的一些工業中心，卻一如既往地依靠非洲奴隸牟利。比如，在桑給巴爾島（Zanzibar）和奔巴島（Pemba）的丁香種植園、非洲東部沿海的海棗種植園，以及錫蘭島（斯里蘭卡）的珍珠捕撈中心，奴隸制方興未艾。此外，受控於法國的馬達加斯加，也仍存在大量奴隸勞工；中東的許多地方，奴隸制也尚未瓦解。當地的奴隸掠奪者仍然在非洲東部四處尋覓黑人，並將其作為奴隸出售；除了販賣黑奴，他們還殺戮了數十萬頭大象，奪其象牙，以供全球之需。
電影《淘金歲月》（2002）劇照。
契約勞工是種植園勞動力的另一個主要來源，這些人為支付前往「新世界」的費用，同意（或被迫同意）打幾年白工。契約勞工存在形式形形色色，其中大部分均具有高度剝削性，有些甚至與奴隸制別無二致。例如，1834—1907年，模里西斯島招進45萬名印度契約勞工。所有勞工均受到當地極其嚴苛的法律、稅法的約束，這實際上迫使他們一再重新簽訂契約，其地位一降再降，最終形同奴隸。與此同時，奴隸制度的終結，給加勒比地區的種植園主出了一道經濟難題：維持種植園的運轉，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在此情境下，他們該如何確保種植園經濟得以長期生存下去？據歷史學家德克·赫爾德（Dirk Hoerder）估計，1811—1916年，大約有175萬自由、非自由的外國勞動力來到此地，在該地區的糖料種植園勞作，其中包括80萬非洲人、55萬印度人和27萬中國人。
上述所有的全球性人口遷移，無一不展現了人類移居行為對當地環境的深遠影響。無論人們走到哪裡，其文化、世界觀和社會期望都如影隨形。在新的定居地，他們按照既往熟悉的模式和結構，建造住宅、社區設施、村莊、郊區，甚至整個城鎮。他們重塑新環境，使其貼近「家」的感覺，並以「家」為範例為事物命名。以英語世界為例，其地名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倫敦、巴黎、柏林、巴登、惠靈頓、韋爾斯利、新漢堡、新敦提、漢密爾頓、納爾遜、約克、滑鐵盧、斯特拉特福德、泰晤士，以及其他數百個城市名稱、戰役原址和名人的名字，現於千里之外的大陸、島嶼、山峰和水道上。正是19世紀全球人口遷移的多樣性，造就了眾多特大城市的世界性。
全球人口遷移推動了19世紀工業帝國的擴張
19世紀，工業帝國和一眾外國移民的到來，使原住民的土地被掠奪，後者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對於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美國、非洲大部分地區、拉丁美洲部分地區、南亞和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地區的原住民來說，大量水手、士兵、商人，甚至傳教士，來到自己家鄉的港口、河流和沿海地區，尚能曲意遷就。但是，當一船又一船的移民遠道而來，企圖在你的地盤重建「自己的家」，並相應地對環境進行重塑，則須另當別論了。不僅如此，當地經濟因移民的到來，向種植園和採掘業轉型，原住民的社會結構還須適應經濟轉型，以及外國殖民者強加的治理模式。鑑於上述轉變速度之快，影響之大，也難怪許多人「自下而上」地發動抵抗活動，竭力抵制工業化、帝國權力的擴張。其抵抗形式十分多樣，並揭露了一個事實：在許多人眼裡，19世紀的工業全球化進程以及工業帝國的擴張，往往是來者不善、居心叵測。
與日俱增的全球人口遷移，推動了19世紀工業帝國的擴張，以及詹姆斯·貝利奇口中「盎格魯世界爆炸式的擴張」。我們若將19世紀工業帝國所持領土，進行類型區分，則對於該方面的研究大有裨益。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有形帝國（formal empires）通常由三種類型的殖民地組成，可以根據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種類，對每種殖民地進行劃分。
例如，駐領殖民地（settler colony）的移民大部分來自歐洲大城市，且或多或少都希望在當地永久居留。相比之下，經濟生產殖民地（economic production colony）則不太會吸引大量從大城市遷出的人口，儘管仍有數不勝數的非本地工人接踵而至。這些殖民地坐擁大型種植園、礦場、貿易港口，或捕鯨船隊中心，通常由軍隊、海軍部隊，以及少數下派的文職官僚進行管治。與之相似，戰略殖民地（strategic outpost），如港口和沿海屬地等，因其戰略性質——滿足帝國海軍、商船、商業網絡和電報站的需要，通常也不會有大量的殖民者。但毋庸置疑，對於有形帝國的類型區分，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一個地方，起初可能被劃為戰略殖民地，但倘若大量的殖民者紛至沓來，它也能被輕易地歸入駐領殖民地的範疇。而以上這些地方，只需滿足以下條件，便可被劃為有形帝國的殖民地（而非下面即將討論的，無形帝國的範疇）：如果一殖民帝國對該領土提出了主權要求，即使當地的原住民矢口否認，這一主權只需得到其他國家的「合法性」認證，並可成立。這一合法性，主要由國際法決定。此外，列強之間簽署的大量條約和合同，規定了眾多區域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也可作為合法性認證之一。
我們以英國為例，來進一步探究有形帝國海外擴張的性質。顯而易見，19世紀，英國作為一個工業大國，之所以取得了國富民強的成就，得益於其工業革命後發展起來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以及海上霸主的地位。與此同時，其有形帝國不斷擴張，英國人民在該帝國範圍內廣泛遷移，也不斷鞏固了英國的地位。英國的駐領殖民地，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紐芬蘭和南非等地區的「白人」自治領，更是為英歐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得以在全球範圍內復刻，提供了有利的途徑。這些自治領的移民者大多來自英國本土，不過在19和20世紀，英國在一定程度上對外開放，世界各地的人也隨即當機立斷，紛紛來到英國殖民地尋求機遇。
而駐領殖民地，並非只象徵著機遇，還會以別的形式存在。以現今的肯亞為例。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東非地區都構成了全球經濟的一部分。起初，葡萄牙商人來到這裡，與肯亞當地的非洲土著社群做交易。隨後，阿曼蘇丹國強行對其沿海地區進行了殖民化。阿曼蘇丹國與歐洲大國，特別是德國和英國，長期保持著友好的貿易關係，因此富得流油。也正因為這友好關係，1850年後，數不勝數的歐洲探險家、商人和傳教士來到東非。但同時，在肯亞也上演著慘烈的奴隸掠奪，這些奴隸均被送往桑給巴爾和奔巴種植園（也屬於阿曼人的統治範圍）。
1895年，當坦噶尼喀（Tanganyika）的主權由德國移交給英國後，肯亞正式成為英國的保護地。這正式將肯亞納入英國的統治範圍內，奴隸掠奪的行為也因而受到了管控，數量急劇下降。但此時，肯亞的移民人口並不是十分龐大，而英國也不得不在這樣的情況下，嘗試對該地區進行管轄。當地的非洲族群極力抵制其主權歸屬轉移至英國，後者藉助與阿曼當局的聯繫，對前者進行了行政控制。其中，基庫尤人（Kikuyu）憂慮萬分，認為此舉預示著他們的未來前途堪憂，並且先前簽訂的一系列條約（例如，其酋長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之間簽署的條約）均被推翻，也讓他們深感背叛。
從各方面考量，英國控制下的肯亞，既是前者的一個經濟生產殖民地，又是前者的戰略殖民地。烏干達鐵路將蒙巴薩島（Mombasa）和基蘇木（Kisumu）連接起來，最後延伸至金加拉（Kingala），該鐵路的修建，為東非地區帶來了數以萬計的印度契約勞工，同時也更為直接地將該地區與全球經濟緊密聯繫起來。此外，少數極其富裕的歐洲人受利益所驅，也來到肯亞定居，後者因而發展出了小型的白人駐領殖民地。
1901年，定居於肯亞保護地的歐洲人僅500多人，與之相比，印度人已達到27000人，非洲原住民則約有150萬人。這些歐洲人大部分來自英國，他們來到肯亞這個窮鄉僻壤，主要是希望重建「舊世界的鄉紳制度」，繼而重獲土地特權、僕人，並宣揚一種基於貴族價值觀的精英文化。彼時，這種追求享樂的中產階級式的生活方式在英國國內備受挑戰，而肯亞當地的種族等級制度、鄉紳文化，以及大量退休和現役軍官、公務員的存在，都有助於延續這一生活方式。此外，肯亞推出大型獵物狩獵活動，獵物甚至囊括獅子和大象，這類活動輕而易舉吸引了眾多權貴，包括英國皇室和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及史密森尼學會非洲探險隊，1909年（《萬國爭先：第一次工業全球化》內頁插圖）。
因此，正如歷史學家戴恩·甘迺迪（Dane Kennedy）所述，相比於加拿大、紐西蘭或澳大利亞的任何駐領殖民地，這個「白人之島」更像是一個歐洲殖民者的社區。它也被視作19世紀工業全球化時代的一個獨特產物。
工業化的大部分動力來自私人企業
肯亞的歷史，揭示了一個事實：英國帝國主義的大獲全勝，與其海外經濟資產的不斷擴充息息相關。而其中，印度則是重中之重，是大英帝國皇冠上最奪目的那顆寶石。1857年，繼觸目驚心的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之後，英國政府從東印度公司手中，正式接管了對印度地區的統治權，其範圍不僅包括今天的印度，還涵蓋了我們今日所知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緬甸等國家。英國在對印度進行殖民統治的過程中，很大程度上僅將後者視作一個經濟生產殖民地。
即便到了1958年，英國在當地的駐紮人口仍只是小基數，僅有寥寥幾千名政府官員，以及7萬人的英國軍隊，二者共同管理著2.5億的本土居民。大英帝國控制其印度殖民地的關鍵，就在於調整當地的社會結構和等級制度，以適應英國的經濟和戰略。因此，英國對數以千計的當地文員、行政人員和具備戰士種姓的士兵，進行培養教育，並賦予他們權力。這些人成為英國的流動幹部，輾轉於各殖民地之間，協助英國在南亞地區內外進行運作。
此外，另有數以萬計的印度人，被派往非洲建設鐵路和交通樞紐，致力於將英國在南非好望角的殖民地，與埃及的開羅相連。例如，1896—1901年，便有3萬多名印度契約勞工，離開印度西北部的帕坦地區，來到非洲參與修建烏干達鐵路。這些勞工與2600名非洲原住民一起勞作，並在英國當局的堅決主張下，簽訂了為期三年的勞動合同。期滿後，大約半數的印度人仍留在非洲，但在其逗留期間，許多人染上了瘧疾、痢疾、壞血病、潰瘍和肝病。印度政府檢查員也留意到，那些因病提前回國的勞工，大多也都蓬頭垢面、骯髒不堪。
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印度人成為專業人士，比如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他受過高等教育，並充分利用其接受英國教育的機會，積極推動國內外的社會和政治變革。這些非歐洲血統，但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印度人，組建成一個專業人士網絡，任職於南亞和東南亞的商界、政府中，為孟買、馬德拉斯、加爾各答、仰光和新加坡等城市，注入了發展的活力。其他人則加入了更為廣泛的全球經濟網中，推動印度與世界相連。此外，印度軍隊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該軍隊包括由英國白人組成的軍團，以及由印度人和尼泊爾廓爾喀人共同組成的本土部隊，成為一支遍布全球的快速反應部隊，以滿足英國的不時之需。
電影《淘金歲月》（2002）劇照。
武力是維護帝國統治的一個關鍵因素，但向國外派遣軍隊需要高昂的成本，因此，在當地組建軍隊是必不可少的舉措。再者，儘管印度自下而上的反抗不斷，英國仍極力剝削印度廣大民眾的勞動力、開發其才能，並將印度大部分地區轉變為初級產品生產區，使其成為英國和全球經濟的重要供給源。不過，印度也並非沒有工業發展，例如，孟買等城市，便坐擁繁榮興旺的紡織業，以及化學染料生產廠和造紙廠。截至1900年，孟買已擁有136家紡織工廠。但是，該時期印度的經濟產出，主要用於增加英國的財富、提高其工業生產力。
上述英國對印度進行殖民統治的例子表明，19世紀的帝國主義，大多是一盤散沙、雜亂無章。1858年後，名義上，印度歸於大英帝國的統治之下，但其2.5億人民，並非任人宰割的順民，並沒有溫順地接受英帝國統治。許多人為了滿足自身的願望和欲望，儘可能地做出調整，以適應英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環境。他們組建的機構及開展的活動，與「自上而下」的、由帝國組織的機構和活動一樣，在全球人員與信息網絡交互的過程中，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他們的活動也突出了一點，無形帝國主義（informal imperialism）對於推動工業全球化進程所起到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覷。
眾所周知，工業化的大部分動力來自私人企業：這些個人和企業，最大限度地利用先進的技術、開放的海洋、資本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和交流，把握髮展的機會，並將機會最大化。而有形帝國（即由政府和國家塑造的帝國），往往出現於這些私人企業之後，有人是為了逃離他們的「舊」世界而遷移，也有人是懷揣著對「新世界」的憧憬，渴求新的發展機遇。
本文選自《萬國爭先：第一次工業全球化》，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紐西蘭]馬特耶·阿本霍斯 [加]戈登·莫雷爾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