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針眼：財富、西羅馬帝國的衰亡和基督教會的形成，350-550年》，[美]彼得·布朗著，劉寅、包倩怡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1156頁，198.00元
「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馬太福音》19:23（和合本）
2021年5月至6月初，在為期五周的時間內，美國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大學主辦了一系列學術講座，主題為「Foucault's Confessions」，以紀念並討論2018年在巴黎出版的已故知名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遺作《性史》第四卷《肉體的招供》（Les aveux de la chair, éd. F. Gros, Paris, Gallimard, 2018）。2021年5月6日，主辦方邀請歷史學家彼得·布朗作為講座嘉賓（以下簡稱「講座2021」）。《肉體的招供》主要聚焦於教父作家，除了與巴黎的學者與科研機構討論外，作為非該領域專家的福柯借著在美國講學的機會，與當時正在研究該問題的布朗進行了簡單會面。布朗回憶到，那是1980年10月21日，作為一名中青年學者的他與當時全球聞名的大思想家福柯在伯克利碰了頭。那個年代資訊不如現在發達，只有通過做講座的形式才能方便地結識學者與推廣自己的研究。在講座後，福柯竟然像小孩子一樣問布朗對他有關約翰·格西安（Jean Cassien）的研究有何看法，年輕的布朗受寵若驚（講座2021）。
福柯《性史》第四卷《肉體的招供》書影
時光荏苒，如今的布朗已至耄耋。那次講座或許是近年來這位西方古代晚期領域的知名研究專家為數不多的一次露面。近日，法國古典接受史期刊Anabases最新一期上發表了一篇對彼得·布朗的採訪文章，題為《彼得·布朗與製造古代晚期》（Peter Brown and the Making of Late Antiquity. Entretien avec Peter Brown, Anabases, 36, 2022, p. 245-257；以下引用簡稱「訪談2022」）。這不僅僅是對布朗在歐洲以及國際學術界成就的肯定，也是布朗與法國及歐洲學界友誼的象徵。
2021年5月6日 講座中的彼得·布朗
財主進神國：布朗對晚期羅馬帝國教會財富的解釋
如今擺在讀者面前的，是由國內多位學者聯袂翻譯的布朗大作《穿過針眼——財富、西羅馬帝國的衰落和基督教會的形成》。
《穿過針眼》一書的中文版連同參考書目與索引超過了一千頁，分上下兩冊。要在這裡給出內容簡介並非易事。讀者只要翻閱詳盡而專業的中文本導言，便可大致把握布朗生平以及本書內容。筆者在此僅簡單勾勒本書的核心觀點，並想要在後文為讀者展現布朗為「製造」古代晚期這一學科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受到的阻力與批評，以展現一個更為全面的布朗。他的一生與古代晚期聯結在一起，《穿過針眼》正是他為「製造」古代晚期這一學科所繼續做出的努力。
布朗借用《聖經》的名言，化用「穿過針眼的駱駝」來表達他對350年至550年這一西方古代社會向中世紀轉型的關鍵時間段里西部地中海世界社會經濟發展的看法。其實駱駝穿過針眼的下半句便是財主進神國。一般讀者對基督教的大致印象是樂善好施，絕不會想到為富人做嫁衣。而布朗則用《穿過針眼》來告訴讀者，從375年開始，「富人與有才能」之人不斷湧入教會，成為「主教之類的領袖人物或基督教作家」，「正是這種財富與才能的聚集[……]標誌著歐洲基督教化的真正開始」（914頁），教會吸收了大量財主的社會財富，自己成了最大的財主。而由於戰亂等原因，整個西地中海區域變得越來越貧窮。慢慢地，「當時的作者們不再譴責財富的罪惡源頭，也不再主張完全放棄財富，反而開始強調如何利用財富來鞏固基督教社群」（916頁），於是乎「集體財富才是神聖的」（917頁）這一想法深入人心，平信徒們通過將財富贈與教會來使得「他們的靈魂得救」。財主們進了天國，而不論富人窮人，財富也都流向了教會，西羅馬帝國崩潰了，教會崛起了。布朗並不聚焦於歷史人物的具體互動，而是通過類似思想史的爬梳，結合各種不同類型史料，用宏大的筆觸給出了他自己的歷史解釋。在如今史學專業化的時代，也只有老一輩學者才有能力如此敘事。當然這與布朗一生的治學積累密不可分。也正因為如此，本書是面向廣大普通讀者介紹古代晚期的一部力作。
米蘭的安布羅修（安布羅斯），馬賽克畫，米蘭Basilica di Sant』Ambrogio，五世紀。《穿過針眼》用了很多筆墨來敘述這位四世紀末的米蘭主教，他為教會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圖 周之桓）
「製造」古代晚期：起步與傳統
彼得·布朗被公認為英語學界古代晚期學科的創建者，這與其治學經歷及歐洲傳統學界的發展歷史也密切相關。正如布朗本人在探討福柯遺作的講座中所言，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以後法國古代晚期與教父學領域產生了黃金一代。當時諮詢不發達，學術交流障礙重重，講座是結識某位學者的最佳途徑（講座2021；亦參見訪談2022）。除此以外，很難有直接交流。而布朗無疑是幸運的。給布朗帶來最大影響的是義大利學者阿納爾多·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 1908-1987）和法國學者亨利-伊雷內·馬儒（Henri-Irénée Marrou, 1904-1977）（訪談2022）。莫米利亞諾是二十世紀西方最重要的古典學者之一，在義大利與Santo Mazzarino（1916-1987）並稱為兩位「M」。不過由於歷史原因，莫米利亞諾出走英國，執教於多所英國著名學府。1956年，莫米利亞諾是布朗的博士論文「六世紀義大利羅馬元老院貴族的社會與經濟地位」（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Roman Senatorial Aristocracy of Italy in the Sixth Century AD.）的導師。當時的莫米利亞諾「突發奇想」，正在研究一位鮮有關注的晚期古典作家卡西奧多魯斯（Cassiodorus）。正是在1955年5月25日於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上做的報告中，莫米利亞諾說出了那句名言：「當我想要了解義大利的歷史，我便乘上火車前往拉文納。」在布朗看來，莫米利亞諾不僅僅是一位老師（more to me than a teacher），更是一位榜樣（exemplum），一種理想化的自我（ego-ideal）。布朗直言，莫米利亞諾教會了他幾乎晚期羅馬帝國的所有研究主題，自從文藝復興以來，早已被歐洲學者研究過了（訪談2022）。正是在這樣一位頂級學者的影響下，青年布朗逐漸成長起來。
拉文納San Vitale教堂，建於六世紀上半葉，古代晚期建築的典範。（圖 周之桓）
對於另一位泰山北斗馬儒，布朗最初只能在書中結識。但這種書中的相遇改變了他的一生。1956年對布朗是一個決定性的年份，除了確定博士論文的導師外，他還在馬儒的博士論文《奧古斯丁與古代文化的終結》（Saint Augustin et la fin de la culture antique；1938年初版，1958年第4版，1983年重印）的副冊Retractatio（即再思考、再議、訂正）中，第一次接觸到了「古代晚期」這一概念。馬儒抱怨到，他不得不借用德國藝術史家形容公元200至600年間藝術的概念「Spätantike」。同時布朗接觸到了馬儒的核心觀點，即奠定古代晚期研究領域的核心觀點：古代文化並沒有消亡，而是改變了，巧妙地而非無可挽回地改變了。馬儒在旁註中寫到：「Hurrah！Hurrah！」（訪談2022）
其後，在1963年的牛津教父學大會上布朗有幸見到了馬儒，並一直保持著聯繫。馬儒在布朗的成名作《希波的奧古斯丁》（Augustin of Hippo： A Biograph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7）的寫作過程中也時刻「在場」。馬儒的妻子也將該書翻譯為法語（訪談2022）。
拉文納Sant』Apolllinare Nuovo教堂的馬賽克，描繪了迪奧多里克王宮以及後面的拉文納城遠景，六世紀初。圖像幫助我們想像古代晚期的城市。（圖 周之桓）
可以說，年輕時的求學經歷對布朗意義重大。其後，布朗與多位法國重量級學者保持聯繫並深受影響，包括奧古斯丁研究會的幾位奧古斯丁研究大家Goulven Madec、Georges Folliet與Albert de Veer、古代晚期北非研究專家Claude Lepelley、新柏拉圖主義專家Pierre Hadot。1970年，布朗知道了拜占庭經濟史家Évelyne Patlagean有關古代晚期東地中海社會與宗教的相關研究，這也啟發了他有關羅馬帝國晚期經濟社會史的思考。其著作Pauvreté économique et pauvreté sociale à Byzance（Paris-La Haye, Mouton, 1977）對布朗影響重大（訪談2022）。此外，布朗與現今義大利學界泰斗Lellia Cracco Ruggini（2021年去世）及其弟子Rita Lizzi Testa等知名學者也交流密切。
由於1970年代末馬儒這樣全能型大家的過早離世，歐洲尤其是法國古代晚期歷史學界出現了學術「真空」，布朗也逐漸成長為國際知名的學者，利用英語優勢在歐洲之外推廣古代晚期研究,並致力於將古代晚期構建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門類。
馬儒 Retractatio書影（圖 周之桓）
「製造」古代晚期：困境與質疑
《穿過針眼》是布朗「製造」古代晚期的又一次嘗試，或者說是一種不懈的努力。早在1971年的通識性作品《古代晚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中，布朗幾乎是第一次向英語學界正式介紹了古代晚期這一概念，並企圖構建一個從公元150年直至750年的作為歷史分期的古代晚期時段。不知這是否受到戰後流傳至美國並逐漸享有盛名的年鑑學派長時段研究的影響。對布朗而言，古代晚期概念是一種開放的態度，是古典地中海世界面向非洲腹地與近東張開的雙臂。也正因此，布朗為《古代晚期的世界》加上了一個副標題：從馬可·奧勒留到默罕默德（訪談2022）。布朗的古代晚期是將東方基督教，即亞美尼亞語、敘利亞語及科普特語等語區古代基督教囊括進來的古代晚期。而且布朗還受到了比利時法語歷史學家亨利·皮朗《默罕默德與查理曼》一書的影響，企圖將伊斯蘭文明的到來也納入古代晚期。這種理想狀態固然令人振奮，但對挑剔的歐陸學者而言，由於布朗並非相關專家，其廣博帶來了很多學術不嚴謹的問題。
古代晚期介於古代與中世紀之間。在訓練方法與學統傳承上，它屬於古代，屬於古典學的分支，但它面向中世紀，指向一個新的時代。對古典學家而言，它是一切崩壞的時代，是一個衰落的終點。而對中世紀學家而言，它是一個萌芽，是一切的開始。布朗那長時段並包含了伊斯蘭文明的古代晚期更加受到中世紀學者的接受。布朗坦言到，對他的觀點持更為開放態度的，往往是中世紀學者（訪談2022）。因為布朗的古代晚期的實質是為了指向一個新的時代。古代晚期領域也分化為了古典傳統的古代晚期學者與中世紀傳統的古代晚期學者。而對於身負古典傳統的古代晚期學者而言，古代晚期是一個時代的尾端，它的參照物永遠是古代，是晚期羅馬帝國。
這就造成了布朗與以古代史家自居的古代晚期學者，尤其是很多歐洲學者之間的分歧。1990年代末，歐洲學者終於開始做出回應。1999年，Andrea Giardina發表了著名文章《古代晚期的爆炸》（Esplosione di tardoantico，Studi storici, 40/1, 1999, p.157-180），反對布朗的長古代晚期。2008年，另一位義大利學者Arnaldo Marcone也在美國的本土期刊《古代晚期》（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創刊號上發文質疑布朗的長古代晚期，並表示新近研究展現出了一種短古代晚期的回歸（「A Long Late Antiquity? Considerations on a Controversial Periodization」,JLA1 [2008], pp.4-19）。對制度史家而言，羅馬帝國行政制度不復存在之後，古代晚期也就結束了，之後的社會在政治經濟結構上與之前都不盡相同，也就不再屬於古代晚期了。
西西里敘拉古的地中海海景，一千五百多年前這片海見證了西羅馬帝國最後的歲月。（圖 周之桓）
同樣有來自英語學界的批評。《穿過針眼》原版2013年出版後，Timothy D. Barnes撰寫了書評（「Peter Brown on Christian Attitudes to Wealth in the Late Roman West [with a response by Peter Brown, and a reply by Barnes]」,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49 [2014], pp.67-74）。Barnes指出布朗將大量二手材料作為一手材料使用，即將研究著作直接拿來論證其觀點，為其寫作服務。Barnes毫不留情：《穿過針眼》與布朗早期的著作水準並不相符。《穿過針眼》雖然將研究時段重回短古代晚期，並局限在地中海西部世界，但體量仍然過於龐大，一位作者很難將其中所有問題都一一仔細研究。因此如果錯誤地選擇了持某一種觀點的二手研究，必將遭至其他學者的批評，並被認為有失水準了。
不管怎樣，彼得·布朗是英語世界古代晚期領域的領軍人物。在七十八歲高齡完成《穿過針眼》這樣規模的作品，如此的學術精神值得學習與效仿。翻閱兩厚本中譯本便可發現，布朗閱讀量驚人，引用了大量新近非英語參考書目。如今的學者都是專家，但稍欠宏大的整體性思維。也只有布朗這樣通過一生學術積累方有能力也有膽識撰寫這樣一部鴻篇巨製。翻譯總會存在種種問題，讀者也總會雞蛋裡挑骨頭，但要感謝中譯團隊的辛苦付出，才使得這部作品能在原版出版八年後與中文讀者見面。如果能將人名地名的原文保留，或許能方便讀者進行查找。
八十七歲高齡的布朗說，他正在撰寫一本有關基督教普世主義的著作，因為看似普適性的基督教其實帶有很多強烈的地方性特徵。同時，他還正在學習衣索比亞語。
彼得·布朗仍然在「製造」古代晚期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