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洪宇
曾寫出《長安十二時辰》《風起洛陽》等熱劇的暢銷歷史作家馬伯庸在方志和雜記的故紙堆里，翻出了六個跌宕起伏的小故事，寫成了《顯微鏡下的大明》一書。其中「絲絹案」這個故事近期被改編成了電視劇播出，然而，電視劇劇情卻與原著記錄的真實歷史發生了較大改動。真實的歷史上，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學霸」為民請命，百姓歡欣鼓舞的「大男主爽文」。
《顯微鏡下的大明》 馬伯庸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絲絹案」是明朝隆慶年間，徽州府的算術天才帥嘉謨無意中發現了本縣百年來一直交的一項「人丁絲絹」稅，本該是由六縣同擔，但歙縣卻當了冤大頭獨自承擔了這項稅目。
「學霸」帥嘉謨發現稅務問題後向上呈文，得到縣裡支持，並由知縣接過大旗向上申明。而徽州府本想把問題拖沒，但到了萬曆年間時局變化，這件案子突然被重視了起來，此事一路鬧到了南京，由徽州府發起的公文大辯論，變成五縣與歙縣之間的公案鬥法。幾個回合下來，官民之間產生了隔閡，激起了民變、自治、暴亂、擅截文書等事件。
《顯微鏡下的大明》劇照
一起陳年稅案，竟讓江南不穩。最後，朝廷用中庸之道處理了這筆冤稅，而帶頭鬧事的「學霸」和各縣刺頭則受到懲處。
電視劇中為了塑造帥嘉謨帶有「自閉」傾向的算學天才形象，而衍生出了豐寶玉與程仁青兩個形象。豐寶玉將書中帥嘉謨求功名有私心的一面繼承，而程仁青則將帥嘉謨「訴棍」的身份以及深諳官場人情世故的一面繼承，共同推動這件案子的發展，並將往來文書變成公堂交鋒，將問題集中在退休鄉紳的隱田上。大大增加了圍繞在主角身邊的戲劇衝突，但卻削弱了那些歷史配角的大顯身手，隱沒了大明基層的人民群像。
《顯微鏡下的大明》劇照
在真實的絲絹案中，「學霸」帥嘉謨是一個「挑事」者，但「平事」的過程卻是另一部分人的集體努力。書中描寫的是整個徽州六縣的基層生態，描寫的是大明朝的官場勢力，是想在事件中分得一杯羹的那些小民的抖機靈，描寫的是在一環扣一環的決策中民意的失控。這讓書中的帥嘉謨不得不成為一個事件的推動者，而不是圍繞著他個人身世層層解謎的主角。
本來皇帝聖旨一下此案就可宣告結束，然而其他五縣則不敢相信聖旨一句「均平」就把大家的努力抹掉了。這讓五縣百姓、鄉紳積壓了火氣，一時間議論紛紛，但畢竟是聖旨，如果這時徽州府趁機安撫，或許五縣也就接受了這個啞巴虧，此時帥嘉謨卻躥出來了。
《顯微鏡下的大明》劇照
帥嘉謨本來懷揣著鄉宦贊助的資金去南京運作，聖旨下來後，他認為自己圓滿完成了任務。於是，從這筆贊助費中抽走了一部分給自己弄了一副象徵著榮譽的冠帶。帥嘉謨想的是自己為民請命八年，如今大功告成，榮歸故里戴個冠帶沒毛病。歙縣的老百姓也是這麼想的，便有了帥嘉謨回歙縣全縣百姓敲鑼打鼓迎接的盛大歡迎儀式。
但其他五縣的民眾看到這些全都氣炸了，他們和歙縣對抗了八年，結果讓人家占走了便宜不說，還敲鑼打鼓地得瑟。五縣人民的怒火被徹底激發，婺源縣的代理知縣本要進京述職，但被上千民眾圍在了縣衙，要他出方案向上面反映，如果不答應就不放人走。而新知縣被徽州府派去上任的途中，先是被當地憤怒的群眾攔住，向他遞交「抗議檄文」聲討歙縣籍戶部尚書殷正茂，甚至要興兵誅殺帥嘉謨。這份抗議，給了新知縣一個下馬威，那樣要吃人的態勢讓新知縣恐懼不已。等新知縣到了婺源縣，卻發現這個縣在鄉民和鄉宦的支持下自治了，成立了一個具有行政性質的「議事局」，並豎起了大旗。
《顯微鏡下的大明》劇照
隔壁的休寧縣則更過分，直接攻下了縣衙門，挾持了知縣，把持了各種要道攔截過往文書，更是用縣太爺的大印向各省發送討伐歙縣的求助文書，使得江南一地的亂象盡人皆知。本來事情可以告一段落時，帥嘉謨推了事件一把，讓事情變得更難以捉摸，而促使帥嘉謨這一推的原因則是來自他個人的私心，以及民心的逐漸失控。這一切並非馬伯庸為了增加衝突而虛構的劇情，而是歷史中真實發生的事情。馬伯庸搜羅各種地方日誌、文書與民間雜記還原了這場歷時十年之久的鬧劇。
馬伯庸在序言中有這樣一個比喻，「柳宗元的《捕蛇者說》為什麼名揚千古？因為他沒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於虎』，而是先細緻地勾勒出了一個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態——抓到了蛇，便弛然而臥；抓不到，就要被悍吏騷擾。讀者們看到這些細節，自然就能明白為何他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抓蛇。」
中國歷史數千年，紙上、碑上、竹簡中刻畫的都是那些大人物的故事，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達官貴族，他們的生活痕跡在浩如煙海的史書中經常出現，甚至成為歷史的主旋律。而在歷史的夾縫中，我們能看到是眾多百姓的生活共同創造了歷史，他們也在歷史中摸爬滾打過，絕境求生過，安貧樂道過，只是不曾被人看到或被他人的光芒遮住了。（責編：陳夢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