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間坎坷生活10個月後，世界上僅有的一隻非野生環境下出生並被人工飼養的亞洲獵豹「皮魯茲」（意思為「勝利」）因腎衰在德黑蘭中心醫院死亡。
2022年5月1日伊朗塞姆南省圖蘭國家公園保育區，難產的母豹菲魯茲（意為「綠松石」）在工作人員剖腹產手術協助下順利生下三隻幼崽，「皮魯茲」與它的兩個兄弟，卻導致其在產後不認自己的三隻幼崽，拒絕餵奶，哺育責任只能由保育區工作人員承擔。三天後，一隻幼崽因肺部粘連夭折，兩周後，另一隻幼崽因為奶水質量問題夭折，而倖存下來的幼崽就是皮魯茲。
去年夏天，皮魯茲的狀況一度大幅改善，保育區的工作人員甚至開始帶著皮魯茲在國家公園野外共眠過夜，讓其儘快適應野生環境，為放歸大自然做準備，不想皮魯茲今年二月突然情況惡化撒手世間。
亞洲獵豹是獵豹家族中體型最嬌小的一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由於戰亂、狩獵以及人口過度繁衍，曾經橫跨三海一洋（地中海、紅海、裏海、印度洋）、覆蓋高加索、阿拉伯半島、伊朗高原以及印度的亞洲獵豹棲息地大幅縮小，目前只剩下伊朗中部和東北部的沙漠地帶，而野外可見的獵豹個體數量也從1970年時的200隻下降到今天的12隻，已成為極危物種。如今隨著皮魯茲的夭折，亞洲獵豹距離滅絕又近了一步。
在政治動盪中艱難前行的獵豹保護
皮魯茲的不幸死亡，成為當天幾乎所有伊朗媒體的頭條。一隻豹子能夠成為輿論焦點，背後的原因也並不只是其極危物種的身份。很多伊朗人尤其是亞塞拜然族人喜歡貓科動物，其中亞洲獵豹的遠房親戚波斯豹更是進入伊朗當下民族文化敘事，以國獸身份出現在伊朗籃排足國家隊的球衣和大巴車上。
過去這一年核問題依然無解，伊朗繼續遭受外部制裁，而俄烏戰爭引發的供應鏈危機以及原材料價格上漲，讓萊西政府通過內部經濟改革挫敗外部制裁的計劃難以實施，經濟凋敝下激化的社會矛盾在去年9月以頭巾抗議的形式爆發，至今還未完全平息。在外部國家孤立內部社會撕裂氛圍下，生下就被母親拋棄又從早夭兄弟們中頑強生存下來的皮魯茲給伊朗民眾帶來了希望和共鳴，它甚至進入伊朗歌手哈吉普爾斬獲2023格萊美社會影響力獎的聲援頭巾抗議名曲《為了》中歌詞的一部分：「為了皮魯茲，以及它可能面臨的滅絕」。不料如今竟一語成讖。
事實上，伊朗幾十年來的獵豹保護工作一直與政治糾纏在一起。國王時期，思想前衛的巴列維二世在60年代就引入環保和動物保護觀念，在伊朗北部森林和中部沙漠地帶以皇家園林為名義設置大片野生動物保護區，伊朗境內亞洲獵豹的數量實現了增長，達到了200餘只，巡護人員幾乎每天都能看到不同的個體活動。1979年革命後，保育大型野生動物被視作「腐朽的西方觀念」，之前被封閉管理的皇家園林向民眾開放，加之80年代兩伊戰爭，政府全部資源和精力都用於軍事，亞洲獵豹、裏海虎等珍稀物種遭到盜獵。到了90年代中期，伊朗政府再想重新恢復國家公園管理和瀕危物種保護時，亞洲獵豹的數量已經銳減到50隻。
而即使保護政策恢復，具體的保護工作依然阻撓重重。2018年，致力於保護亞洲獵豹的波斯野生動物基金會負責人薩伊德-伊瑪米及他的8名同事被伊朗情報機關逮捕，理由是他們在保護區內用來監測亞洲獵豹的紅外線攝像頭可以被用來觀察伊朗軍方的活動。伊瑪米在被拘押不久後暴病身亡，他的8名同事至今仍在獄中度日，儘管上一屆魯哈尼政府很早就確認他們無罪。
在獵豹保護工作難與政治分離的整體輿論環境下，皮魯茲的生與死都會在民間激盪起政治回音。事實上，從皮魯茲的兄弟夭折——尤其是因為奶品質量問題夭折的第二隻幼崽——時起，民間就一直有聲音質疑伊朗政府野生動物保護能力。而皮魯茲彌留之際，一直陪伴照顧它、甚至一度與它每夜在保育區野外荒漠同眠的國家公園工作人員沙赫達里在鏡頭前聲淚俱下地哭訴獸醫院沒有足夠好的條件和設備，進一步引發輿論風暴，點燃了民眾的悲憤情感。歐美沙特等國扶持的反伊朗政府媒體也借皮魯茲死亡事件抨擊萊西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甚至發布類似「美國以色列專家有能力救活皮魯茲但伊朗政府出於宗教和政治原因拒絕」等虛假信息。
事實上，自皮魯茲出生時起，圖蘭保護區與伊朗獸醫協會的專家就發現其腎臟患有先天疾病，未來存活時間長短並不明朗，也許需要時刻與死亡賽跑。這種先天疾病源自近親繁殖，這是獵豹棲息地和個體數量大幅減少下的必然結果。皮魯茲的死，本質上並非一個政治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人豹之爭
伊斯蘭革命後40年間，伊朗人口增長接近三倍，畜牧業牛羊數量超過1200萬頭，成為擠壓亞洲獵豹生存空間的頭號威脅。
由於國家草場資源有限而畜牧業需求巨大，伊朗國家公園雖然禁止狩獵，但對牧民進入保護區放牧管理並不嚴格，這就導致獵豹食物鏈上的野生羚羊的食物資源受到擠壓，數量下降。迫於生存壓力，獵豹會襲擊國家公園內乃至周邊的放牧羊群，而牧民遭受損失後，會主動搜索捕殺獵豹作為報復。此外，部分伊朗牧民覬覦國家公園的豐富資源，期望通過捕殺滅絕亞洲獵豹，讓國家公園失去存在意義而被取締，進而為自己的羊群獲得水草資源。
在牧民的擠壓下，很多獵豹不得不長途遷徙到自然環境更加惡劣的地區，途中又要面臨盜獵和車禍危險。進入21世紀以來，有接近40頭獵豹非自然死亡，其中超過七成死於牧民和盜獵者之手。更為嚴重的是，受害的獵豹大多是行動相對緩慢、行蹤容易暴露的哺乳期母豹以及獵豹幼崽，導致倖存的雄性獵豹難以找到配偶繁衍後代，而即使能夠繁衍也只能是近親繁殖，後代更容易患上先天疾病，難以長期存活，而這又進一步限制了獵豹的個體差異，進入惡性循環。
魯哈尼政府上台後曾經試圖調和人豹利益之爭挽救亞洲獵豹種群，在加大對非法盜獵懲罰的同時，也向牧民提供補貼，鼓勵他們在羊群遇襲後不要捕殺獵豹，而是將其誘捕交給國家在保育區養護。皮魯茲的父母就是被牧民捕捉到交給國家保育區的。不過，政策實施時伊朗野外亞洲獵豹的數量已經不到30隻，絕大多數在人跡罕至的戈壁中艱難生存、孤獨終老，亞洲獵豹數量減少慢慢走向滅絕的趨勢已經難以扭轉。
而亞洲獵豹與牧民競爭生存資源而瀕臨滅絕的境遇只是伊朗境內野生動物生存狀況的一個特殊樣本。更多的情況下，威脅瀕危野生動物生存的是富貴階層的貪圖享樂而非底層民眾的貧窮。在伊朗民眾把關注目光集中在亞洲獵豹上時，很多動植物在這片土地上已經或正在滅絕。
砍伐森林植被然後就地取材修建木屋別墅的現象在伊朗北部裏海沿岸地區山地林區屢見不鮮，失去了棲息地的裏海虎已經於2003年宣布滅絕。作為候鳥遷徙重要路線節點的伊朗因為一些民眾視大雁、天鵝等野生飛禽為待客佳肴的錯誤觀念，成為了候鳥黑洞。伊朗東亞塞拜然和阿爾達比勒省民眾貪圖口腹之歡、肆意破壞蜂房採食野生蜂蜜，導致當地野生蜜蜂數量和品種大幅減少。過度旅遊開發以及遊客遺留的垃圾導致洛里斯坦山區洞穴中對生存環境敏感著稱的盲魚減少甚至無法交配繁衍，如今也面臨滅絕。
挽救這些瀕危的動植物需要改變當地社會和民眾的深層觀念，而這，流於表面的政治攻訐顯然遠遠不夠。（責編 / 權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