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雖然區別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為四等。但是，四等人制不過是一種「族群等級制」，即是賦予各族不同的「身份」，並因身份的差異而給予不同的權利。
這種身份制度所蘊含的是族群歧視制度，而不是「隔離」，各族人民的遷徙、雜居與交往自由完全未受限制。
元朝各族人士互動的基礎是社會階層，而不是族群。蒙古、色目士人交往的主要對象為漢族士大夫，而不是本族群的中下層。而其交往之基礎與漢族王朝時代士大夫並無不同。
漢族王朝時代之社會網絡主要系以姻戚、師生與同年、同僚、同鄉為經緯，元朝的情形大體相似。
一、姻戚
過去學者所說：元朝禁止征服民族與漢人通婚，可說是完全無根據。元朝不僅未曾禁止異族通婚，而且立法加以規範，近年的研究更顯示，各族群間通婚頗為頻繁，而族群間之通婚不僅促進血緣交融，並且與涵化具有密切的關聯。
中國士人婚姻素來注重門第，因為婚姻與仕宦原是相輔相成。唐代以後，門第觀念雖較前減弱，士紳家庭之婚姻仍然講求門當戶對，人物相當。
元代蒙古、色目士人與漢族士人通婚者甚多，例如：元統元年進士錄顯示，該科錄取蒙古、色目進士五十人中，其妻子具漢姓者十六人，母親具漢姓者更達二十七人。
這些具漢姓的女子，當有不少為真正之漢人，亦應有不少出身漢人士族，充分反映族際婚姻之頻繁，可惜這些漢族女子之家世往往不可追尋，是否出於書香門第及因何與異族聯姻，已難以探究。
在現存史料中，各族士人因科舉或學問而結聯姻婭者尚存有數例：（1）許有壬娶趙世延女：許有壬（1287—1364），河南湯陰人，延祐二年（1315）進士，元朝中、後期著名之文學家、政治家。
其續弦趙鸞（1308—1341）為汪古人趙世延（1260—1336）之女。趙世延「以勛門將胄」，官至奎章閣大學士，在政、學兩界皆擁有崇高地位。
其女鸞幼承庭訓，不僅通經且能書、善琴，為一才女。世延以趙鸞為有千繼配，乃因師生關係。
趙世延為延祐二年會試讀卷官，有壬為其大力拔擢的門生。陳旅《故魯郡夫人趙氏墓志銘》說：
魯公（指世延）文學政事重海內，選婿之稱難其人。初參政（指有壬）以進士廷對，魯公參與中書為讀卷官，其對在第三等，謂同列曰：
「此人言行磊落，可力爭宥第二等。」世以為知人。及參政為兩淮使，喪偶且期，值魯公還金陵別業，因讀好，於是夫人歸焉。
以後翁婿二人在政治及學術上合作頗多。
不忽木娶王壽女：不忽木（Buqumu），康里人，是色目人中最早的儒者與曲家，也是世祖末年成宗初年的朝廷重臣。
其原配寇氏卒後，娶王壽女，壽為雄州新城人，官至集賢大學士，曾與不忽木同侍裕宗真金東宮。吳澄《魯國太夫人王氏神道碑》敘王氏（1275—1310）歸不忽木的經過說：
會康里公喪初配，議者咸曰：「貴族重臣，有學行可妻，宜奠如公，遂以夫人歸焉。」王壽以其女為不忽木繼配，顯然不僅因為後者的政治地位，也是由於他的學術。
王壽本人雖是以胥吏晉身官場，卻是一個士人。因此，這一段婚姻，也可稱為士族聯姻。不忽木育有二子，次子峻崾（1295—1345）是最負盛譽的書法家，便是王氏之子。
篤列圖娶馬祖常妹：篤列圖（1312—1348），蒙古捏古氏，父親靖州路總管，母為漢人王氏。
篤列圖為至順元年（1330）右榜狀元。其妻為汪古族著名文人延祐二年（1315）進士馬祖常之妹。
至順元年祖常為禮部尚書，知貢舉，篤列圖正為其拔擢之門生。篤列圖與祖常之妹結姻，即因此一關係，故王逢詠其生平，有「瓊林宴狀元，銀屏會佳婿」之句。
趙期頤娶答祿乃蠻氏：趙期頤出身汴梁宦家，泰定四年（1327）進士，累官西台治書侍御史，詩文及篆書皆頗出色。
其妻答祿乃蠻氏，為乃蠻塔陽罕弟屈出律之後。其家雖累代將門，但久居漢地，落籍河南永寧，與漢人通婚頻繁，子孫多鑽研儒學，高度漢化。
期頤所娶為台州路達魯花赤別的因（1229—1309）之孫女，其兄弟守恭、守禮皆為進士，守禮為期顧之同年，兩家可能因此而聯姻。
期頤並因此婚姻而成為至正二年（1341）進士及名文人答祿與權之姑父。
周永言欲以丁鶴年為婿：丁鶴年（1335——1424），回回人，出身宦家，其兄吉雅謨丁及愛理沙皆為至正進士，鶴年卻不事科舉，亦未出仕。
鶴年為元末明初大詩人。其在早年已露才華，據戴良《高士傳》說：豫章周懷孝，楚大儒，時寓武昌，執經問難者比肩立，然獨器重鶴年，且欲同歸豫章而妻以愛女。鶴年以母老，諸兄皆官千里外，無他兄備養，辭不行。
此段姻緣，雖因鶴年急于歸里事母而未能達成，但可反映漢族名儒因愛惜色目青年之才華而欲以愛女妻之。
合上五例，可見蒙古、色目、漢族士人階層之婚姻往往超越族群之界限，而以材識及士人之共同身份為基礎。
二、師生
師生關係在儒家倫理中，與君臣、父子並列，甚為重要。這種關係在士人社會網絡中，是最基本，也是最經久的一環。
漢學原為漢族人士所專長，蒙古、色目人則較為後進，因而在各族群人士之師生關係方面，大多系漢人為師，蒙古、色目人為生。
就教學的性質而言，師生關係大體可分為學校、家塾與拜師及問學三種而言：1.學校。元代的學校，有國子學、地方官學及書院三種。
就異族人士師生的關係而言，有關地方官學與書院的記載極少，在此不擬敘述。
國子學系以官宦子弟為教育對象，而學生錄取名額中，蒙古生占一半，而色目、漢人則各占四分之一，故對蒙古、色目生大有優待，國子學遂成為培養蒙古、色目士人的一個主要搖籃。
國子學向以名儒任教。執教國子學的名儒許衡、吳澄（1294—1333）、虞集（1272—1348）等人遂皆擁有不少蒙古、色目弟子。
在書院中肄業而與漢儒形成師生關係者，今僅知哲理野台。哲理野台為蒙古脫托歷人，至順元年（1330）進士，能詩善書。早年肄業西湖書院，為著名文人義烏黃溍（1277-1357）弟子。
2.家塾與拜師。散處各地之蒙古、色目人，大多皆無進入國子學之機會，不少官宦人家聘請漢族名儒為家庭教師，教導子弟。
最早之例證為汪古馬氏，早在憲宗二年（1252）馬月合乃受命料民丁於中原，即羅致名士敬「授業館下」。
馬氏為元朝科第最盛之色目世家，其家學術之盛，當以聘敬鉉為師為濫觴。元朝立國中原以後，蒙古、色目人聘請漢儒為師者自然更多，如蒙古酎溫台氏驀克篤（1245—1301），官至福州新軍達魯花赤。
許有壬所撰墓碑稱他「雅尚儒術，延名師以教子」，以致其子萬家閭（1278—1342）、諾海皆以漢學見長，其甥海直則登至治元年（1321）進士第。
又如蒙古珊竹氏拔不忽（1245—1307）出身將門，官至江東宣慰使，晚年居真揚間，聘王柏弟子、孔孟顏三族教授張塑及吳澄為師，以教其子。
更如順帝初年之權臣馬札兒台（1285—1347）聘浙東大儒吳直方教授其子脫脫（1314—1355）脫脫深受儒學陶冶，後任中書右丞相，曾大行「更化」，推行儒治。
曾聘浦江名儒鄭深（1314—1361）為其子哈剌章之師，哈剌章於元亡前夕，官至中書平章政事。
除去延攬漢儒為家塾塾師外，又有不少蒙古色目家遣其子弟從學於漢儒，而其從學方式已難確考。
3.問學。「問學」乃指士人成年後向名師請益，並因而建立師生之誼。如汪古人高唐王闊里吉思問易學於江西永新人吳鄢（即張應珍）。
畏吾兒人小雲石海涯，早年承襲父職為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辭職後北上大都，問學於詩文大家姚燧，以致後來成為著名曲家。又如馬祖常青年時曾以經史疑義問學於名儒張翌。
以上所述皆為漢人為師而蒙古、色目人為徒的例證。及至元代中後期，不少出身中下門第之蒙古、色目人在漢學中浸潤已深，卻無仕進之途徑，因而出任教職。
如于闐人李公敏「教授於青齊之間」。回回人買閭及哲馬魯丁分別擔任和靖書院及書院山長，而伯顏宗道更是譽滿河北、學者雲從的經師，皆應有不少漢族弟子，可惜不見於記載。
三、座師與同年
隋唐以來，科舉制度下的座主與同年是士大夫社會政治網絡的核心部分。及第者視座主為恩門，而同年之間亦互相視為手足。
如清王夫之《宋論》所說，座主與門生之間「揄揚名目，至於終身，敦尚恩記，子孫不替」。
元朝科舉制度不及唐宋重要，但是座師與同年仍構成士人間超族群關係的重要基礎。
元朝科舉制度下的座主與同年是一個多族的群體。無論鄉試、會試與御試，考試官皆於「有德望文學常選官內選差」，族屬不是選考試官的主要評准。
事實上，考試官以漢人占多數，但也不乏蒙古、色目官員，例如延祐二年首科廷試，知貢舉為平章政事李孟（1255—1321），讀卷官為參知政事趙世延與集賢大學士趙孟頫（1254—1322）。
其中趙世延為色目人。至正十一年（1351）廷試提調官中書平章政事定住（？一1355）。讀卷官為中書左丞韓元善、翰林學士李好文（1270—1324）、參知政事烏古孫良楨及翰林待制吳當。
其中定住為蒙古人。而每科考試錄取之鄉進士及進士原則上各族人數相等，維持族群均衡的原則。
與前代相似，元朝各科座主與同年不分族群保持密切的聯繫並不時聚會。如泰定元年（1324）進士宋娶所撰《同年小集》記述了其在北京座主及同年於天曆三年（1330）聚會的情形。
泰定元年科共錄取進士八十六人。此次參加同年小集者十一人，因疾不赴者三人。序中所說座主為蔡文淵，東平人。右榜各人皆蒙古、色目人，而左榜則為漢人、南人，可見年誼超越族群之分。
四、同僚
元朝的政府是一多族群的官僚組織。雖然「族群等級制」造成各族政治菁英政治權力的不均，但並未阻絕漢人、南人的入仕。
元朝中期共有品官二萬二千四百九十人，其中30.12%為蒙古、色目人，69.88%為漢人、南人，可見宮僚組成的族群多元性。
各級政府機構內官員成份也是多元的。不過，其成份的族群分配因機構性質的差異而不同。有些機構是蒙古、色目人的保壘，漢族人士很難插足其間（如怯薛、微政院、大宗正府、樞密院、宣政院等主管蒙古、吐蕃事務，宮中事務及軍令的機構）。
大多數機構皆是各族兼用而不限於蒙古、色目。而主管文史、圖書、及教育的機構中，漢族官員則占多數。
翰林國史院、集賢院、國子學、秘書監、奎章閣與宣文閣等皆是如此。據估計，翰林國史院人員中，漢人、南人約占52%，蒙古、色目人約占31%，而族屬不明則有16%。
秘書監官員之名錄仍存，據初步統計，各族群官員之比率與翰林國史院相似。蒙元前期，由於語言及文化的差異，各族同僚不僅不易建立友誼，而且溝通甚為困難。
有如馬祖常所說，同一機構之中，各族官員「連位坐署，哄然語言，氣俗不相通」，唯有倚靠翻譯人員的協助，始能商討公事。
但是，這種情形在中期以後發生甚大的改變。蒙古、色目官員漢文化水平提高，尤其是在科舉恢復以後，各族群官員間之隔閡大為減少。
而各文教機構所任用之蒙古、色目官員大多為進士或通諳漢文之士人，與漢族同僚具有共同的文化素養，交流交融甚少障礙。
在現存元人文集中，例證甚多。總而言之，蒙古、色目士人透過姻戚、師生、座主與同年、同僚等關係而與漢族士人形成一個超越族群藩籬的社會網絡。
參考文獻：
- 洪金富《元代漢人與非漢人通婚問題初探》，《食貨》（復刊）第六卷第12期（1977）。
- 蕭啟慶《元代科舉與普英流動——以元統元年進士錄為中心》，《漢學研究》第五卷第1期（1987）。
- 楊謙《答祿與權事跡勾沉》，《新疆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
- 馬祖常《馬石田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