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西班牙共和國不想與阿根廷等南美洲國家發生衝突，他們非常反對與蘇聯的接觸，萊魯在巴黎的採訪中也發表了同樣的評論。
萊魯的使團寄出一份機密信函，內容是伊萬·丹尼爾松與西班牙國務大臣路易斯·德·祖魯埃塔(LuisdeZulueta)在上一個聖誕節前夜的演講。
他們談到了裁軍談判會議，祖魯埃塔說西班牙政府沒有形成意見，儘管他贊同目前的程序，不希望有任何拖延，因為共和國完全贊成裁軍，在堅持和平主義作為西班牙外交政策的目標之後，他們觸及了人們所關注的話題。
祖魯埃塔談到了蘇聯，並且非常有興趣了解瑞典與蘇聯關係的細節，特別是瑞典反對布爾什維克宣傳的政策。在我看來，祖魯埃塔個人對促進與蘇聯迅速建立外交關係不感興趣，這可能是由於他的前任在日內瓦會見利特維諾夫時的經歷。
當時西班牙人表示，西班牙對俄羅斯市場向西班牙葡萄酒和水果開放的興趣，作為購買俄羅斯燃料的對應物，所以利特維諾夫不接受他的提議，利特維諾夫告訴他西班牙產品是奢侈品，在蘇聯是被禁止的。
1932年1月，在工人和安全部隊之間發生「血腥」衝突後，丹尼爾松告訴斯德哥爾摩，西班牙外交部副部長曾向他保證：「這些與安全部隊的持續衝突是蘇聯領導的工會政策的一個環節。」
通過在全國各地對執法人員的連續行動，他企圖在該國製造混亂局面，使他更容易接受工會主義的學說，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法院的幾個代表直接參與了對現行法律秩序的攻擊。
鑑於西班牙共和領導人努力使西方民主國家的外交代表，正如丹尼爾森以前的報告所顯示的那樣，看到西班牙沒有接近蘇聯共產主義的危險，然而，瑞典外交官給出的結論是：如果沒有進行保密，他幾乎不敢如此準確地引用他的消息來源。
不同之處在於，它本身的準確性或不準確性，而它本身就是一樣的，瑞典駐馬德里的全權部長認為，它具有重要的意義，以便立即向斯堪地那維亞政府提供。
不久之後，一旦政府控制了「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工會革命」，丹尼爾森指出，根據西班牙媒體提供的資料，外國干預已經被卡薩雷斯本人承認。至於其他類型的信息，政府暗示君主集團支持工會騷亂，丹尼爾森認為他們不太可信。
丹尼爾森立刻拿起筆，以保密的方式，將瑞典駐馬德里總領事向其政府通報情況，商人路易斯德拉佩尼亞保證，在政府圈子裡，人們相信會有更多企圖推翻工會主義的共和國政權，而政府因沒有對革命分子採取足夠堅定的行動，對公共動亂負有很大責任。
正如曼德拉所說，政府下令後，大部分的暴徒都逃走了。關於蘇聯的報告中說：「政府模稜兩可的態度更加令人費解，因為政府有可靠的證據表明蘇聯在最近的革命運動的準備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政府部長卡薩雷斯親自告訴總領事德拉佩尼亞，托洛茨基是那個可能試圖在俄羅斯共同宗教信徒眼中，恢復自己是俄羅斯黃金和武器在該國分銷的幕後黑手，托洛茨基以前訪問西班牙時，他非常了解西班牙的情況，以及他對這些情況的了解。
作為工會活動的證據，他最後提到了德佩尼亞總領事，在馬德里，附近有領事館，對當地居民的詢問顯示，大約30名村民每人收到了手槍和250比塞塔，以加入當地工會。
有意思的是，這些信息來自一個非常接近領導者的人，在我們看來是瑞典外交官所處的環境的症狀。同時，丹尼爾森非常小心，他不相信總領事的話，正如在整個辦公室里反覆提到的那樣。
問題再次出現：這是否純粹是瑞典駐馬德里總領事故意的虛假信息？或者說，對專制主義國家的指控有實際依據嗎?
在這方面，瑞典駐莫斯科大使館於當年4月發來的資料很有意思，事實上早在1932年2月，領導人與共產國際有問題，他們被指控為無能，甚至宗派主義。
無論如何，事實是俄羅斯黃金在西班牙的信息通過官方監管渠道到達了瑞典民主外交政策的負責人，這是他的外交官對1932年1月騷亂的解釋：「共和國宣布一年後，瑞典公使館對進步感到擔憂，回歸君主制已經是不可想像的。」
而在1933年7月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後，丹尼爾森說，在復活節拒絕接受莫斯科的大使職位之後，曾要求蘇聯批准任命權力，正如丹尼爾森所知道的，由於候選人對蘇聯的「過分同情」而受到若干政府成員的不滿。
與蘇聯的關係問題再次成為伊萬·丹尼爾森在1933年10月與西班牙新任國務大臣談話的主題，桑切斯·阿爾博諾茲使他明白，西班牙並不急於進行大使互派，因為起初只能派臨時代辦到莫斯科，原因是蘇聯大使盧納切特夫斯基在巴黎病重。
丹尼爾松得出結論，西班牙寧願等到與該國的貿易關係得到解決後再任命駐莫斯科大使，也就是說，直到西班牙對蘇聯的出口部分抵消了西班牙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才能繼續這種活動。
在1933年12月30日，丹尼爾松與新任國務部長的一次採訪中，他們重新討論了西班牙-蘇聯關係，而皮塔和羅梅羅打算跟隨他的前任，丹尼爾松得出的結論是，俄羅斯競爭的瑞典木材出口到西班牙存在直接危險。
正如我們可以看到的，在瑞典對西班牙-俄羅斯關係的興趣之後，不僅有政治動機，也是一種商業上的策略。
我們已經提到了1934年十月革命，以及關於它的信息是如何被瑞典駐馬德里代表團覆蓋的，這裡我們還要補充一點，1934年的10月，瑞典海軍總參謀部收集了下列問題的信息。
革命的國際衝擊和可能干預，西班牙軍隊中是否存在紅色宣傳，如果有的話，我們必須了解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了什麼措施，最後為了回答瑞典的請願，通過這些事件的教訓要求西班牙國務部和戰爭部提供信息。
蘇奇亞和匈牙利外交代表，他們特別小心地把國際檔案政治和社會煽動者，對這個部門有迫切的興趣，任何國家的名義上的外國人，其干預最近的革命已經被觀察到作為準備和正在執行的運動。
這是瑞典社會民主黨對共產主義態度的又一個事實，這也是北歐國家共同的態度，在戰爭年代，伊莎貝爾·德帕倫西亞將定義西班牙共和國部長的權力。
1935年，西班牙面臨的是法西斯主義或軍事獨裁的危險，這是在馬德里的瑞典外交官以獨特的洞察力發現的，事實是，主義的進步問題只是間接地出現，在談到政治形勢時它會再次出現。
在1936年的春天，當時瑞典代表團甚至談到了「西班牙布爾什維克化計劃」，對主義的特殊擔憂被納入了更廣泛的擔憂，對西班牙民主的擔憂以及內戰的迫在眉睫的風險。
1936年2月的選舉，是西班牙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因此也是對瑞典駐馬德里公使館的分析，此後，瑞典駐馬德里公使館似乎幾乎完全集中於他們認為對西班牙民主未來的危急局勢。
伊萬·丹尼爾松描述了西班牙大選前夕的局勢，對可能的後果深感擔憂由於政治局勢不穩定和查帕普雷塔辭職造成的政府危機，局勢的「嚴重」和「威脅」到1935年底，左翼人民陣線的形成已經迫在眉睫，在新任政府首腦之後，他們想建立一個偉大的中央黨。
丹尼爾森認為他的主張可以成功，考慮到它得到了各省長的支持，那些人「就像在西班牙一樣」，明確批評凱西主義和操縱選票，對這位瑞典外交官來說，很明顯，真正的鬥爭將發生在聯合右翼和左翼聯盟之間。
丹尼爾森的悲觀觀點讓人知道他對共和國的持久性感到懷疑，他寫道，選舉可能不會舉行，因為當前的併發症可能會質疑當前政權的存在。
考慮到最近的政府危機是西班牙共和國四年半生命中的第28次混亂，共和國的敵人說，目前的政府制度沒有達到這個稱謂的穩定，這並不是完全錯誤的。
毫無疑問，在馬德里，瑞典全權部長所指的複雜性：政變和軍事獨裁的可能性。事實上，在12月的最後幾天，報導了吉爾·羅布爾斯與陸軍代表的採訪，他明確表示：「在戰爭部，上將們向我施壓，要求我宣稱，作為退役軍人需要面對一個由軍隊支持的獨裁政權。」
丹尼爾松再次批評共和國總統關於組建第二個波特拉內閣的行動，12月30日，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利益，以其作為國家元首的憲法職能為優先，同時，他暗示他對政府不贊成「非議會」和成為阿爾卡拉-薩莫拉手中的工具。
瑞典外交官的批評對象也是拉戈·卡瓦萊爾，他認為極端分子不尊重民主，因為他決心不接受選舉結果，如果選舉結果對他不利，他準備通過革命手段奪取政權。
1936年1月，丹尼爾森不相信中間派政黨的可能性，他贊同右翼的口號，即選舉是「支持或反對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公民投票，從「在選舉集會上已經表達的激情情緒」來看，競選活動將是暴力的。
丹尼爾松報告說，選舉在正常和良好的秩序中進行，沒有暴力，將人民陣線的廣泛勝利歸功於西班牙廣大選民的政治標誌的改變，西班牙人民對「前獨裁者普里莫·德里維拉之子創立的法西斯運動」持明確立場，並認為西班牙的政策將發生實質性變化。
丹尼爾松希望阿扎尼亞與吉爾·羅布爾斯達成協議，以消除「兩邊極端主義」的危險，並強調結果對金融世界的影響。在君主制家庭中，他們擔心類似於1931年的迫害和加泰隆尼亞，因為他提供了關於新政府組成的數據，並減少部委數量。
它反映了人民對阿扎尼亞奪取政權的熱情，強烈描述了右翼政黨對結果的沮喪，丹尼爾松還強調，在選舉即將重演的地區存在操縱選舉的危險，他說：「知道這個國家在選舉時的慣常方法，政府不應該錯過機會，以此進一步增加法院的數量。」
他報導了人民陣線的成立，不敢對選舉結果發表意見，儘管他認為阿爾卡拉·薩莫拉的立場「無論右翼聯盟還是馬克思主義陣線獲勝都是不可持續的」。
參考文獻：
《馬德里：政治和憲政研究》
《議會的權力：管轄權和特權》
《西班牙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