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比現實本身更客觀的現實，我們認為政治語言作為創造新社會現實的手段，其作用是解釋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有些事情並不總是被理解得很好，甚至會曲解了本身的含義。
我們不需要引用戈林的言辭或者那樣的典型例子，只引用正確的部分，例如西班牙、阿扎尼亞和普里托在1936年競選活動中的講話，或者是瑞典方面的演講。
阿爾賓·漢森(AlbinHansson)關於「民宅」的言論和瑞典外交部長理察·桑德勒的發言，到1936年外交使館作為歷史來源呈現的另一個有趣的因素是，它們提供的同步與日曆的結合只代表它們不是單獨研究的，而是在一定的時間段內與其他的事物聯繫在一起。
有時這可能包括與單一事件有關和非常短的時間間隔，通常來講，同樣的事件有兩個故事，在一個辦公室里，當它發生時，以及隨後的季度報告同步與異時的結合不僅可以欣賞價值的變化，甚至在所使用的概念的內容變化時有很大作用。
時效方面的重要性，這往往表明概念意義的變化和歷史時刻的改變之間的緊張關係，它們並不總是成對的，這是德國歷史學家萊因哈特·科塞萊克理論的基本主題之一，對「時間」因素幾乎獲得了所有歷史人物的肯定。
相比之下，英國人昆J·斯金納(QuentinSkinner)強調了同步的方面，強調作者所使用的概念應根據其修辭語境來理解，也就是說，其具體內容取決於其使用的具體時間，以及作者使用它的意圖是什麼。
在分析本研究所依據的可靠來源時，我們打算考慮剛才所評論的各種理論參數。然而，根據我們所採用的理論方法論選擇「引誘」方法，這基于格拉澤和施特勞斯的「基礎理論」，我們將跟隨斯金納在概念解釋問題上，認為它與所選擇的方法更接近。
這位作者，事實上，他拒絕分析話語的方法，認為不可能對概念本身進行歷史探究，而是在不同情況下使用這些詞的修辭，決定性的是作者的意圖。
最後，強調外交使團作為歷史淵源的價值，但不要忘記其局限性，他們是高度興趣的來源，因為，除了上面提到的，它不僅是一個主要的敘述來源，而且同時是他們對「目前」的期望表示關注的表現。
謠言、計劃和想法，以及政治環境和歷史發展的日常，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外交代表如何評價事實，因為事實正在發生，比如公眾輿論，尤其是那些被舉報人信任的人。
在這方面，外交報告就像一份合格的報紙封面，報紙的新聞來源是特權的表現，因為它從接收國的最高級別政治人物到自己的情報部門和友好國家的報告都是具有權威性的，一個國家的人民往往只能通過報紙來了解國家大事。
同樣的道理，什麼是他的實力？這也是它作為來源的局限性，我們通過一個人的眼睛看到現實，在那些低調的外交官中，由於團長缺席，他們就是新聞稿撰稿人，控制所有這些限制和影響。
他們是在時間和空間上，與事件和政治權力中心的密切關係方面處於絕佳地位的線人，但也有可能呈現出這些傾向，出於個人和文化訓練，或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或從他們所掌握的資源。
這個最新的主觀或傾向是不同的，然而，這隨著他們所報告國家的距離所減弱。
顯然，所有的外交官，特別是在政治現實的評估上，取決於所收集的信息、大使或領事，以及他們周圍的特殊人物和居住國的國民。毫無疑問，這些人以及他們對祖國的政治和經濟狀況的看法，將對最終結果產生重大影響。
在評估其中包含的信息內容時，重要的是要考慮到這一點。同時，重要的是不要忘記這些命令被制定的歷史背景，以及美國歷史學家赫克斯特所說的一個社會中的宏觀修辭學，也就是說，論據和資源的類型同樣重要。
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被接受的言辭，是當時西班牙和瑞典的外交圈子，在本研究中，我們選擇系統地提供現有的外交資料，並且直接引用，更廣泛的引用將在單獨的段落中提出，較短的文字將被納入主要文本，正確地加注文中。
引用的瑞典文檔的西班牙語版本是最好的證明，在某些情況下，當所使用的詞語具有特別相關性時，我們已經將相應的瑞典語詞語置於證據內。
這種方法選擇的動機是希望增加分析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戰略，根據昆汀·斯金納(QuentinSkinner)的理論貢獻，因為作者使用的表達方式，外交官對更好地理解他們想要傳達的信息至關重要。
首先，我們寧願避免使用大使一詞來指定瑞典駐馬德里和西班牙駐斯德哥爾摩的外交使團長，儘管這是今天常見的術語，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選擇使用當時的術語:全權部長，簡要分析瑞典或西班牙的部長在馬德里或斯德哥爾摩的行為。
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外交界有兩種類型的代表，大使館(由大使領導)和使團(由部長領導)，使館和使團之間的區別在於等級，使館的數量遠少於使團的數量，每個使館只在對其外交政策特別重要的國家設有使館，保持與他人的聯繫。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斯德哥爾摩沒有大使館，只擁有所有外交代表處在那裡的類別使團，而在馬德里有一些國外大使館，例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阿根廷，墨西哥，等等，有很多這樣的存在。
我們意識到，在這種背景下使用「部長」一詞可能會引起混淆，事實上，一些當代歷史學家使用「大使」這個詞來指稱他們，但我們認為最好保留正確的歷史術語，以此避免失聯。
通常情況下，我們選擇使用當時使用的術語來指定我們研究的對象不同的現實。例如，我們指定每個國家外交部及其負責人以當時使用的名稱:國務部、西班牙共和制和外交部，在瑞典，西班牙外交官稱其為瑞典外交部。
我們做了一些特殊的例外，使用「外交部」一詞來指明負責這些事務的佛朗哥機構，儘管在戰爭期間，它有不同的名稱和秘書處的級別。
我們還使用「首相」一詞來指定瑞典行政首長，而不是使用瑞典頭銜「國務部長」(statsminister)的直譯。原因很明顯，就是為了避免混亂。
因為它是用於指定負責外交關係的西班牙部的術語，西班牙外交官當時使用各種表達方式來指代瑞典統計部長(部長會議主席、政府首腦、政府總統都簡稱為上述人員的名稱)。
我們也會以優選的方式，來表達「佛朗哥的西班牙」和「佛朗科的西班牙」，是指所謂的「民族西班牙」或西班牙國家，雖然這個術語在技術上並不完全正確，之所以選擇這個詞，是因為這是瑞典外交中最常用的名稱。
儘管在瑞典的報告中有時也出現「民族主義西班牙」這樣的表述，以及「薩拉曼卡政府」或「布爾戈斯政府」的稱呼。後一種情況在前兩個月的爭端中最為常見。之後，法蘭克的西班牙語(Francospanen)在瑞典占主導地位。
研究1931年至1939年西班牙-瑞典關係的資料來源，可以通過瑞典和西班牙檔案館提供的文獻資料概覽，用於我們對1931年至1939年期間西班牙和瑞典之間的政治和外交關係的研究，同時不需要使用其他材料。
毫無疑問，與我們研究的主題最相關的文獻資料的主要檔案是外交部的檔案:外交與合作部檔案、馬德里(AMAEC)和瑞典國家檔案館。
此外，至於西班牙，我們將分析薩拉曼卡歷史記憶文獻中心(CDMH)的資金、行政總檔案館(AGA)和帕布羅·伊格萊西亞斯基金會(FP)在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的檔案館、馬德里國家歷史檔案館(AHN)、軍事歷史檔案館阿維拉(AGMAV)。
瑞典工人運動檔案館和圖書館(Arbetarrorelsensarkivoch bibliotek)也提供了相關文獻。在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的瑞典數字媒體檔案館(KungligaBiblioteket)瑞典媒體和資料庫檔案、安全警察檔案館也都很有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馬丁內斯·魯伊斯和皮·科拉萊斯的導遊在這段時間裡沒有提到任何關於瑞典的紀錄片，至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國家歷史檔案館，也許這是因為指南沒有下降到問題的表現，它主要涉及特定的文件集合。
國家歷史檔案館有一些與瑞典有關係的共和政客的資料，總的來說，人們對這些文件的興趣並不大，行政總檔案包含與我們主題相關的更多文件，儘管瑞典的主要資金來自較早的時期。不幸的是，西班牙大使館與瑞典外交部關於二十世紀初的信函是最大的漏洞。
為本研究的目的，最有趣的文件是包含在國務部與使館和使團之間的書面記錄，其中包含該部與西班牙外交使團進出函件的完整記錄、相關編號，多虧了他們，我們可以知道的主題增加了不少。
這是重要的，以填補在外交部檔案的資金空白，不幸的是，它們存在有很多，例如西班牙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1931年的信件，找不到關於這些事件的記錄。
幸運的是，我們可以將這些資料與瑞典國家檔案館(Riksarkiver)的資料進行比較，後者的資料非常豐富，而且，不僅僅因為文件上的空白，瑞典文檔可以幫助填補西班牙文檔中的空白，它也有助於填補多年來其他國家文檔的空白。
外交與合作部的檔案在其「更新檔案」中包含這個主題的大量信息，它分布在許多不同的領域，這使得它有時難以涵蓋，相對較少的文件包含完整的文件，從時間角度來看，西班牙外交使團收錄了1932年至1934年間西班牙駐斯德哥爾摩使團向國務部的大部分信件。
而且其中的主題是多樣的，但大部分涉及政治性問題，從市政和大選結果的信息，到政府更迭、公眾輿論的現狀，以及發送瑞典議會會議日誌的副本，都是有關國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的信息。
參考文獻：
《概念史的實踐、時間史、間隔概念》
《一個新的西班牙》
《鬥爭與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