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關於西班牙和瑞典關係的歷史研究都強調了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差異，是精神上的差異，而不是現實上的差異。儘管如此，它也強調了它所構成的在歐洲範圍內的定位，我們指的是兩國在所謂的「歐洲邊緣」中所處的位置。
這一框架被瑞典人普遍接受，這是他們對歐洲事實的歷史和概念意識的一部分。直到今天，瑞典加入歐盟近20年後，在瑞典，「歐洲」一詞經常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大陸"是指位於南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和不列顛群島與地中海之間的國家。
在西班牙則相反，出於顯而易見的歷史原因，有一種拒絕被視為歐洲」邊緣」的態度盛行，甚至在學術層面上可見。而且現在仍然擁有這種看法，這是一種傾向，突出個性歐洲大陸的西班牙，也就是西班牙歷史學，因此，它更傾向於使用伊曼紐爾·瓦勒斯坦提出的"半外圍"一詞，在歐洲範圍內指西班牙。
無論主觀觀點如何，毫無疑問，從地理和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過去兩個世紀來使用"歐洲外圍地區」一詞來指瑞典和西班牙是完全正確的。在所謂的當代時代，我們使用「外圍」這個詞來形容。
在羅伯托·羅素和胡安·加布里埃爾·托卡特利安指出的意義上，外圍條件對應於地理狀況，遠離擁有更大權力的國際體系的權力中心，或者是政治局勢，缺乏對外一級的廣泛自治能力，以及軍事地位的定義，可以從最主要和遞歸行為者的戰略角度來看沒有提升。
儘管兩國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差異，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他們分享了一個共同的現實:他們在大戰中保持中立。這將使兩個國家更接近，在國際舞台上處於類似的地位，這導致了它們的共同利益的增加:特別是在對歐洲大國採取的態度上，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
所以，令人驚訝的是，關於這個時期和隨後幾年的比較研究並不豐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從1918年到1939年，兩國之間的交流也並不突出。
羅伯托從比較的角度分析了現代化過程，在這兩個地理區域，瑞典和西班牙的共同點：這是他們各自環境中最大的地區 (俄羅斯除外)，同樣的也包括波羅的海和地中海世界。
兩者的國土，地下富含礦物質，尤其是鐵，它們是19世紀主要的金屬出口國，當這兩個國家進入19世紀，前帝國在經濟上下降，在歐洲範圍內，其自然資源與其政治和軍事力量之間的不成比例是顯而易見的。
除了這些相似之處，同樣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帕夫斯發生了多次革命事件其主要原因是戰爭對中立國的影響。
另一方面，直到20世紀末，似乎沒有必要強調它們之間的對比和差異，這是顯而易見的。除此之外，它們強調了瑞典的同質性，而不是西班牙的區域多樣性，以及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最偉大的民主傳統和協商一致的理想至上，這種理念與西班牙相反。
多虧了比較歷史研究的興起，儘管有明顯的困難，但這種方很有用，它經常提供新的和有效的視角，這些視角是純粹的專題研究無法獲得的，僅以當地資料為基礎的歷史學，而最近人們對此才有所了解，並且已經出現了一些關於西班牙-瑞典關係的研究。
這些是由瑞典政府通過其當時的駐西班牙大使提出的聯合項目，主要人物是托馬斯·伯特曼，其結果是所謂的「瑞典-西班牙歷史性會議」的組織。
關於佛朗哥的時代，瑞典檔案中現存的材料與很少有瑞典歷史研究一樣豐富的存在，它們都有一定的深度，任何關於該主題的研究項目都很難有參考書目可以依賴。
關於外交關係，令人注意的是，儘管它們在歷史上不是特別多產的，也不是特別重要的，甚至是西班牙外交部網站上關於瑞典的官方信息，以及瑞典語同名的西班牙信息，都沒有提到1979年之前兩國之間的關係。
因此，這個數據是支持我們打算在這裡討論的研究的基本方法，該報告的目的是深入分析20世紀30年代瑞典和西班牙之間的外交關係，以及它與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和西班牙內戰相吻合的局面。
我們相信，研究當時的瑞典和西班牙外交文件，可以為更好地了解歷史發展作出寶貴貢獻，關於兩國的外交政策和內政政策，我們希望能夠填補一個重要的歷史空白。由於歷史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度微乎其微，考慮到瑞典是人口密集的國家，與其人口規模相稱，更多的物質和人身援助給了西班牙共和國最大的考驗。
在當代歷史上這些關鍵年：瑞典-西班牙外交關係的分析呈現。毫無疑問，關於西班牙和瑞典的一系列問題，是關於西班牙瑞典外交對1931年至1936年西班牙共和國政治發展的設想是什麼，以及三年內戰的問題，這是悲傷的結尾。
西班牙政治生活的哪些方面有特別感興趣的瑞典外交官？瑞典觀察家對共和國的外部政策有何評價?瑞典對當時西班牙的看法如何與現有歷史學家所建立的相匹配?
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中多次出現，問題在於當時西班牙的瑞典形象與西班牙史學提供的數據是否一致。
關於瑞典，在考慮期間，西班牙駐瑞典外交官如何看待斯堪地那維亞國家轉變為地球上最早的福利國家之一，西班牙外交最關心的與瑞典有關的問題是什麼，引起這種興趣的原因是什麼，西班牙外交如何評估瑞典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在國際聯盟的框架內。
與對西班牙所說的話類似，值得一問的是，西班牙外交官對瑞典的印象是證實還是否認瑞典史學中的表演觀點。這項調查提出的第三組具體問題涉及瑞典和西班牙共和國之間的雙邊關係。
這種雙邊關係如何，瑞典和西班牙在國際聯盟框架內開展了何種合作，在內戰期間瑞典與西班牙共和國的關係是如何形成的，瑞典在戰爭中以何種方式支持共和國，瑞典和西班牙共和國之間發生了什麼衝突，這些都是問題。
我們可以關注瑞典與佛朗哥西班牙的關係，1936年7月18日至10世紀末期間，瑞典與弗朗哥的西班牙有何關係，內戰期間，佛蘭哥西班牙從瑞典得到了什麼幫助，瑞典和弗朗戈的西班牙之間是否發生了衝突?
我們將集中在這裡，主要是具體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西班牙駐瑞典使團和外交使團及其在西班牙的瑞典同名人員的表現，同時，我們還將討論些非機構層面的代表之間的聯繫。
兩個帕夫斯的政治和工會的同名，在瑞典和西班牙的外交文件中反映出來，為此，我們將分析兩國外交部檔案中可用的資料來源，例如瑞典外交部，西班牙外交與合作部。
此外，關於瑞典干預西班牙內戰的研究，我們將使用其他文件中包含的大量主源，民事和軍事，瑞典語和西班牙語。我們將在單獨的章節中更詳細地討論這一點，正如我們對瑞典和西班牙歷史學中這個問題的現狀的闡述一樣。
在對1930年代西班牙和瑞典關係的現有資料進行分析和評註之前，以及在瑞典和西班牙史學中闡述這個問題的現狀，有必要對本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進行一些澄清。本研究具有一定的跨學科性質，它不能不討論20世紀兩個歐洲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史、國際公法、人民法，以及國際關係。
這種研究在整個20世紀下半葉失去了現實意義，許多潮流認為政治和外交關係史的研究是現代關於歷史目的和方法的辯論中已經過時的主題。事實上，我們的研究對象在考慮，即使是今天，這作為一個過時的主題，以前幾個世紀的歷史記載，在這個時期，民族本身的政治歷史的興起似乎要求歷史學家對科學關注。
當然，傳統上強調國家間的權力關係，其中，外交是正確的工具。在有關當局的手中促進其觀點和國家利益，在國際範圍內同樣，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通常遵循傳統方法，往往是數量多於質量，在研究由大使館和外交部產生的文件。
除了分析每個國家對外政策目標的意圖和實現程度之外，一切都被拋在一邊，這必然導致國際關係史在社會科學之間夾雜在一起，社會學、國際公法和歷史，與那些和他們自己的方法的某些主導地位。
這可以看出，在權力視角的首要地位，或在運用理性行為者作為唯一合適的方法，這一點適用於瑞典，或許在更大程度上適用於西班牙。
經濟和社會史的興起，以及階級、性別、世代、種族或微觀歷史研究方面的新方法論視角，以及話語理論的理論方法，追隨後來被稱為後現代主義的關鍵作者，如福柯或里科，這促使了明顯的衰落，近幾十年來，在瑞典和西班牙的國際關係史研究中被體現出來。
在瑞典，具體而言，政治史研究正在消失，因為它幾乎完全不在大學歷史系的研究項目，有例外證實了規則，但歷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以社會歷史和概念研究為主，以政治歷史為代價。
這也反映在帕夫斯大學的歷史系本身的組織不存在，除特殊情況外，古代歷史的教授們，不論在中世紀、現代或當代，這些教席的持有者大多具有歷史學教授的一般頭銜，關於「特別的歷史....」由於性別歷史的特殊性、體育的歷史、勞動關係的歷史、環境歷史、社會歷史、當地歷史和歷史的教義，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這都被稱為「早期歷史」。
總的來說，儘管西班牙歷史的實質性方面仍然存在，中世紀的特殊性(中世紀、現代)在瑞典有偏見，但是對歷史理論和方法問題的關注是歷史學家的主要特徵，是與其研究工作多樣化的後果。
因此，儘管西班牙歷史學家是特定時期的專家，瑞典人更像是在運用歷史理論和方法的專家，不管他們所指的是什麼。
在實踐中，幾十年來，課程和歷史方法論一直占據瑞典大學歷史課程的核心位置，直到最近才開始看到這方面的敏感性變化的趨勢，他們重拾被遺忘的領域，就像中世紀的歷史那樣。
參考文獻：
《政治的首要地位:社會民主主義與歐洲二十世紀的形成》
《一個新的西班牙》
《西方人眼中的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