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在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的勁敵通常都來自北方。從傳說中葷粥（xūn yù）到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不是發源於塞外的大漠草原，就是來自東北的白山黑水。至於其他方向，像西南方向的吐蕃、南詔，南方的百越、安南等，即便強盛也只能逞雄於一時，在大多數時間裡對中原王朝來說只能算是癬疥之疾。
唯獨在華夏的東方，一望無際的大海隔絕了一切外敵，在數千年的時間裡保護著這片廣袤無垠的大陸。直到……很多人可能會在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於十九世紀駕著堅船利炮而來的洋毛，但事實上在此之前的近500年前，便有敵自海上來，打破了中國海疆維持了數千年以來的平靜。
這個敵人，就叫倭寇。
我們這個討厭的島國鄰居，向來表里不一，向來野心勃勃。對於強者，他們不恥於卑躬屈膝、逆來順受，即便被殺父奪妻也甘之如飴。而對於弱者，他們同樣不恥於暴露出自己禽獸和強盜的本來面目，什麼不是人的事都幹得出來，而且還以此為榮。
在唐龍朔三年（公元663年）的時候，他們第一次興起了蛇吞象之心，向東亞霸主發起了挑戰，然後就被唐將劉仁軌一棒子敲進了白江口那冰冷的海水裡。此後的近千年間，記吃也記打的小本子才誠惶誠恐的派出遣唐使，處處以華為師，再也不敢把自己的髒爪子到處亂伸。
直到明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在那個小島子上滅國無數、自忖天大地大都裝不下他了的豐臣秀吉又打起了借道朝鮮吞併明朝，繼而稱霸東亞大陸的祖傳主意，於是兩國又打了一場，史稱萬曆援朝抗倭之役。
但事實上明朝對於這個小矬子對手一點都不陌生。因為自大明開國以來，就一直在抗倭，而且是在自己的國土上抗。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此倭非彼倭。
01
在我們的印象中，類似傑克船長那樣的海盜好像都是西方的特產，可實際上哪片大陸都少不了靠海吃海的傢伙。比如在《後漢書》中就記載著一個叫張伯路的河北人（東漢的渤海郡，郡治在今河北滄州），在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前後在黃海沿海一帶干起了殺人越貨的買賣。官兵前來剿殺時，他們就駕舟退守海島，等大軍一退，他們就再度登陸燒殺搶掠。
這是在我國有明文記載的最早的海盜，距今已經有近2000年的歷史了。
此後三國時的「海賊胡玉」，東晉時的孫恩、盧循等，其實都是類似張伯路的海盜，只是規模有大有小不等。像孫恩、盧循不但當著海盜，還借五斗米教大肆擴充勢力，最巔峰時御眾數十萬，以至於海上之王都無法滿足他們的胃口，還想過把陸上皇帝的癮。孫恩盧循之亂持續了十餘年，將東南沿海地區禍害得稀巴爛，徹底斷送了東晉中興的機會，間接推動了劉裕勢力的崛起，也算是小人物推動大歷史的典型代表了。
南北朝過後，華夏基本一統，而且唐、宋、元等朝都非常重視海上貿易，因此加大了海上防禦力量的投入，使得近岸海盜基本絕跡。直到元明交替之際，對岸的小本子才跑來客串起了海盜的角色。
這幫傢伙是怎麼跑來的呢？這還得從忽必烈東征日本說起。
話說老忽的大軍雖然十分倒霉的兩次遭遇颱風、沒能把對岸的小本子怎麼樣，但還是把他們嚇得不輕。而且他們也深知所謂的「神風」不可能每次都那麼神，為了避免招禍，小本子乾脆宣布海禁，寸板不得入海。
可問題在於他們所處的那個破島物產不豐，經濟非常落後。許多生活必需品如絲、布、鍋、針及藥材等都無法自產，一旦沒了中國貨的供應，連日子都過不下去了。這可咋辦？馬子曾經說過，只要利潤足夠大，人們就有勇氣踐踏一切法律——這條真理，顯然對小本子也是適用的。
每百斤絲在中國的江浙等產地可能只值幾百錢，但運到日本就能賣到6、7兩銀子，其間的利潤足以令人瘋狂。於是無數日本的領主、貴族、武士以及商人紛紛玩起了偷渡，甘冒巨大的風險來中國貿易。而蒙古人雖然一看小本子就來氣，但看在送上門的稅款的面子上也就睜隻眼閉隻眼了，還專設了慶元（今浙江寧波）、泉州市舶司專司對日貿易。
所以在元日貿易中，對前者來說是合法的，於後者而言則是非法的。這就讓一些心思靈活的小本子發現有機可趁——老老實實的做買賣，雖然利潤巨大，但哪比得上無本買賣？而且因為這種貿易活動本身就是非法的，就算出現了殺人越貨的海盜行徑，當時的鎌倉幕府應該也懶得管，沒準還能給他們發一枚大勳章。
於是最早的倭寇就誕生了。他們專門打劫從元朝大採購後返程的同胞，對此鎌倉幕府果然全當沒看著，而元朝已經收了稅，還事不關己，自然更樂得吃瓜看戲。
但到了元末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主要原因是鎌倉幕府完蛋，日本進入了所謂的南北朝時期，成天打仗。而那些打了敗仗的大名、貴族和武士在島上無法立足，只好下海做起無本買賣。可問題是一打仗，在元日間做貿易的商人也少了，僧多粥少，填不飽肚子，這可咋辦？
於是這幫新鮮出爐的倭寇，就將目光鎖定在了高麗身上。
話說高麗這個民族，身處中日兩大強鄰之間，又總是熱衷於到處撩閒，所以免不了輪番挨揍。但非常奇葩的，是這個民族每次挨揍後的反應。
該怎麼形容呢？還是打個比方吧。高麗就像個小眉毛小眼大餅子臉的姿色平平的女子，但總是自以為是天下第一絕色。別人無意中瞅她一眼，就覺得人家想強暴她，無意中撞她一下，就認為人家想霸占她，然後就能自行腦補出至少一百集的倫理、動作、陰謀、宮斗、情色大戲——今天某宇宙強國的影視演藝產業能強勢輸出全球，這一祖傳基因應該算得上是居功至偉了。
所以一旦挨了揍，他們寧可死扛也不願意找援兵，就是生怕別人看上了自家的窮山僻壤、占住了就不走，總是要見到棺材了才想起來求救。比如百濟，當年都快被唐軍攆下海了才向小本子求援，結果援軍不給力，所以只好亡國。比如萬曆援朝之役，朝鮮國王李昖被揍得都快跳鴨綠江了，才捨得向宗主國大明朝呼救。再比如70年前的那場戰爭，大太陽同志同樣是快被攆出國境了，才終於慷慨的邀請我們過去幫個小忙。
於是當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來了一幫亂糟糟的倭寇登陸搶劫時，高麗君臣照舊準備死扛。可問題是該國軍隊的戰鬥力從來都是嘴炮宇宙級，實戰小區級，很快就被一幫從日本流竄過來的敗軍之將打得落花流水。這可咋辦？好辦。眼一閉，心一橫，再雙手抱頭——有本事你就打死我！
本就是游兵散勇的倭寇自然沒有滅國的本事，而且還嫌棄高麗太窮、搶不到好東西。於是他們的目光忍不住向南移動，就瞄上了占據東亞大陸絕大部分富饒土地的那個龐然大物。
02
從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到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的5年間，倭寇從高麗跨海而來，持續襲擾山東沿海。當地守將劉暹——這個僅在史書中留下寥寥十餘字，身世、履歷乃至於官職均不詳的元朝將領屢次率軍出擊，將倭寇迎頭擊潰，使其不得不縮回海上，不敢再來找死。
但只有一個劉暹，是無法扭轉大勢的。
曾經強大無匹的元朝，在當時已經離死不遠了。在南方，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等同樣舉著反元旗號的義軍在互毆，在北方，一大堆名字中帶著「帖木兒」的蒙古王公軍閥，在元順帝妥懽帖睦爾、皇后奇氏（高麗人）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這一家三口的幕後支持下瘋狂內訌——反正大家都忙著打內戰，誰有閒心搭理什麼倭寇？
在各方勢力的一致縱容下，剛被劉暹打殘的倭寇舔舐好傷口後，便迸發出更大的野心和貪慾。從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即大明朝立國第二年起，倭寇便開始騷擾山東、江蘇沿海。在未受到重視和大力打擊的情況下，他們的膽子越來越大，劫掠的目標很快就擴大到浙江的明、台、溫諸州以及福建部分州縣，給東南沿海地區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這下朱元璋就不能不重視這個問題了。對此他採取了兩個應對措施，其一是遣使赴日與室町幕府交涉，要求其嚴格約束國民並出兵打擊海盜。不過老朱不是老忽，沒有渡海東征的想法和能力，所以室町幕府對他的要求也不是很重視。像足利義滿（就是動畫片《聰明的一休》裡邊那個傻了吧唧的將軍）在位時對打擊倭寇很配合，他兒子足利義持因不願向明稱臣而斷絕了了兩國貿易，還對倭寇大加縱容和支持。等到足利義教上位後，又為了取得對明朝貢貿易的機會開始大力打擊倭寇。
室町幕府靠不住，老朱只好靠自己了。
其實相對於倭寇，更讓朱元璋緊張和警惕的，是老冤家張士誠、方國珍的那些流竄於沿海和海島之間的舊部。為了杜絕這些隱患，他自認為想到了個好辦法，那就是禁海。
從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到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先後7次下達禁海令，從罷廢市舶司、斷絕對外貿易到「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三十九·洪武十四年冬十月》），再到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甚至連藩屬國朝貢覲見都一度被禁止。同時他還在沿海地區大修堡壘，比如在福建海岸「築城一十六，增巡檢司四十五，得卒萬五千餘人」，在浙江「築城五十九，分戍諸衛」（《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列傳第二百十》）等等，力保海外之敵無法登陸，同時也勒令國內寸板不得入海。
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堅持他老子的禁海政策，同時卻派遣鄭和率領龐大的艦隊數下西洋。甭管他的目的是尋找建文還是宣揚國威，反正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行為激起了東南地區原本經營海貿、如今卻因禁海而損失慘重的士紳富商們的極大憤怒。
別以為皇帝就有什麼了不起的。得罪了不好惹的人，照樣分分鐘給他點顏色看看。於是東南海商勾結倭寇大肆襲擾，搞得朱棣這位戰爭狂人焦頭爛額，竟然要求軍隊固守，不得輕易出戰：
「金山衛奏有倭舡百艘，賊七千餘人，攻城劫掠，上敕海道捕倭都指揮谷祥、張翥，令以兵策應。又令各衛所固守城池，賊至勿輕出戰，有機可乘，亦不可失。務出萬全。」（《明太宗實錄·卷一百九十·永樂十五年六月》）
話說就在戰火紛飛、內戰不休的50多年前，一介無名之輩劉暹單憑一地之力就能打得倭寇落花流水，不敢再犯。而洪武、永樂年間無疑是大明朝國力、軍力最為鼎盛的時期，為何竟被區區倭寇打得只敢據城自守、不敢出戰？
要說正將蒙古人揍得屁滾尿流的明軍打不過一幫在那個破島上都站不住腳的敗軍之將，這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朱元璋、朱棣父子肯定不懂何為「海權」，更不懂如何迎戰從海上來的對手，便想當然的將大海一禁了之，以為這樣就能讓倭寇知難而退，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
殊不知海上敵唯有海上戰，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應對方式。棄海守岸無疑是最愚蠢的選擇——大明朝有近3萬公里長的海岸線，倭寇在海上暢行無阻，可以隨意攻擊任何一點，朱元璋、朱棣得派多少兵馬、修多少城堡才能真正的將倭寇擋在外邊？他們要是真這麼幹了，估計大明朝的財政早被折騰得破產好幾回了。
所以禁海禁海，禁來禁去就禁了個寂寞，反倒讓大明朝的沿海地區成了倭寇狂歡的樂園。據史料記載，在洪武、永樂朝的57年間共遭倭寇劫掠94次。而在洪熙到正德朝的近百年間，大明雖然日益文恬武嬉、國力下降、軍備廢弛，但「倭寇來了」的警報卻僅僅拉響過17次，這又是何道理？
原因很簡單——在朱棣之後的從朱瞻基到朱厚照的歷任大明皇帝，統統都是嘴上說著嚴守祖訓、堅持禁海政策不動搖，但實際上都對自家老祖宗那近乎倒行逆施的破規矩不怎麼感冒。所以要是有人違反了禁海令，他們基本都當沒看著，還經常在暗中推一把、幫一下。
事實上早在永樂末年，在倭寇問題上撞得滿頭是包的朱棣就已經默認了重開市舶司。既然市舶司都開了，他的子孫再允許藩國前來朝貢覲見也就沒啥心理負擔了。至於藩國就拉來一船貢品，屁股後頭卻跟著好幾條船的貨物想到大明來販賣，只要交足了稅款也沒人願意追究，不然重開市舶司到底是為了啥？
再後來有膽大的海商戰戰兢兢的重操舊業，結果發現還是沒人來抓，於是老朱的禁海令就徹底成了廢紙一張，大明朝的海上貿易往來又重新紅火了起來。在這種局面下，朝廷、地方、士紳、海商以及日本、南洋等地的藩國形成了利益共同體，誰專門來搞破壞自然就成了討人嫌的角色。
所以用不著大明朝耗費巨資駐兵、修堡，想在海貿生意中發大財的各方勢力就會自發出手，搞得倭寇死去活來。就算還有不怕死的敢跑來搶劫，也鬧不出多大的規模和破壞力了。
03
如果大明朝的海上貿易繼續這麼紅紅火火的發展下去，倭寇早晚得統統餓死——唐、宋、元朝即是如此，只要生意做得好，就沒有海盜的容身之地。
可偏偏大明朝出了個不走尋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
這廝以宗藩繼皇統，本身就缺乏權威和安全感，成天覺得「總有刁民想害朕」，所以一登基就搞出個大禮議事件，跟滿朝文武頂起了牛。
大禮議事件持續了20多年，最終的結果雖然是朱厚熜成功的將朱佑樘弄成了「皇伯考」，還給親爹朱祐杬、親媽蔣氏追尊了帝後尊號，迎進了太廟，但卻使得君臣關係徹底破裂，說是彼此間視若仇讎也不為過。
於是在整個嘉靖年間，朱厚熜跟滿朝文官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斗，鬧得不可開交。直到最後朱厚熜煩不勝煩，乾脆把自己關在宮裡修道煉丹、不肯上朝，還放出嚴嵩這隻忠狗把文官們折騰得雞飛狗跳。
當然朱厚熜自己也沒閒著，找到機會就給文官挖坑，比如發生在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的爭貢之役。
此時的日本正處於所謂的「戰國時代」，室町幕府說話屁用不頂，地方大名各自為政，成天打成一團，對明貿易也搞得亂七八糟。比如這一年日本來大明朝貢的使團里就有一對冤家對頭——細川氏和大內氏，因為新仇舊恨大打出手，從寧波打到紹興，繼而狂性大發，沿途殺掠，奉命追擊的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等明朝官兵因此戰死。
這下事鬧大發了，一大堆貪贓枉法的官員因此落馬，謙道宗設、宋素卿等罪魁禍首被處死，這件破事按理說也該落幕了。誰知到了6年後的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朱厚熜突然間一聲令下，又以爭貢之役以及維護祖制為由撤銷了寧波市舶司，中斷了中日貿易。
這又是為啥？
因幾年前的左順門案，朱厚熜用翻飛的廷杖不但打爛了近二百名文官的屁股，更徹底打爛了君臣關係。從此大明朝的皇帝和文官對立，成天琢磨著給對方添堵。
所以有一天朱厚熜不知道受了什麼刺激，就打起了通過禁海打擊文官集團的主意。
明朝本身就是個崛起於南方的政權，再加上南方文教發達，尤其擅長考試，所以朝中籍貫在南方的文官極多。同時，因為南方經濟發達，官、紳、商關係尤為緊密。這麼說吧，在大明朝的高官中，十個裡邊至少有八個是南方人，其中至少半數的家族經商，而且普遍與海外貿易有著或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朱厚熜這麼一禁海，自以為是一棒子打在了那些南方文官的七寸上——讓你們再跟朕斗，直接把你們的錢袋子給廢了，看你們哭不哭！
可大明朝的文官哪是那麼好對付的？要知道後來的崇禎皇帝朱由檢窮得都快當褲子了，都沒法從南方徵收到一文錢的商稅。朱厚熜憑區區一個禁海令就想令其屈服，那純粹是做夢！
你皇帝老兒不是撤了市舶司、不讓我們干海貿嗎？那太好了，我們乾脆連稅都不用交了，直接走私！
結果就是朱厚熜聰明反被聰明誤，白白損失了一大筆稅款，反倒讓東南海商賺得更加盆滿缽滿。
本來事情就這麼發展下去，倒霉的只有大明朝廷和朱厚熜，剩下的都是既得利益者，而且倭寇照舊擠不上這場饕餮盛宴的台面。但問題是人的貪慾是無止境的，賺得越多就越不知足，這下就鬧出事了。
按照原本的流程，有大票文官支持的東南地方官府、富商豪紳出資組織茶業、絲織業、瓷業等出口產品的生產，然後將產品銷售給海商，再向市舶司繳納過稅款後就可以搭船出海，運往朝鮮、日本及南洋地區。可是在市舶司這個中間環節消失以後，就不僅僅是少繳一筆稅款的問題了，更在於缺少了一道保證交易各方公平買賣的保障。
於是地方官府和富商豪紳仗著官商勾結的背景，加上有朝廷三令五申禁止海商出海的「聖諭」為憑，就開始大肆敲詐盤剝海商。要麼是貨物以次充好，要麼是光收錢不供貨或少供貨，要麼就是欠錢不還，甚至為了賴帳直接舉報人家走私通倭——一旦到了這個地步，海商就不是大把錢財打了水漂那麼簡單了，抄家滅族都是分分鐘的事。
在這些貪得無厭的土豪劣紳的殘酷壓榨下，大批海商紛紛破產。可問題是在那個年頭敢在海上討生活的，幾乎個個都是亡命徒，在被逼上絕路的情況下，他們會做出何種選擇，用腳後跟想都想得出來。
於是走投無路的明朝海商與窮途末路的日本海盜走到了一起，就形成了差點搞崩了大明朝半壁江山的嘉靖倭亂。
在嘉靖朝的45年間，光是東南沿海就大大小小鬧了628次倭患，占終明一朝276年倭患總數的80%以上。可以說在今天我們所指的倭寇，都是在嘉靖朝鬧的。
04
所以讓我們義憤填膺的口誅筆伐了好幾百年的倭寇，其中的大多數其實並不是那個破島子上的小本子，而是如假包換的大明子民。當然這不是我瞎說的，而是在當時的大明朝上下人所共知的事情，就連躲在深宮內院裡不露頭的朱厚熜都心知肚明：
「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明世宗實錄·卷四百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
在胡宗憲擔任東南總督清剿倭寇期間，曾聘請鄭若曾、邵芳等名士編寫了一部名為《籌海圖編》的書籍，其中詳細列舉了14股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的詳細資料，統統都是明人，就沒一個「真倭」。比如徽州府歙縣人汪直和徐海、浙江人葉麻、福建人陳東這「四大寇」，光是看名字，也賴不到人家小本子頭上啊？
而倭寇中的「真倭」，不但人數少，日子過得還特別苦逼——最硬最難的仗都是他們去打，死傷也是他們最多，啃下硬骨頭後盡情吃肉（燒殺搶掠）這樣的「好事」卻基本輪不到他們，戰後分贓也永遠是拿得最少的。為啥？沒地位唄。這幫倒霉蛋要論政治、經濟頭腦以及領導能力那是絕對沒有的，否則怎麼會在老家都混不下去、被攆到了大海上當強盜？而到了大明的陸地上，這幫傻貨更是連東西南北都分不清，想打劫都經常找不到地方。所以除了一膀子力氣外，「真倭」們簡直是一無是處，離了那些來自大明的「假倭」連活下去都費勁。
這也是在「假倭」都老老實實做海貿生意時，「真倭」連一點水花都撲騰不起來的主要原因。
所以真正的倭寇只能淪為廉價打手，冒牌貨的「假倭」倒混得風生水起，讓「真倭」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死心塌地的給他們賣命——至今汪直這位「五峰船主」的塑像還立在日本，供人瞻仰紀念呢。
而除了個別腦子裡長得都是肌肉的傻蛋外，絕大多數倭寇頭子襲擾東南沿海的目的並非就是單純的燒殺搶掠。用汪直的話說，他們之所以這麼幹，就是為了「要挾官府，開港通市」。
說白了就是只要朝廷不禁海了，他們就不鬧了，更願意規規矩矩的做海貿生意。
但朝廷能答應嗎？首先朱厚熜就不能幹。這位嘉靖皇帝不乏聰明才智，很快就發現自己瞎扯淡惹了大禍，當然後悔不迭。可問題是這廝的性格既自私、剛愎又刻薄、毫無責任感，同時還極好面子，讓他認個錯比殺了他還難受。所以想在嘉靖朝解除海禁，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反正倭寇又打不到北京城，所以朱厚熜還挺得住。
而那些給東南的土豪劣紳當保護傘、逼得海商當起了倭寇的文官們呢？自然也不待見汪直這樣的真海商、假倭寇。畢竟後者就是被他們逼去當海盜的，一旦招安了，這麼大的把柄在人家手裡握著，晚上睡覺都不安生。
總之就是大明朝的皇帝和高官們圍繞禁海這碼事鬥法，結果都玩砸了。雖然倭寇這個問題其實很好解決，將海禁廢了就萬事大吉，可這麼一來，無論皇帝還是高官的面子就都沒了，所以他們死活不干。於是東南的百姓就倒了血霉，只能被倭寇沒完沒了的禍害。
既然海禁動不得，那對倭寇就只有剿滅一途了。可問題是誰都知道只要海禁不解，哪怕剿滅了汪直、徐海，早晚還得冒出更多的張直、李海，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
所以哪怕戚繼光、俞大猷們再能打，但倭寇問題卻終究不是將軍們能在戰場上徹底根除的問題。因此在當時但凡有點頭腦的人都很清楚——要徹底解決倭寇問題，只能等朱厚熜駕崩。
果然，從朱厚熜掛掉到明亡的近80年間，倭患驟降到48次，又基本恢復到了洪熙到正德朝時的水平。
05
嘉靖倭亂的高潮主要集中爆發於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到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在這19年間，朱厚熜共指派過3任正式的抗倭主帥，即朱紈、張經和胡宗憲。只不過這仨老兄的下場，簡直是一個比一個慘。
若是只算打倭寇的本事，無論是最終勝利了的胡宗憲還是「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的朱紈、張經其實都不差。可一旦坐上了抗倭主帥的位置，把倭寇打成什麼樣反倒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那啥才重要？當然是讓那些立場殊異的國內各方勢力的大佬們統統滿意，起碼也得保證他們的利益。否則就算胡宗憲們能把倭寇連同其祖宗十八代都殺得一乾二淨，照樣逃不過被卸磨殺驢的下場。
這恰恰體現了這場抗倭戰爭的本質就是場內戰，而非抵禦外辱的國戰。
先說朱紈。這位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進士是蘇州人，家世清白，為人忠直，宦途上始終在地方為官，跟朝中各黨以及東南沿海地區的利益集團沒什麼牽扯。所以朱厚熜才放心的派他提督浙江、福建海防軍務，巡撫浙江。
可問題在於朱紈此前沒什麼執掌兵事的經驗，對東南地區倭患的複雜成因及牽扯到的國內鬥爭背景都缺乏了解。可以說他就是單純的認為自己是肩負「皇命」而來的，而朱厚熜甭管心裡是怎麼想的，但對於倭患的公開態度就兩條，其一曰堅持禁海不動搖，其二曰逢倭必剿，早打光了早好。
朱厚熜是這麼說的，朱紈就信以為真，到任後立馬大張旗鼓的力行禁海：
「紈巡海道，采僉事項高及士民言，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具列其狀。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明史·卷二百五·列傳第九十三》）
他採取的具體措施是收繳並嚴管民間船隻，強化保甲制度，嚴打走私，試圖在根源上斷絕倭寇在人力、物力和財力的來源。在這些措施起到效果後，朱紈斷然出擊，連續大敗盤踞在雙嶼及溫、盤、南麂等地的倭寇，抓獲倭酋許棟、李光頭等百餘人，並公開將其明正典刑。
朱紈為啥急著殺人？因為他的一通連環出擊搞得東南局勢天翻地覆，倭寇被打得遠遁千里、不敢靠岸，走私海商被大批查扣逮捕，損失慘重，而給他們供貨的東南士紳，當然也被斷了財路。
如果抗倭之戰是一場純粹的戰爭，那麼朱紈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可惜的是，抗倭並非是簡單的將倭寇打跑、殺光就行，關鍵在於怎麼擺平國內大佬的利益要求。而朱紈非但沒擺平，反倒激化了矛盾。
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於是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如潮水般的湧向了朱紈。
為了表明自己堅定的立場，朱紈才不走法定程序，而是使用上任前朱厚熜給他的「相機處置」的特權大開殺戒。
百多顆人頭落地之後，朱紈與東南利益集團的關係徹底不可修復。於是後者瘋狂的彈劾其擅殺之罪，幾乎到了舉朝皆曰朱紈該殺的程度。最後連朱厚熜也扛不住壓力，只好下令將其免職逮捕。
此時的朱紈才恍然大悟，原來他的對手從來都不是倭寇，而是朝中的那些衣冠禽獸。剛烈的朱紈不甘受辱，乾脆仰藥自盡：
「『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寇之盜尤難……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明史·卷二百五·列傳第九十三》）
朱紈死了，但倭寇還得打，於是朱厚熜又調來張經接班。
與一腦袋漿糊上任、到死才弄明白是非的朱紈相比，張經不但是福建人，深諳倭患背後的水有多深，而且此前任官兩廣時積累了很多軍事經驗，戰功頗豐。所以他到任後，根本不管什麼禁海不禁海、走私不走私，就發揮特長、揪住倭寇猛打——只抓軍事、不涉政治，這下朝中應該不會對他下絆子、拖後腿了吧？
可問題是朱紈在時好打的倭寇，輪到張經就不好打了。
為啥？朱紈雖然不受東南官紳的待見，但他為官公平又治軍嚴格，還能打勝仗，所以深受廣大官兵的擁護和愛戴。可就這樣一個威望甚高的好上司，卻被朝廷逼得自盡，麾下如柯喬、盧鏜等功勳赫赫的嫡系將領也被下獄論死。於是整個東南明軍的士氣跌到了冰點，與倭寇作戰，稍有不利就望風而逃，根本就不堪一戰。
對此，經驗豐富的張經採取兩條腿走路的辦法，先是徵調了在兩廣作戰時深得他信賴的舊部，即廣西、湘西的狼土兵，同時對主力部隊裁汰擇優，選將調兵，並不急於一戰，而是等部隊訓練好了再出兵。
張經的計劃沒問題，但他卻忽略了此前在東南事務中一直保持沉默的一方大勢力，那就是嚴黨。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春，倭寇進犯乍浦、海寧，攻破崇德，轉掠浙西，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因此時狼土兵尚未到位，主力部隊仍處於訓練期，所以張經對此無能為力，只能向朱厚熜拼命解釋。但多疑的後者仍勃然大怒，認為張經養寇自重，有不臣之心，便派兵部侍郎趙文華到浙江當監軍，督促張經作戰。
趙文華的另一個身份是嚴黨骨幹、嚴嵩的乾兒子。話說當時的嚴黨雖然獨掌大權，還能讓朱厚熜言聽計從，但嚴嵩對於倭寇問題的態度還是很慎重的，因為他知道這裡邊的水太深，貿然介入很可能費力不討好，所以一直未插手東南。可問題是趙文華不但貪婪無度，更加沒腦子，一到東南就循例向張經索賄。可問題是張經跟嚴黨雖無宿怨，但作為清貴士大夫中的一員，自然也不肯與其同流合污，便斷然拒絕了趙文華的無理要求。
趙文華在京城都是橫著走的，什麼時候碰過這樣的硬釘子？於是恨得牙痒痒的他上疏彈劾張經糜餉殃民，還害怕敵人貽誤戰機，要求將其撤職查辦。
誰知趙文華的奏章還沒到北京，張經這邊已經準備就緒，遂於當年五月與倭寇決戰於王江涇。經數日激戰，倭寇大敗，被斬首近2000人，燒死和墮水溺斃者不計其數，取得東南抗倭以來最大的一場勝利。
於是朱厚熜就同時收到了兩份上疏，一份要求治張經之罪，一份則是王江涇大捷的捷報。這下他不知道該咋整了，就問嚴嵩。恰恰此時嚴嵩正跟內閣次輔徐階鬥法，而張經上任東南督帥正是徐階所薦，嚴嵩哪能放過這個給老對手上眼藥的機會？立馬顛倒黑白，說是張經冒功，勝仗是人家趙文華和胡宗憲打的：
「已而帝疑之，以問嵩。嵩言：『徐階、李本江、浙人，皆言經養寇不戰。文華、宗憲合謀進剿，經冒以為功。』因極言二人忠。帝深入其言。」（《明史·卷二百五·列傳第九十三》）
朱厚熜大怒，下令將張經下獄，並在當年十月斬首。
06
張經冤死後，胡宗憲繼任。關於胡宗憲是如何取得抗倭戰爭勝利的，我曾在《胡宗憲是個了不起的英雄，所以他的人生就註定了是個悲劇》一文中寫得很詳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去看一下。
簡單說，就是朱紈因為堅決執行皇帝的禁海令而倒霉，張經因為得罪了嚴黨而遭殃。而胡宗憲充分吸取了前任們的教訓，爭取在讓各方面大佬們都滿意的情況下，把倭寇的問題解決掉。
為了讓皇帝滿意，胡宗憲竭盡全力支持戚繼光、俞大猷等優秀將領作戰。不但允許他們自行招募兵馬，這才有了大名鼎鼎的戚家軍、俞家軍（這在明朝官場可是能掉腦袋的大忌），而且一旦出了問題，胡宗憲從來都是寧肯自己背黑鍋，也不讓心腹愛將受到任何傷害。正是有了他的全力支持，戚繼光、俞大猷們才在與倭寇的作戰中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戰績，直至將其趕出大明的國土。
為了讓嚴黨滿意，胡宗憲不惜把自己扔進泥坑，大肆受賄、挪用軍費，再瘋狂的賄賂嚴嵩、嚴世蕃父子，同時一旦取得功勞，統統推到嚴氏爺倆頭上。總之在他的竭力奉承下，嚴黨將其視作自己人並予以保護，才讓胡宗憲安坐抗倭主帥之位，不至於走上朱紈、張經的覆轍。
為了讓東南利益集團滿意，在禁海令不可能解除的情況下，胡宗憲力主招撫汪直、徐海等倭酋。並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內，對於東南沿海地區的走私活動採取縱容的態度。
可以說在胡宗憲擔任東南總督，總制南直隸、浙、福等處軍務的7年間，他的主要精力並非用在與倭寇作戰上，而且幾乎全花在梳理國內事關東南事務的各大勢力的關係上——「攘外必先安內」並非總是某委員長扯淡時的託詞，在很多時候仍是至理。等胡宗憲把國內各方大佬都伺候明白了，倭寇就成了土雞瓦狗，只需輕輕一推就會土崩瓦解。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戚家軍在台州九戰九捷，全殲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戚繼光與俞大猷擊滅盤踞在廣東、南澳的倭寇，取得了東南抗倭戰爭的最後勝利。
然而，能讓各方都滿意的辦法，就是各方都沒法完全滿意，所以胡宗憲的下場自然也好不了——就在戚、俞二將驅逐了最後的倭寇的同時，胡宗憲這頭失去利用價值的驢子自然要被卸磨殺掉。而不甘受辱的胡宗憲，也走上了朱紈曾走過的老路，在寫下「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雲」的絕命詩後，伏劍自盡。
胡宗憲死了，戚繼光被調往北疆防備蒙古人，禁海令猶在，走私仍大行其道，小股的倭寇自然又死灰復燃。東南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嘉靖八年朱厚熜剛抽瘋時的景象，說不定哪天又會戰火重起，進入下一個輪迴。
幸好朱厚熜及時死掉了。他的兒子朱載坖一即位，就將那個倒行逆施的禁海令廢掉，史稱「隆慶開關」。
從此東南風平浪靜。大家都忙著做生意，誰閒著沒事去當海盜？